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不同於一般談話、聊天，諮商的目的在於協助案主解決所遭遇的問題，是有 結構、系統、目標的專業工作，諮商師的工作即是經由不同進程與技巧完成各階 段的目標，進而達到協助案主的目的（黃惠惠，2006）。諮商專業的發展亦相當多 元豐富，衍生出許多不同的助人取向、學派，但條條大路通羅馬，雖然各學派對 於人性觀與諮商目標、諮商內容之著重點不同，諮商師們在進行臨床工作時，仍 會遵循一個基本的結構與步驟，亦即所謂的諮商歷程（counseling process），以在 諮商工作中用合乎現實的期望與重點來幫助案主（林家興、王麗文，2000）。此 外，從諮商師決定接案到諮商結束，案主和諮商師從陌生到熟悉，於諮商歷程中 會產生許多工作重點與互動狀態，雙方扮演的角色與經驗也是複雜而多變的（林 家興、王麗文，2000），因此在諮商歷程的進展中，同時也會滋長出兩人間獨特的 諮商關係（counseling relationship）。諮商可以說是兩個原不相識的陌生人因為案主 的困擾相遇，透過其中歷程與關係的交織，共同譜寫出一段具有相同目標與方向 的人際經驗，且通常都會成為案主與諮商師生命中特別而深刻的篇章。

然而，兩人相遇而同行，是為了最後要各走各的路（沈湘縈譯，1995）。這 一弔詭的事實，卻正是心理諮商存在與運作的意義，也很恰當的說明了諮商關係 終有結束的一天。而雖然每段諮商關係終會走向結束，結案（termination）卻不僅 僅是諮商關係的結束，更標誌著案主獨立迎向新生活階段的開始（劉英蘭譯，

2007）。

然而，在實際的實務工作中，諮商關係卻不見得都能完滿的結束。李佩 珊（2002）、林家興與王麗文（2000）均將諮商結束的狀況分為「依照計畫完成諮

商後的結束」和「提前中止諮商的結束」，而提前中止諮商的情形可大致依其原由 分為由案主方提出的結束（client-side permature termination）與由諮商師方提出的 結束（counselor-side permature termination）。雖然 Smith（1982-1983）與 Glick（1987）

都曾將提前中止的諮商統稱為被迫結案，不過更多學者認為被迫結案較適用於諮 商師方（諮商師或機構）提前終止的結案狀況（Dewald, 1965；Joyce, Piper, Ogrodniczuk, & Klien, 2007；Mikkelsen & Gutheil, 1979；Penn, 1990）。Joyce 等人

（2007）在加以整理後認為案主方單方面提出的較常被稱為「不成熟結案」

（premature termination），而由諮商師方單方面提出的則為「被迫結案」（forced termination）。

Pekarik 指出，約有 30%到 60%的諮商屬由案主在完成諮商目標前單方面提出 的不成熟結案，Eperson、Bushway 與 Warman 的研究也呈現有 20%到 25%的大學 諮商中心案主在初次晤談後便流失（drop out）；周玉真、鄭麗芬更指出約有半數以 上的案主接受不到五次的諮商即結束晤談（引自吳秉衛、陳慶福，2006）。這些研 究在在顯示出不成熟結案有著很高的發生率，勢必對案主本身的福祉、諮商師與 機構造成某些負向的衝擊。

與此同時，另一種結案的形式雖然較少被提及，卻可能比不成熟結案對案主 與諮商造成更大的影響—被迫結案就是在描述此種複雜而困難的情況，代表著諮 商在案主與諮商師雙方均未準備好時不得不邁向結束。這對諮商夥伴因外力而被 拆開，且與不成熟結案相反的是，本應在諮商中被賦予尊重與選擇權的案主通常 是那個在結案決定中最被動的角色。被迫結案產生的因素最常見的有諮商師職務 與工作期限的調動、諮商師突然生病、懷孕、搬家而需中斷諮商等等，當然還有 諮商師意外死亡的可能（Glick, 1987），使結案的發生無關乎案主，甚至無關乎諮 商師的意志。

可惜的是，過去探討諮商提前中止的相關研究，多將其侷限在案主因素（由 案主自行終止晤談）的不成熟結案（高祺淳，2012；Cartwright, 2004；Frayn, 1992；

Mennicke, Lent, & Burgoyne, 1988；Pekarik, 1992a；Renk & Dinger, 2002），忽略了 因諮商師或機構的行政因素造成的被迫結案問題（吳秉衛、陳慶福，2006）。

較常見的被迫結案發生在心理諮商的學習過程中。根據考選部規定，台灣當 前的臨床心理師與諮商心理師應考資格即包括在合格機構中至少一年的實習（考 選部，2011）。因此，有一定受訓期限的實習諮商師常會因行政上的因素面臨被 迫結案的狀況（Mikkelsen & Gutheil, 1979；Teyber, 2000；Weiner, 1998）：短暫的 訓練週期、實習駐地改變、實習課程主題的轉移等等可能限制使得實習生通常難 以完成預計的諮商計劃，這些額外的諮商變數增加了由實習諮商師提出的結案狀 況，也對諮商關係引入充滿壓力的影響事件（Bostic, Shadid, & Blotcky, 1996）。

類似的，Gelman（2009）針對五十四位進入機構進行為期一年諮商會談實習 的實習社工師進行混合研究，發現有 24%的實習生經歷過正常完整的結案，35%

經歷過不成熟結案，而高達 93%的實習生都經歷過被迫結案，顯示被迫結案在實 習場域中的確有非常高的發生率。以研究者本身為例，即在碩二與碩三期間於醫 療院所進行為期各一年的諮商實習，從事個別心理諮商。多數案主對心理諮商抱 持積極態度，但實習期限屆滿須離開該機構的研究者無法再與之晤談，勢必面臨 即使雙方都認為有必要繼續諮商，卻不得不進行結案的狀況。除了諮商師的實習 身分之外，諮商師搬家以及工作地、工作職位的轉換也是此類結案的常見原因

（Cochran & Cochran, 2006）。

另外，在諮商師身染重大疾病或突然死亡的不幸狀態下，諮商當無可避免地 突然中斷，面對這樣的「結案」，案主與諮商師可說是沒有任何事先做準備或反 應的可能（Dewald, 1965）。吳宜倫與呂旭雅（2009）曾針對呂旭立基金會兼職心 理師彭金瑛女士的一氧化炭中毒意外，發表機構在諮商師意外過世後，被迫結案 案主的後續狀況與處理之相關經驗與省思，並提及諮商師驟逝帶給機構工作人員 與案主的衝擊。在 2005 年，也曾傳出陳國華醫師自殺身亡後，其主持之心美診所 歇業，使得許多社區機構都接到該診所案主倉皇尋求諮商資源的電話（引自吳宜

倫、呂旭雅，2009），顯示在這樣的被迫結案下，對案主的影響不但龐大，更不 只是諮商師與案主兩個人的問題，工作人員、機構與社區都可能會面臨被迫結案 的相關事務。目前並未有資料統計諮商師因病或死亡以致被迫結案的數據，但可 推知的是，雖然此種被迫結案發生率不及轉換實習單位者來得高，但由於諮商師 無法作出預告和進行完整結案程序，對案主產生的傷害可能是更為嚴重的。

無疑地，案主在被迫結案的情況下，將會遭受到一定程度的衝擊。因為即便 對一般正常程序結案的案主來說，結案有時仍然是段困難的經歷—案主對於結案 的情緒反應通常可能有悲傷、生氣、害怕、罪惡感、失落、不安、感到壓力、被 拒絕、孤單、愉快、充滿希望等感受。而諮商師的情緒反應則可能有：反移情之 受傷與生氣、被案主遺棄、不被需要、挫折等等（張寶珠，1997；Patterson & Welfel, 1994）。被迫結案的「被迫」兩字更點出了其發生狀況通常比一般正常結案劇烈、

強制、不由自主，或是發生在不理想的時間點。被迫結案激發人類原始失落與被 拋棄的反應，也可能引發雙方在諮商中爭奪權力的意圖、信念的喪失、災難感和 遺棄感（Glick, 1987）。

同時，被迫結案發生的情境通常處於諮商師的職務轉換或生活轉變的階段，

諮商師本身在諮商室外的人生很可能也正經歷著劇烈的變化，如：面對結束實習 的許多人際分離、離開熟悉的工作崗位、準備搬到一個新的城市、突然身染重病 或必須迎接人生階段的巨大轉折，其伴隨而來的焦慮不安與情緒波動對其諮商專 業可能會造成很大的打擾。案主可能會察覺在宣布結案消息前諮商師的混亂經 驗，甚至預期到被迫結案的來臨，因而對諮商關係與合作狀況投下變數（Bram, 1995；Bostic et al., 1996；Lenzner, 1955）。

在研究者自身尋求心理諮商的過程中，也曾經歷過被迫結案的情形：研究者 本與諮商師約定好假期過後繼續進行諮商，卻無預警的被告知諮商師已離開該機 構，而得到消息的第一時間，機構並沒有做任何處理，諮商師也未留下隻字片 語。在被迫結案剛發生時，研究者的情緒是非常震驚與低落的，尤其還有許多議

題期待與諮商師一起解決，當下的感覺真的非常絕望無助，覺得世界一剎那都暗 了下來，自己好傷心好傷心，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即使在與諮商師見面做結 案後，還是覺得對被迫結案難以接受，自己不應該得到這樣的對待，悶悶的，很 像一項重視的寶物被人突然奪走了，卻申訴無門，只能默默吞下來一樣，雖覺得 不公平、不合理，但那些不舒服卻不會被始作俑者的機構接收到。

做為一個案主，除了被迫結案發生當下感受到強烈的失落與被遺棄感，也同 時產生了對自我價值與諮商效果的懷疑、對諮商師的敵意與思念等各種混亂矛盾 的情緒，更有甚者，曾經與諮商師共同談及與經歷的未竟事件與感受，也在腦海 中重新席捲而來。被迫結案給案主帶來的情緒衝擊如此複雜強烈，是研究者從前 未曾想過與經歷過的狀況，尤其，一位諮商師於機構同時所服務的案主通常不僅 一人，也令研究者不禁關心其他的案主是否也經歷了和我一樣的衝擊。因此在進 行研究之前，雖然研究者在理智上已能理解和接受被迫結案發生的事實，但對於 其發生的歷程和處理過程還是充滿困惑的，情緒消退後湧現出的是更多對於相關

做為一個案主，除了被迫結案發生當下感受到強烈的失落與被遺棄感，也同 時產生了對自我價值與諮商效果的懷疑、對諮商師的敵意與思念等各種混亂矛盾 的情緒，更有甚者，曾經與諮商師共同談及與經歷的未竟事件與感受，也在腦海 中重新席捲而來。被迫結案給案主帶來的情緒衝擊如此複雜強烈，是研究者從前 未曾想過與經歷過的狀況，尤其，一位諮商師於機構同時所服務的案主通常不僅 一人，也令研究者不禁關心其他的案主是否也經歷了和我一樣的衝擊。因此在進 行研究之前，雖然研究者在理智上已能理解和接受被迫結案發生的事實，但對於 其發生的歷程和處理過程還是充滿困惑的，情緒消退後湧現出的是更多對於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