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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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大數據的蓬勃發展，資料被譽為新時代的石油，如何將資料轉換為有用 且得以發揮價值的資訊或知識更為重要，許多處理流程與技術因應而生，例如資 料庫知識發現模型等（Fayyed, Piatetsky-Shapiro & P. Smyth, 1996; Kum, Stewart, Rose & Duncan, 2015; Bizer, Boncz, Brodie & Erling, 2011; Janssen, van der Voort &
Wahyudi, 2017），始於問題界定到持續修正且具體運用分析結果進行決策或採取 行動（SPSS, 2000; IBM. 2016; IBM, 2018），其運用過程是跨專業領域合作（Janssen
& Kuk, 2016），呼應資料科學（data science）作為跨學科的重視與發展。
如何讓資料說話？面對日益龐大的資料，企業與政府無一不致力於在資料堆 中挖掘寶藏，除了實用面的商機挖掘、提升組織競爭力、增進管理效率等，亦有 更為價值層面的投入－以資料解決社會問題（Panetta, 2018; Zugura, DiSalvo &
Meng, 2018; Porway, 2015； Hong, Malik, Junquist, Bellach & Kntokosta, 2017），
國外案例包括Data for social good Fellowship、DataKind 等以專案工作坊、線上 資料競賽媒合資料科學家等，在社會議題上運用資料提出創新應用，亦提高大眾 對於資料啟動公益革命的關注，過去研究包括整理相關專案解決的問題主要類型
（Koschinsky, 2015）、探討其運用之技術與分析方式（Hong et al, 2018; Kontokosta et al, 2017），或以個案研究闡述資料專案歷程與面對之困難（Zegura DiSalvo &
Meng, 2018; Kontokosta, 2017）。反觀台灣亦有 D4SG 資料英雄計畫，媒合志願的 資料科學家與政府、非營利組織以資料驅動問題解決的專案，至今累積 20 個專 案、與多個地方政府局處合作、吸引百位資料科學家參與，運用提案單位內外部 資料啟動政府應用專案，逐步以資料驅動政府治理發揮影響力。
資料驅動政府治理，其效益在於促進行政效能、優化政策資源分配、提供民 眾客製化服務改善品質、與改善公共決策品質避免僅是主觀經驗判斷（Provost &
Fawcett, 2013; Kim et al, 2014; IBM, 2015; Thompson, Ravindran & Nicosia, 2015;Höchtl et al, 2016; Janssen et al, 2017; Kontokosta, 2017；宋餘俠、李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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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余孝先、趙祖佑，2015；莊文忠，2018），此趨勢呼應近年公共行政愈趨 強調的循證政策制定（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資料能帶來的效益雖令人 振奮，但在政府體制內發揮價值卻有所侷限，包括組織策略制定、人力與技術、
案例應用等，關乎資料治理－資料從產出到執行決策過程管理的重要性。
資料運用在公私組織並非順遂無阻，過去文獻整理出關於資料治理的困難包 括組織面有無認知到資料價值、技術面強調資料即時更新兼顧資料品質、制度面 跨部門資料整合困難、隱私與法規制度保障等（Kum et al, 2015; Janssen & van den Hoven, 2015; Thompson et al, 2015; Höchtl et al, 2016; Al-Ruithe & Benkhelif, 2017;
Dwivedi et al, 2017; Janssen et al, 2017），其研究方法包括系統性文獻檢閱（Al-Ruithe & Benkhelif, 2017）、專家會議歸納（Dwivedi et al, 2017）或個案研究（Kum et al, 2015; Janssen & van den Hoven, 2015; Thompson et al, 2015）釐清資料治理的 挑戰為何，然而對於政府資源有限，面對資料治理的挑戰應訂定其重要性排序進 而依序處理，更能有效回到資料發揮價值的應用效益，本研究希冀透過資料協作 專案了解政府機關內部同仁對於資料協作專案的認知與想法，以深度訪談與次級 資料分析法釐清大致會面臨到資料治理困難為何，進而評量其影響程度與重要性 排序，進而討論不同身分對於資料治理困難評價與認知的差異，兼具質化與量化 的研究途徑得以使公部門管理者與執行者面對資料治理脈絡更加清晰，短期檢視 組織內部從管理至執行關於資料治理的準備工作是否齊全，長期則作為高階決策 者資料應用策略規劃之參考。
近年政府應用資料進行加值應用的案例漸增，但政府部門在資料治理歷程中 面對的挑戰不少，例如技術知識陌生、跨組織資料難以取得、資料品質等議題的 討論，當政府內外部資料難以運用現有技術、人力負荷或現有機制去因應（Kim et al, 2014; European Commission, 2014；Kontokosta, 2017），外部專家團體合作的 公私協力模式或許得以開闢另一途徑，像是前述提及的DSSG 資料英雄計畫等，
專案主題多元包括衛生醫療、社會福利、災防與能源應用等，不僅得以實現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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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資料應用，亦可透過協作經驗形塑政府機關內部公務員對於資料加值應用 的認知與啟發、甚至後續推動的認同承諾，而從傳統上下契約監督關係中轉變到 夥伴協力的政府角色亦同值得關注，因此本研究嘗試以協力觀點深入訪談了解其 專案的協作模式、政府機關願意參與的誘因、與外部專家各自角色定位與職責，
釐清該類專案互動經驗對於公務員本身與組織的影響，並以協力理論的關鍵成功 因素加以梳理。
在協力文獻中，協作良窳取決於以下因素：資源共享程度、雙方的信任與互 惠性、組織文化有無矛盾相左、合作夥伴之技術能力、溝通機制等（Thomson &
Perry, 2006; Thomson、Perry & Miller, 2008; Burke & Demirag, 2017; Chakkol, Selviaridis & Finne, 2018; 林東清等，2011；林淑馨，2016；曾冠球，2017），然 而，政府機關在資料公益專案中所定義上述出因素之影響程度亦是重要，因此筆 者希冀透過協力文獻檢閱梳理關鍵成功因素為何，針對政府機關參與同仁進行深 度訪談，輔以外部檢視者例如專案顧問、資料科學家評價之，其目的在於了解政 府機關內部參與同仁對於資料公益專案的想法認知，並透過組織內外部觀點相互 比對所認知的資料治理挑戰與協力成功因素差異。
另外，資料專案並非僅是個案式曇花一現的成果，必須要檢視成果有無發揮 影響力（Kum et al, 2015; Matheus et al, 2018），例如重新檢視行政流程、專案成 果延續推動等，我們更為期待了解資料公益專案相關成果如何在政府體制內有所 影響力，因此，除了解專案後續影響力外，我們也希冀透過開放式訪談提供政府 運用資料進行公私協力、改善現有資料治理架構之相關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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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重要名詞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