研究動機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 2015 年 3 月辭世，媒體回顧他的一生，最令人津津樂 道的是他帶領沒有天然資源的新加坡，由馬來西亞的一個邦，獨立建國、成為當 前全球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亞洲四小龍」這幾個字，又從人們記憶深處被挖掘出 來，隨著媒體反覆播放，作為見證那段亞洲經濟快速發展榮景最具代表性的字眼。

依據世界銀行統計(The World Bank, 1994: 27-77)，這些國家 1960 年到 1990 年 間，每年平均所得成長 5.5%。

當時東亞經濟奇蹟，歸納具備以下特色：快速且持續的成長、減少貧富差距 及貧窮現象、出口的急遽成長、快速人口變遷、高投資及儲蓄率、人力素質提升 及生產力快速成長等。經濟的快速成長改善戰後人民的生活品質，並在經濟官僚 的指導下與企業建立適度連結、以發展產業，國家擁有足夠的能力與自主性可以 干預市場，創造出高度經濟成長的奇蹟。

當時臺灣名列亞洲四小龍，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所謂「高科技產業」的出 現及蓬勃發展，扮演著東亞國家近三十年來經濟發展的重要角色。1970 年代中期 到 1980 年代中期間臺灣發展積體電路、也就是俗稱的半導體產業，以及電子、電 腦等資訊產品相關產業，包括設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吸引海內外人才以發展科學 技術產業。1986 年以國家資金結合外資設立臺灣積體電路公司等措施，經常被學 者指為發展型國家的典範。尤其當科技創新結合東亞國家獨特之文化背景，國家、

社會及市場之間的關係，更是充分驗證發展型國家理論模型及其特色。

早期由於低成本的生產優勢，吸引了許多歐、美、日的半導體公司到臺灣加

工出口區設廠。到了 1980 年代，美、日爭奪半導體市場的主導權，臺灣成為美日 的原廠設備代工製造生產基地，基本上，臺灣並非技術領先者，但臺灣具備快速 跟隨能力，因此得以在高科技產品市場發展出其特殊利基，快速掌握大量生產的 主流技術，這正是臺灣產業的主要特徵。隨後發展出半導體晶圓專業代工模式，

可謂獨步全球，臺灣半導體產業發展 40 餘年，產業產值已達 2 兆元新臺幣以上，

甚至在國際間，占有舉足輕重的角色。

根據 IEK 出版《2017 半導體產業年鑑》(陳婉儀主編，2017)數據顯示，臺灣 IC 產業上下游產業鏈完整，從上游的 IC 設計到後段的 IC 製造與 IC 封測及 PCB 產品產業，專業分工模式獨步全球，總 IC 產值蟬聯數年全球排名第 2，僅次於美 國；臺灣晶圓代工產值全球排名第 1，全球市占率達 70.7%，先進製程如 20nm 及 16nm 的專業代工居全球領導地位；臺灣 IC 封測產值全球排名第 1，全球前十大 專業封測業者中臺灣占有一半以上，全球市占率達 55.5%；臺灣 IC 設計產值市占 率雖然遠遠落後於美國，但是也名列全球第 2；臺灣記憶體製造以 DRAM 為主，

其次為 NOR Flash 及 Mask ROM，記憶體製造產值全球排名第 4，次於韓、美、

日。

由於我國半導體產業在國際間極具重要性及競爭力，並具備未來發展性及帶 動我國相關產業鏈之效益。總統蔡英文在 2016 年 3 月當選時到竹科與半導體產業 座談表示，半導體產業是國家級產業，可說是臺灣經濟的支柱，希望將來整合業 者，組成「臺灣隊」打國際盃(經濟日報，2016 年 3 月 7 日)。顯示其上任後將用 國家力量來整合半導體產業，組成國家隊，共同面對對岸中國大陸發展以其自身 市場優勢，以國家力量發展半導體產業，也就是所謂的「紅色供應鏈」挑戰。然 而產業興衰基本上是受市場力量支配，政府介入要獲致成功，還須視客觀條件能 否配合。

但是在另一方面，臺灣社會對於是否應繼續以國家力量、發展積體電路產業，

有著分歧的看法。立委黃國昌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臺灣過去一直迷信 GDP 成長，

許多產業長期仰賴社會的外部成本來創造利潤，像是接受電力補貼、或是有較為 鬆散的環境控管，讓整體社會承擔企業的成本，藉此獲利，卻忘記回到「以人為 本」的幸福經濟，他認為臺灣的經濟發展模式應全盤檢討，他甚至還說，若要在 另一個台積電及 1,000 家捷安特之間做選擇，他寧可選擇後者(經濟日報，2016 年 2 月 5 日)。

對於產業環境的改變，臺灣政府很難像過去一二十年前或是其他發展中國家，

透過抑制產業生產成本，以代工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相對地，近二十年來臺灣 政府透過產業政策及租稅減免等手段，希望輔導傳統產業升級轉型，或是複製過 去電子產業發展經驗、發展及扶植新的產業種類，但是成效不是不明顯，就是發 展幾年便胎死腹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面板和 DRAM 曾是政府大力扶植、被譽 為「兩兆雙星」的產業，一路走來，不是變成「兩道流星」(聯合報，2015 年 12 月 15 日)，就是列入「四大慘業」(經濟日報，2015 年 4 月 7 日)，顯示以臺灣目 前的國力與財力，似乎很難再投入這種資本密集且技術更迭快速的產業，因為這 種動輒需要投資百億、千億元，又常態性要面臨巨額虧損的產業，已非一般國家 能夠支撐得起，只有像韓國、中國這種擁有大財閥與國家資本的支持，才可能用 鉅額補貼或融資，協助企業撐過不景氣的試煉。

從臺灣四十年來的積體電路產業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國家、及其產業政策、

與所處的國內外環境變遷息息相關。事實上，從日本、韓國和臺灣等國二次戰後 產業發展歷程來看，所謂「高科技產業」的出現及蓬勃發展，扮演著東亞國家近 四十年來經濟發展的重要角色。1970 年代中期到 1980 年代中期間臺灣發展半導 體、電子電腦相關產業，包括設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鼓勵了中小企業投入，1986 年以國家資金結合外資設立臺灣積體電路公司等措施，便常被學者指為發展型國 家的典範。尤其當科技創新結合東亞國家獨特之文化背景，國家、社會及市場之 間的關係，更是充分驗證發展型國家理論模型及其特色。

由於積體電路產業公認是臺灣過去發展最成功的產業，本論文將以積體電路

產業為研究對象，以發展型國家理論檢視國家與市場之間關係的轉變。該產業從 1970 年代中期開始發展，國家扮演重要的發展角色，包括自海外引進該新興產業、

投入資源龐大資金及規劃相關政策以建構產業發展環境，四十多年來，隨著國內 外政經環境變遷，該產業不但蓬勃發展，更成為臺灣數一數二於國際間舉足輕重 之產業。然而檢閱相關文獻，多著重於解釋臺灣積體電路產業如何出現，對於後 續如何發展、如何成為全世界舉足輕重之產業，付之闕如。甚至後續該產業茁壯 之後，面對國際市場競爭，多次考慮外移以降低生產成本，政府「戒急用忍」等 相關管制性政策，與過去國家著重以產業、經濟發展為本位的思考模式，似乎產 生某種型態的轉變，是否代表發展型國家本質的轉變，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本論文將以臺灣積體電路產業 1974 至 2018 年的發展歷程為研究對象，藉由 該產業發展歷程及政府為產業發展所投入之資源及相關政策規劃，檢視政府發展 積體電路產業政策之內涵及其成功要素，特別是伴隨政治民主化過程，國家自主 性的轉變及調適，探討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係，進而驗證產業政策是否可以影響 市場、成為有效推動產業發展之工具。尤其伴隨民主化，國家能力是否造成影響，

及國家在發展產業過程中所應及所能扮演之角色，參見圖 1-1。

圖 1- 1 研究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