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小說的架構複雜，因而衍生其特有的多重語言問題，安東尼‧伯吉斯
（Anthony Burgess，1917-1993）的中篇小說《發條橘子》（A Clockwork Orange，
1962）即是相當有趣的多語文本，其中青少年使用的「納查奇語」相當大膽新 穎，是作者為本書特地自創，而現今中譯本採取意譯策略，消弭其語言特質。
本論文擬採取不同路線，借用納查奇語做一語言實驗，探討如何在中文翻譯裡 具體呈現語言的異質性，方能將其多元樣貌與創意性質展現於譯本中。
第一節、研究動機
《發條橘子》的故事直率而殘酷，正面逼視讀者拋出犀利問題：為了全體 利益，可以犧牲個人到何種程度？這抉擇顯然相當困難，若是主角亞歷克斯扮 演無辜可憐的受害角色，答案不辯自明，然而他卻是個大惡之徒，令人難以同 情；剝奪亞歷克斯自由意志是否為正當之舉？讀者的回答分歧，或許這正是伯 吉斯刻意刺激讀者去思考的問題。對伯吉斯而言，當代英國充滿怯懦漠然的民 眾，此種道德無感的心態，造成精神文化萎縮（Stinson，1991，p.65），而漠不 關心正是社會敗壞的元兇。這部小說融入當代議題，在自由與保守的政治哲學 間拉扯──故事背景始於貝拉基主義（Pelagianism）1晚期，政府的鬆散政策導 致犯罪橫行，於是民心思變，主張奧古斯丁主義（Augustinianism）2的保守政治 勢力趁機崛起，甚至招募流氓進入警察體系；本書若止於第 20 章，是奧古斯丁 主義的版本，相信人性本惡，無法藉由外力拔除惡根，但進入第 21 章，卻又朝
1 貝拉基主義抱持人性本善的論點，認為人們對道德無感，是出於對惡無力，因此強調人可主導
自身命運，憑藉自由意志向善，伯吉斯大致將此與二十世紀的自由主義畫上等號，認為教育與 立法可改變世界，走向更好的未來，對「改變」抱持相當正面的態度。
2 奧古斯丁主義相信原罪，認為人性本惡，由此發展出的政治哲學偏向保守派，強調以嚴厲政策
治理國家。
信任人性的貝拉基主義略微拉回，這兩種思想的擺盪對立屢屢展現於伯吉斯的 諸多寫作中，致使評論家難以清楚界定劃分他的政治或社會立場，或許就如他 於著作《1985》中明白所述的：「我們都既相信貝拉基主義，也認同奧古斯丁主 義，若不是在兩者之間循環，便是以某種雙重思想的形式，同時並存著兩者。」
事實上，二元論（Manichaeanism）3是伯吉斯價值觀的一大特徵，也是驅動其寫 作的主要動力，因此對立衝突總是不斷反覆出現於他的小說中，甚至也展現在
《發條橘子》的語言設定裡。
伯吉斯創作出納查奇語（Nadsat），作為書中青少年使用的特定語域，納查 奇語並非完整而獨立的語言體系，它僅由單字及特定慣用語構成，但不具備自 身的文法結構，因此應列屬於英語之中特定階層採用的俚語；這支侷限於下層 階級∕次文化的社群習語，用意在於與標準語域間形成對立。伯吉斯看待所謂
「下層生活語言」（low-life language）的態度，並非負面貶低，反而認為「不屬 於統治者，而是屬於被統治者的質樸語言，屬於被影響、被利用、被消耗的那 群人；這是閃露嘲諷的庶民詩學」4（轉引自 Lucy，2015，p.41），此番論調和巴 赫汀（Mikhail Bakhtin，1895-1975）的「眾聲喧嘩」理論（heteroglossia）享有 相同旨趣，庶民語言與權勢語言之間的對話互動成為驅動故事的力量，也吸引 住眾多讀者的目光，在談及此部作品時，鮮少能不針對其中的青少年俚語評點 一番，尤其納查奇語中混入大量俄語元素，看似充滿政治動機的創作方式，更 令評論家揣測不已。或許是作者本身迷戀於操縱文字，或許作者意圖在語言中 嶄露政治意涵，他人對這部作品總有諸多推想，環繞納查奇語的種種解讀，令
《發條橘子》成為非常獨特的文學作品，而這支深具特色的語域，在轉譯入其 他語言時，也成為對譯者的嚴格試煉。
3 Manichaeanism 是三世紀時起源於波斯的教派，認為宇宙中並存極端對立的力量，如光明對黑
暗、善對惡，這是勢均力敵的永恆紛爭，卻又一體兩面，無法獨立存在。
4 “…the home-made language of the ruled, not the rulers, the acted upon, the used, the used up. It is demotic poetry emerging in flashes of ironic insight.” 伯吉斯，1992。
法國翻譯家安托瓦納‧貝爾曼（Antoine Berman，1942-1991）便針對涵蓋多 語文本特性的小說文體，提出保留語言異質性的翻譯觀。他的思想深受德國浪 漫主義影響，不但著重文字質感更勝於意義，且給予事物多樣性的命名，不限 於平淡單一的指稱，這些浪漫主義傳統形塑其日後對翻譯的概念，認為翻譯解 放語言的創造性潛力，而浪漫主義對本體與他者之間的思考，也進一步影響他 對翻譯的定義（Massardier，2010，p.261）；因此，貝爾曼一方面將翻譯視為「與 其他文化之間的對話」，建立起本質與異質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則認為作品 在流放外語的過程中，藉由一連串以翻譯強化異質性的手段，才能釋放隱含其 中的暴力，嶄露核心意義（Berman，1985，轉引自 Venuti，2000，p.284）。
筆者認為，《發條橘子》會是非常有趣的實例，納查奇語本身獨特性強烈，
藉由納查奇語與標準英文並存的多語現象，是足以展現異質性的最佳場域。貝 爾曼指出，小說語言系統的多樣性，造成偉大的作品貌似鬆散雜亂，實則因此 而豐富多元，因此，翻譯小說的主要挑戰便在於尊重其鬆散的多重邏輯，避免 獨斷均質的譯法（Berman，1985，轉引自 Venuti，2000，p.287），這是貝爾曼基 於本身經驗的觀察，也是他對譯者提出的警告。貝爾曼涉獵各式翻譯活動，不 僅限於文學文本，他意識到不同文本形式間的差異性，然而非文學文本的語意 翻譯卻成為了主流，即令在文學領域的範疇中，原文特性也都煙消雲散，因此 貝爾曼呼籲應重視翻譯活動的倫理，接受原文的異質性。《發條橘子》目前雖然 有中譯本，但譯者王之光採取意譯為主的翻譯策略，將納查奇語臣服於中文的 規範之下，因此其語言特徵淡化消失，泯除了多語文本眾聲喧嘩的特性。
貝爾曼且進一步分析，提出小說文體常見的十二種變形傾向，他警示譯者，
若僅著重傳達字義，卻忽略文字本身的特性與意涵，將令譯文失真，藉由分析 負面缺失，他希望譯者能避免落入此不自覺的圈套；十二種變形傾向簡化了原 文的複雜性，包含為促進讀者理解而衍生的種種問題，以及文字本身與背後網 絡的破壞。為了協助讀者理解文章，譯者將語句結構「合理化」，「說明」原文
中語意不清的部分，伴隨此兩者而來的是文字上的「擴張」，令文本變得空洞龐 大；在文字層面上，流失文字意象與多樣性，造成「質匱乏」、「量不足」，卻反 以雕琢修辭造成「升等」問題；至於文字背後交織的整體網絡，無論在於「韻 律」、「深層意義」、「語言模式」、「地方通用語」、「措辭俚語」、或是「語言重和 性」上，都遭受破壞而未能呈現其意涵。筆者閱讀《發條橘子》中譯本，發現 書中出現多種貝爾曼提出的變形傾向，正是出於譯者採用意譯策略所引起，不 但將原文隱晦之處過度清楚說明，並且流失了文字的音韻意象，語言族群之間 的緊張關係也消散而去。對於如此充滿政治、社會意涵的文學文本，此種翻譯 策略是否真能妥當詮釋作品？而偏離常軌的語言本是創意之作，但其特殊性卻 在中譯本內消失無蹤，是否忽略了文字本身的價值？筆者不禁思考，若在中文 內處理納查奇語，應採何種策略為宜？中文為象形表意的文字，在根本結構上 就與拼音文字不同，無法以拼音方式納入外來語，也就是無法直接按照伯吉斯 創造納查奇語的方式，在中文裡類比對應；中文譯者若要處理納查奇語，必須 另尋出路，以不同的翻譯策略呈現語言特質。因此筆者決定以納查奇語的翻譯 實驗作為論文主題，並研究具體可行的翻譯策略，希望能達到貝爾曼對翻譯批 評的期許──批評不只是批評，而能夠具有建設性，不僅是洞察缺失，也能為 未來提出足以遵循的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