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北市國民中學教師領導與學校效能現況及相關程度，以提 供學校人員或教育單位參考。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 節為研究問題與名詞釋義；第三節為研究方法與步驟；第四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節首先闡述本研究之研究動機，其次探討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茲分述如下：

壹、研究動機

在全球化競爭時代下，教師領導和學校效能是世界各國教育改革與學校經營 上關注之兩大關鍵議題。本研究欲探討兩者之現況與相關情形，茲將研究動機敘 述如下：

一、在全球教育典範轉移之下，教師將是教育改革成敗之關鍵人物

自 1980 年代以來，世界各國興起「學校重整運動（school restructuring）」的 教改風潮，其關鍵在於共享決定（shared decision making）與教師專業化。在過去，

校長領導的任務，多聚焦在管理與行政層面，而現今轉為以「學生為中心」強調 學校若要成功革新，無法僅依賴校長，而需要全體教師的投入（陳玉桂，2006），

因此近二十年來，國外教師領導的研究蓬勃發展，例如 Smylie（2008）發現過去 十年來，教育文獻資料庫（ERIC）中，教師領導的文獻增加將近 50%，其他研究 報告和論文也是以類似速度成長。葉連祺在 2004 年針對 1980 年後出現的 60 個新 興領導理論加以研究，發現英文部分前十名依序是教學領導、教師領導、創造性 領導、學術領導、課程領導、轉型領導、共享領導、策略領導、團隊領導及科技 領導（葉連祺，2004），明顯看出教師領導在國外領導領域的研究量高居第二，而 我國教師領導之研究雖起步較晚，但研究的契機也與國外類似，均產生於教改運 動之脈絡中。

國內在 1994 年四一○教改運動後，「教育鬆綁」與「權力下放」就成為教育改

革的原則（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爾後，隨著九年一貫課程的推動、

學校本位管理的實施、《教師法》、《教育基本法》和《國民教育法》的頒布等，都 使學校權力結構產生重組，也產生領導典範之轉移（陳玉桂，2006）。領導是以校 長或行政為主的傳統領導觀漸漸被「領導權是分散給所有成員」的新興領導觀所 取代。

蔡進雄（2004）指出過去學校校長和行政部門掌握大多數的校務決策權，但 隨著社會的變遷和校園民主化的發展，教師、學校行政部門和家長儼然成為學校 權力的鐵三角，尤其在《教師法》、《教育基本法》施行後，為教師許多權力取得 法源。教師除了參與校務會議外，教評會由教師組成，對新進教師的聘任以及不 適任教師的處理有決定權；學校教師會也有權參與學校重大的決策，包括校長的 遴選等（江嘉杰，2014）。學校重要的委員會，如課程發展委員會、領域教學研究 會及其他會議也必須有一定比例的教師參與決定。學校領導模式從「集權控制」

走向「分權參與」，給予教師領導發展的空間和機會。

傳統學校結構大都把「校長」視為權力中心（蔡進雄，2005a；Rutherford,2006）， 支配和決策學校的發展和方向。但在現今強調學校本位、權力下放、民主參與、

績效責任和增權賦能（empowerment）的時代潮流下，以校長為領導中心的概念，

早已不符合校園生態和時代需求。而隨著教育場域的日漸複雜以及接踵而來的教 育改革，如同 Fullan 與 Hargreaves（1996）所述，現今的校長已無法獨力完成日益 繁重的事務（林明地，2004；蔡進雄，2005b）。Barth（1990）也指出最好的校長 不是英雄，而是英雄製造者。徐超勝與梁雲霞（2011）也提到隨著課程改革的推 動，校長的領導內涵並不僅限於行政事務，例如以九年一貫課程為例，各校要發 展出學校本位課程和設計彈性學習節數課程，這些都需經過全體成員集思廣益才 能決定。

此外「課程領導」、「教學領導」等新領導取徑的興起，都反映了學校被賦予 更多的責任和任務，但校長並非萬能，更不可能身兼數職，再加上學校為雙重系

統組織，兼具行政科層和教師專業之特質，因此學校領導權力應從傳統由上而下 的模式，漸漸解構分散在全體教師中，讓每位教師都能發揮所長和影響力，共同 擔負起學校經營的責任，就如 Barth（2006）所說教師領導時代已經來臨。

綜觀而言，國內外許多教育改革，因採行「由上而下」的決策和推動方式，

忽視教師是教育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環，使其欠缺發聲的管道和參與政策制定的機 會，因此並未獲得基層教師的普遍支持與認同，導致成效相當有限。金建生（2008）

分析英國、美國、澳洲及加拿大等國家的學校改革經驗，發現「由上而下」的改 革策略逐漸暴露許多弊端。吳明清（2006）也提到近十年的教育改革雖如火如荼 地展開，但教師角色似乎是被「被改革者」，而非「改革者」，是以教改結果不盡 如意。

國外 Sergiovanni（1991）認為教師所扮演的角色在教改中是最重要的，教師 才是教改之主體。Bruner（2001）在《教育的文化》也提出呼籲和忠告：「不論我 們的教育計畫有多周密，務必要留個重要位置給教師，因為所有行動最終都只在 教學現場進行，唯有讓教師理解和投入願景，才能改善教育。Matsui 與 Apple（1997）

也指出，教育改革最大阻力通常來自受衝擊最大之群體，但該群體又經常在改革 規劃的過程中被排除。另外也出現了教育改革太過強調以外在政策和命令來執 行，卻忽略應從學校內部進行改善的聲音。

由此可知，教師是教育改革和政策實施的關鍵人物，沒有教師力量的投入、

參與和回響，教育改革恐怕將難以成功，而要讓教師參與教育改革的最佳途徑之 一，便是讓教師承擔起領導者的角色（張德銳，2000）。換言之，如同 Barth（2006）

所言，教師領導時代已經來臨，所有教師都能夠領導（all teachers can lead）且必 須要領導（all teachers must lead），而學校可以被視為領導者的社群。綜上所述，

教師領導為典範轉移的產物，亦即從權力控制轉向權力分享，從封閉系統走向開 放系統，從教師專業束縛邁向專業自主（吳清山，1998），也是學校領導和革新的 趨勢之一。而臺北市為首善之都，往往是新的教育理念和政策優先推動的地區，

因此瞭解臺北市國民中學教師領導的實施現況為何，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二、「喚醒沉睡中的巨人」將對學校經營與管理有所提升

近年來，臺灣社會「少子化」的現象更加嚴重，以中研院經濟研究所 2014 年 11 月 10 日所公布的大型跨國合作研究報告─國民移轉帳計畫（National Transfer Accounts），該研究顯示，臺灣生育率去年（2013）僅 1.065，是世界最低，實際生 育率與最適生育率差距過大，未來將面對人口失衡和經濟問題，國民生活水平也 會降低。然而「少子化」的隱憂早已在公立國中小發酵，許多學校面臨到招生不 足、減班、教師超額調校的問題，甚至偏遠學校更有廢校、整併的危機，學校經 營再也不能依賴學區的保障，而必須發展出學校的競爭優勢和辦學特色，創造出 口碑與品牌，才能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誠如 Katzenmeyer 與 Moller（2009）在其 著作《喚醒沉睡的巨人─協助教師發展成為領導者》所說，教師就如「沈睡中的巨 人」，若能喚醒這股力量，鼓勵教師走出孤立的教室王國，打破個人主義的教學文 化並學習擔任領導者與被領導者，將會產生一股巨大的變革能量，對學生學習成 效、同儕專業成長、校務發展和革新、學校文化等均能產生極大助益。

學校是學生接受教育最主要的場所，有效能的學校才能提供優質的教育品 質，透過學校效能的發揮，使兒童天賦獲得開展，此乃學校效能之精義（吳清山，

2002）。此外隨著家長選擇權意識的高漲，教育有更加走向市場化、競爭化的趨勢，

學校早已不是「養護型」的組織型態，更無法關起門來辦教育（許筱君、林政逸，

2011）。因此，學校如何提升其效能和提供卓越的教育品質，讓學生都能有優質的 學習表現，是每位學校領導者與教育工作者必須正視的課題。

然而在「教育鬆綁」和「權力下放」的脈絡下，隨著領導典範的轉移，強調 教師參與的重要性，教師應該認清提升學校效能，不僅是校長或學校行政的責任，

在被「賦權」的同時，也能擔負起學校績效責任。過去，教師常被視為教室裡的

「國王」，僅領導學生班級經營、課業學習和生活輔導且習慣於單打獨鬥。

現今，教師被期許能跨出教室外，學習當領導者和被領導者，與同儕進行專

業對話與溝通分享，精進課程與教學能力；且能對學校事務積極關注，參與校務 的發展、決策和推動。除了在學校的層面外，教師更可以走出學校外，對社區、

整體教育發揮更大的正面影響力。基於此，瞭解臺北市國民中學教師所知覺的學 校效能為何，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三、教師領導和學校效能關係之文獻仍有拓植必要

教師領導是時代潮流、教育改革和教育領導發展的產物，對當前的學校領導 深具意義與影響（吳百祿，2009）。Little（1988）也有類似看法，他指出美國開始 重視教師領導，是源自 1980 年代以來教改行動對教師專業化的探討。Sherrill（1999）

也認為美國近來推動的教育改革重點之一，在於提升教師素質，以及強調教師領 導對改善學校效能的影響。

「教師領導」此議題早已廣受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等國家學者的重視，

並有大量相關研究，但郭騰展在 2007 年查閱國內教師領導研究專文卻只有四篇（郭 騰展，2007）。此外分析國內教師領導研究，可發現早期探討教師領導大多侷限在

並有大量相關研究，但郭騰展在 2007 年查閱國內教師領導研究專文卻只有四篇（郭 騰展，2007）。此外分析國內教師領導研究，可發現早期探討教師領導大多侷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