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五節 綜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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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綜合分析
資料作為驅動進步革新的推力，企業與政府無一不尋求其效益，包括商機利 潤、組織行政效率的提升，或決策品質的改善，因此大眾對於資料科學此跨領域 學科的關注越來越多，更希冀得以運用資料了解其應用效益。蒐集資料的目的是 為了接近現實，目的是為了追求更為精準的決策或發現潛藏在資料堆中的需求，
如何推動資料驅動決策，並非仰賴直覺經驗來決定，而是堅守以證據為奠基的謹 慎態度來面對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呼應公共行政追求循證政策的核心理念
（Janssen & Kuk, 2016; Höchtl, Parycek & Schöllhammer, 2016）。
過去對公部門來說作為資料擁有者，大多資料淪為死的紀錄（Kum et al, 2015）
並未善用資料發揮價值。然而資料驅動政府治理效益可從兩個角度來看，對於組 織內部得以提升決策品質、增進行政效率、鼓勵創新應用與服務，且有助於社會 問題的解決；就外部效益來討論，增進透明課責與回應、增進民眾參與，服務更 為貼近民眾需求，且提升政府信任（Kim et al, 2014; Singh et al, 2014; Thompson et al, 2015; Kontokosta, 2017；宋餘俠、李國田，2012；余孝先、趙祖佑，2015）。
綜觀國內外運用大數據解決社會問題常見協力模式，其中利害關係人包括議 題提案單位、專案管理者與資料科學家，詳如圖13 示意圖。
區域1 代表議題提案單位與資料協作專案管理者的合作模式，例如政府機關 透過研究案契約委外給學術機構或企業進行資料分析，該模式中並無民間之資料 科學家涉入，而是由研究員或企業負責人統籌執行資料分析；區域2 則是聚焦在 專案管理與資料科學家的協作過程，像是國外的 DrivenData 與 kaggle 透過競賽 模式出題，讓資料科學家利用群眾智慧提出創意解方，該模式並不會直接與議題 提案單位討論；區域 3 的案例則是較為聚焦在政府機關與資料科學家的直接互 動，政府提供資料舉辦黑客松，讓資料科學家運用資料激發創意，該合作模式並 無專案管理者從中協調，例如 2018 年勞動部主辦的「勞動黑客松」藉以運用政 府勞動相關的開放資料進行創意發想，藉以改善勞工就業環境；區域4 則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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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提案單位、專案管理者與資料科學家的交集，可就國內D4SG 資料英雄計畫 或國外 DSSG 公益計畫來理解，其專案較為長期且具有三方參與者涉入探討問 題並提出可行方案。
圖13：政府資料專案的協力模式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僅聚焦在區域4－也就是議題提案單位、專案管理者與資 料科學家三方皆有參與之資料公益專案進行探討，該專案以資料為奠基，結合多 方利害關係人進行公私協作，因此本研究將以兩個角度進行切入，一以資料治理 觀點討論在專案歷程中機關碰到的挑戰，二是以協力觀點理解公部門參與動機及 過程中影響因素。
壹、釐清公部門在專案中攸關資料治理的挑戰
無論以何種形式合作，必須要先理解參與者認知與是否有遇到資料治理上的 困難，尤其是對於公部門來說，資料治理的課題尤加重要，亦會左右其協力模式 與應用成果，因此，筆者先以透過第三節的文獻檢閱，以Al-Ruithe 與 Benkhelif
（2017）的八大層面的研究架構去釐清公私組織會面對到的資料治理挑戰，包括 組織面有無理解資料應用的價值、知識面有無足夠的技術素養、制度面隱私法律 的保守、人力面高階主管及組織員工是否支持等（Kum et al, 2015; Janssen & 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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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schinsky（2015）、Porway（2015）、Zegura 等（2018）、陳淑娟及游蕙瑜（2017）之研究，試圖將資料公益專案中攸關政府資料應用之困難加以對應，藉由 Al-Ruithe 與 Benkhelif（2017）的八大層面資料治理困難與前述研究比照，嘗試以國 內外資料公益專案實務碰到之挑戰，逐步具體化資料治理挑戰內涵，詳如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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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way, 2015）。資料蒐集過程 必須仰賴當地社群，因為其社群
資料來源：Porway (2015); Koschinsky (2015); Zegura et al (2018)；陳淑娟、游蕙瑜（2019）。
然而，過去文獻雖提及資料治理困難為何，但對於公部門參與資料公益專案 所面對到資料治理障礙並未進行深入研究，因此本研究藉由次級資料分析法與深 入訪談法加以釐清，歸納政府在資料公益專案歷程中機關會遭遇到的資料治理障 礙，甚至希冀透過訪談法瞭解對於政府機關而言最為棘手之困難為何，此為【研 究問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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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以協力觀點剖析資料公益專案中的關鍵影響因素
從資料公益專案來看，議題提案單位可能是非營利組織，亦可能是政府機關，
然而政府角色的轉換特別有趣，從過往資訊系統委外轉變至鼓勵創意協作模式，
由於技術、人力、資源等誘因，政府雖擁有龐大的資料量，但對於大數據處理技 術與知識不熟悉、對於資料應用無所適從，在相關知識與技術的理解不全，難以 過去資訊專案委外給外部企業的模式明文規範且實施監督等限制，政府化被動為 主動、扮演議題提案角色與外企業合作，企業提供專案顧問進行溝通協調與諮詢 服務，作為公民的資料科學家提供其專業領域知識與技能，更讓筆者好奇政府參 與協作的誘因，包括為何選擇該組織進行合作、如何促成合作等，筆者好奇其促 成協作的驅動力為何，以及協力模式中各利害關係人的互動過程為何，如何建立 共識、整合資源達到共同問題的解決，此為【研究問題一】，試圖釐清政府機關 參與資料公益專案之動機為何。
在資料協作的專案中，外部專家的參與無疑是替政府注入強心針，更能在資 料運用從無到有的過程如虎添翼促進協作，因此本研究必須針對政府與協力夥伴 的合作模式如何運作加以釐清，除瞭解合作誘因與互動過程，亦須了解其可能左 右協力專案成果的因素為何。筆者從第四節公私協力的相關文獻整理出左右協力 成敗的影響因素為何，包括資源分享程度、是否存在信任互惠、組織文化制度有 無牴觸、夥伴的技術能力是否足夠、溝通管道是否順暢等（Thomson & Perry, 2006;
Thomson、Perry & Miller, 2008; Burke & Demirag, 2017; Chakkol, Selviaridis & Finne, 2018; 林東清等，2011；林淑馨，2016；曾冠球，2017），並透過Koschinsky（2015）、 Porway（2015）、Zegura 等（2018）、陳淑娟及游蕙瑜（2017）資料公益專案相關 研究，初步對照資料公益專案中之關鍵影響因素，詳細討論參見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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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Zegura 等（2018）的研究中提到，透過當地社群建 立信任較能快速對於社會現象有所理解，並透過信任建立 才能視對方為夥伴進行良善的互動。
互惠性
Zegura 等（2018）強調知識交流對於社群合作是重要的；，
議題提案單位透過專案過程了解資料應用的價值，回饋到
Zegura 等（2018）的研究以變革理論切入探討，指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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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影響因素 在資料公益專案中的觀察
組織通常將資料專案成果視為產品亮點，但資料團隊關注 是協作過程的互動，可見其組織文化的差異。
資料來源：Koschinsky (2015); Zegura et al (2018)；陳淑娟、游蕙瑜（2019）。
上述釐清資料公益專案過程中面對的困難與影響因素，仍須透過多重個案加 以釐清，因此，本研究預計以多重個案加以歸納資料治理困難及關鍵成功因素。
另外，協力過程固然重要，資料公益專案更為特殊在於專案具有時效性，當外部 領域專家離去後，協力成果發揮影響力為何是需要去探究（Koschinsky,2015; Hong et al, 2018; Matheus et al, 2018），回顧協力相關文獻，發現協作之後的成果如何影 響制度是較少提及的（Chakkol,Selviaridis & Finne, 2018），舉例來說近年機關興 起辦理黑客松試圖激盪公私協力合作火花，但至於如政策煙花般的資料成果可否 回饋到體制內並未進一步探索深究（蕭乃沂、朱斌妤，2018）。因此，本研究預 計藉由深度訪談法理解政府運用資料與外部領域專家協力完成專案階段性成果 後，其成果對於公部門內部人員、行政流程等有無影響力，例如重新檢視資料運 用行政流程、延續專案成果等，因此延伸出【研究問題三】瞭解資料公益專案結 束後成果如何應用，以及將其影響力如何深化或擴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