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問題及方法

產業和國家之間的關係，在工業革命之後，一直是學界及社會關注的議題。

從政府遷臺以來的產業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國家、及其產業政策、與所處的國內 外環境變遷息息相關。臺灣過去的發展模式，在技術追趕過程中，透過國家建構 制度框架，並從中培養、擴散技術能力，整個產業的創造及產生途徑不是像先進 國家由產業技術自發擴散的過程，而是國家主動制定政策執行的結果。這某種程 度也與當時威權體制的時空背景相結合，透過國家的支持，引領企業彼此合作，

產業技術經由模仿、學習而擴散，培養國家具備產業競爭之能力。

本論文將以臺灣積體電路產業的發展為研究對象，在四十年前，臺灣可以說 是沒有什麼積體電路產業的，透過國家機器介入的方式扶植和市場原則共進，讓 此新技術和新興產業生根(陳東升，2008)。發展至今，臺灣已成為積體電路製造生 產大國，整過產業上下游產業鏈完整，從上游的 IC 設計到後段的 IC 製造與 IC 封 測，專業分工模式獨步全球，總 IC 產值蟬聯數年全球排名第 2，僅次於美國(IEK，

2017)。從目前產業發展的結果，外界常將積體電路產業視為臺灣政府「成功」發 展產業的案例，不只如此，臺灣政府也試圖循此一模式，「發展」其他產業，如兩 兆雙星、到現在五加二新興產業，惟是否「成功」，仍有待進一步研究。至於國家 如何發展產業，特別是以外銷導向為主的產業模式，國家的角色、自主性、及其 發展政策的成效，則是本論文所要探究重點。

壹、 研究問題

本論文將以臺灣1974年代以後的積體電路產業發展為研究對象，來觀察發展

型國家機器角色的轉換。從新古典經濟學的角度，認為東亞奇蹟就是這個區域內 國家受市場力量的驅動，並利用低成本的比較優勢，如資本投入及勞動投入的結 果(Krugman, 1994)。但是到1990年代，東亞國家普遍在經濟發展上，已經到達一 定水準，國家過去所能掌握之低成本比較利益優勢不再，如何繼續帶領市場共同 追求經濟及產業的發展，國家所展現的能力是否有所改變，值得關切。

從前面的文獻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發展型國家理論，國家的發展能力主要展 現在兩個面向，一個是國家的自主性(autonomy)，另一個是國家的能力(capacity)。

然而國家的自主性及能力是相對於市場而言，但是國家也無法獨立超然於市場之 外，國家和市場之間的關係，是發展型國家理論另一個重點。國家的自主性可能 是鑲嵌在市場之中，透過與市場合作來帶動產業發展；也可能是更具自主性、引 導市場，帶領產業朝向國家希望的方向發展。透過積體電路產業在臺灣發展近四 十年的歷程及脈絡，伴隨國家民主化過程，將有助於釐清國家在產業發展所扮演 的角色，其所能展現的自主性及能力，及其與市場之間的互動關係，如圖1-2所示。

然而國家在產業追趕的過程中，其自主性及能力是否會發生轉變，也是本論 文想要探究的另一個重點。回顧積體電路產業在臺灣的發展，從無到有、甚至到 目前執世界之牛耳，無論就技術先進度、產值或市佔率，皆為世界數一數二，此 發展模式對傳統發展型國家理論也是一種挑戰。後進國家的工業化是追趕型，其 科技學習的特色是透過輸入、購買和改良已經在先進國家發展出來的技術，來從 事科技學習(Hobday, 1995; Kim, 1997; 王振寰, 1999)。當後進國家的技術追趕到 最後，與先進國家差距變小、甚至超越先進國家時，產業本身具備支配國際市場 能力時，產業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是否產生質的轉變，也值得進一步討論。

圖 1- 2 研究問題

從政治結構來看，臺灣在1990年代政治體制也產生重大的轉變，1987年政府 宣布解嚴，1991年國民大會全面改選，1992年立法院全面改選，1996年首次總統 直選，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執政，2008年及2016又兩度政黨輪替執政，台灣政治 體制由威權體制逐步走向民主化。甚至兩岸關係，從1949年分治敵對狀態，1987 年臺灣開放大陸探親，中國大陸已成為臺灣最大的貿易出國、及海外製造基地。

過去臺灣在經濟上快速發展的表現，常被歸因於威權體制下，國家展現其自主性 及能力，透過技術官僚及政策的制定，引領市場達到經濟成長的目標。所以當政 治體制、甚至兩岸關係有所轉變，國家自主性及其能力產生轉變，國家與市場之

國家能力 市場規模

技術擴散及產業發展

國家自主性

間的關係如何轉變，有賴進一步分析與探討。

貳、 研究架構

本論文研究問題，在於國家在產業發展所扮演的角色，透過不同內容的產業 政策，協助產業發展，包括在國內生根、及在國際市場取得競爭優勢。產業政策 是指政府運用賦稅政策、金融政策和行政措施，使所設定的產業發展起來；而發 展起來的產業能夠創造就業機會，使人民的基本生活獲得滿足。比較利益修正學 派的看法，認為產業政策雖不必然但有可能成為有效推動產業的工具，因此可以 決定是一國產業結構的重要因素之一，不過施行產業要成功並不容易，政策的優 劣顯現在政策的設計以及執行是否合宜(瞿宛文, 2003: 177)。

臺灣雖然常被視為發展型國家的典範，但是在不同時期，國家所採行的產業 政策也會有所不同。例如國家機器在1960年代，是以國營企業和進口替代的方式 介入產業發展，但是到了1970年代發展積體電路業產業，國家扶植產業發展的型 態開始有所轉變，其所受到的扶植主要是在起始階段以及對研發的補貼(瞿宛文, 2003: 178)。也有研究指出，有關發展型國家的政策規劃，因為是處於追趕的的狀 態，與其說後進國家是針對環境做出完善的規劃，毋寧說是政策規劃兼具彈性及 實驗性(Gumede, 2009: 10-11)。東亞國家在發展初期，普遍都欠缺計畫及規劃能 力與經驗，政策之所以成功，應該歸功於能夠快速地解決問題、滿足產業及市場 的需求。所以其他國家學習的重點，不在於複製東亞國家發展經驗，而是要學習 其聚焦問題、及快速解決問題的行動能力(Ohno and Ohno, 2012; Routley, 2014:

171)。

換言之，國家雖具備自主性及能力，國家產業政策所對應的市場，是關係政 策成敗的關鍵因素。Evans(1995)提出提出「鑲嵌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 的概念，指出國家經濟政策最重要的工作為育成具國際競爭力廠商，因為資本主

義的發展需要私人資本願意投資發展企業，因此國家官僚只具有制度和想法，並 不足以帶動發展。一個發展主義的國家機器不會只鋪設投資環境，應該會更積極 地組織市場，而組織市場需要官僚進入社會，並與社會結構密切結合。

這個鑲嵌的自主性矛盾地結合了國家自主性與深入社會兩個因素，隔絕 (insulted)的自主性是因為國家官僚需要有能力以及具有制度及政策的一致性，制 定可全面推動的政策，但是政策卻需要私人資本的實現，因此國家需要社會連帶 來帶動這樣的政策(Evans, 1992: 179)。換言之，國家機器對於市場組織，不只是 制定政策而已，而且還要透過進入社會，拉攏特定受益者，然而拉攏的前提也是 要國家機器具備自主性能力下進行的，而這些被拉攏的資本家，也成為國家機器 的政治支持者。

由於政治領導者的取向就是要發展(Fritz and Menocal, 2007)，在技術追趕、

發展積體電路產業的過程中，臺灣政府提供了許多有利產業發展的政策，讓積體 電路產業在臺灣從無到有，成功地在臺灣生根、並帶動臺灣相關產業的發展，這 也是外界視臺灣為發展型國家典範的原因。隨著時間推進向前，積體電路產業逐 漸茁壯，產業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也發生改變，當產業從技術追趕邁向技術超越，

國家自主性、扮演推動產業發展的角色，將有所轉變。

本論文將從三個視角來觀察國家機制如何主導或影響臺灣積體電路產業的發 展，分別是「國家自主性」，指官僚自主性，不受社會及主要階層干擾主導的能 力；其次是「國家能力」，包括國家強力主導政策、政策被良好設計及執行，包 括高素質的官僚體制；第三是「市場」，包括產業發展情形、及民間社會力量。

本論文研究架構如圖1-3所示，將以關係積體電路產業發展之政策，包括：技術引 進及發展、科學園區提供之生產要素、及人才培育，來探討國家扶植產業的政策 內涵，評估政策規劃及執行成效，及推動產業發展時，國家與產業在不同發展階 段、角色的轉換，及之後因政治體系、或產業環境變遷，所產生的國家與市場關

係的轉變。

圖 1- 3 研究架構

參、 研究對象及方法

本論文主題為積體電路產業，也是俗稱的半導體產業，研究對象包括積體電 路、晶圓製造、及測試與封裝業者。過去在統計積體電路產業產值時，是加總設 計業、製造業、封裝業、和測試業等四類產值(陳婉儀主編，2017：28-29)。本論 文研究對象將以這四大類業者為主。雖然近幾年在討論半導體產業鏈時，常納入 設備及材料業者，但考量產品及產業的相關性，設備及材料業者產品往往不以銷 售積體電路業者為限，故本論文研究對象將不包括設備及材料業者。

本研究主題為過去四十年，從1974到2018年積體電路產業的政策變遷，國家 角色的轉變，故將採文獻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文獻分析法，為次級資料分析法，

透過蒐集相關之文獻資料從而分析所要研究問題的一種方法，經過分析後歸納統 整，進一步分析事件淵源、原因、背景、影響等，以推論產生該項事件內容之意

透過蒐集相關之文獻資料從而分析所要研究問題的一種方法，經過分析後歸納統 整，進一步分析事件淵源、原因、背景、影響等，以推論產生該項事件內容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