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3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傅修延說：「編年體的本質特徵是『依時序事』，然而歷史事件既不會均勻平 衡地散布於各個時間區域，也不會井然有序地次第發生，它們可能在一段時間內 相對沉寂令史家無事可述，也可能差不多於同一時刻交集紛來使人們目不暇接，
因此按照時間不可逆的線性方向進行按部就班的分年紀事，並非達到敘事目標的 最理想體制。」6「依年佈事」與「事繫於人」的矛盾衝突，構成了對另一種更 完善體制的呼喊，於是，司馬遷面對《春秋》、《左傳》等史傳編年體制，該如何 以一全新的體制，來「突圍」體制與時代的局限？明代劉曰梧序陳邦瞻在《宋史 紀事本末》說：「左、馬之義例精矣，一以年為經，一以人為經。」7 司馬遷面 對著漢一統的新時代，何以特別「突圍」出一個以「人的意志」為主，橫亙上下 千年的通史「紀傳體」？
朱熹在〈跋通鑑紀事本末〉說：「自漢以來，為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
此意固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 年繫日，如指諸掌。雖託始於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起於智伯，上系《左氏》
之卒章，實相受授。偉哉書乎！」8漢代以來，編年體與紀傳體，遂成了史傳體 制中，牢不可破的兩大體例，故馬端臨在〈文獻通考序〉中說：「《詩》、《書》、《春 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 章經制，後之執筆操剪牘者，亦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 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跡，十七史之 記述，萃為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司馬遷《史記》與司馬光《資 治通鑑》，遂相映成為漢以來史傳之通史紀傳體與編年體雙壁。
然而，一種書寫歷史體例的「突圍」，不僅泛指「外在形式」上的突破與衝 撞，更是指「文化意識」上，對於劃時代的一種吶喊與對世界觀的衝撞，亦即對 觀看世界的角度與視野的「突圍」。《春秋》和《左傳》礙於編年體制，其敘事結 構便極為分崩離析。當我們追溯某一故事線索，它往往會消失於另一故事中；或 僅導向某事件的起因與導火，略提起後又消失。此敘事反映春秋歷史的運作長期 處於分崩離析中。《左傳》的敘事模式再現當時的政治歷史，諸侯國間彼此鬥爭、
聯盟，敘事中心被分散，敘事統一賴於個人、行動與結果來呈現。
相較於春秋時局的紛亂，面對漢代一統天下的新局，司馬遷藉由「網羅天下
6傅修延，《先秦敘事研究──關於中國敘事傳統的形成》(北京：東方出版，1999 年)，頁 221-222。
7參見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劉曰梧萬曆 33 年序。
8參見朱熹，《朱子大全》（臺北：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卷81，〈跋通鑑紀事本末〉。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4
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9 之《史記》，在「卒 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太史公自序〉，頁1339）的千年歷史中，
「突圍」出什麼「成敗興壞之理」？其又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10中，
探究出什麼天、人之間的「分際」？古、今歷史間的「通、變」？「突圍」出何
「一家之言」？其對於天道、王道、君臣之道與士道的態度，又有何變化？以至 於最終「突圍」出一部以「人的意志」為主軸的歷史──紀傳體。司馬遷最終欲 讓後世看到什麼世界觀？此即本文觀察司馬遷《史記》敘事「突圍」的一個角度。
若《春秋》之產生，代表了「周道衰廢，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 不用，道之不行」（〈太史公自序〉，頁1337）的紛亂時局，於是孔子欲以《春秋》
來撥亂反正；那麼，身處壺遂口中「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 其宜」（〈太史公自序〉，頁1338）的漢代，司馬遷所欲堅持「自周公卒五百歲而 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
《書》、《禮》、《樂》之際」（〈太史公自序〉，頁1336）的真正動機為何？何以司 馬遷一方面「唯唯，否否」澄清「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太 史公自序〉，頁1338），企圖讓《史記》與《春秋》「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
以達王事」（〈太史公自序〉，頁1337）的目的脫鉤；另一方面卻又不斷懇切地強 調：「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太史公自序〉，頁1336）班固 在《漢書•司馬遷傳》中，刻意略去《史記》記載孔子著《春秋》目的為「貶天 子」三個字，此舉是否正是司馬遷上述對壺遂等史家正統派所欲婉曲「隱筆」之 真正原因？而隱隱道盡漢代一統天下後，知識分子面對君權的悲哀？
司馬遷既以《史記》上繼《春秋》之心明顯，其又將如何繼《春秋》而本《詩》
《書》《禮》《樂》之際來開展《史記》敘事？〈太史公自序〉云：
《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
《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太史公自序〉，頁 1338）
孟子〈離婁下〉說：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 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 義則丘竊取之矣。」11
若孔子編《春秋》的目的是要其成為「禮義之大宗」來為後世法，藉由「事、文、
義」注入自己的價值判斷於其中。司馬遷又將如何「述往事，思來者」的透過解
9【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年)，頁 1257。
10同上註，頁1257。
11【漢】趙岐注 【宋】孫奭疏、【清】阮元校勘、李學勤等編，《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北京 :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226。
‧
探討中國敘事的角度與方法眾多。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從西方敘事學 的角度，提出一個新視角去解讀古典敘事文本――「敘事內驅力」――是什麼對
‧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7
的主觀特色。23
柯慶明以「意志與命運」的角度來詮釋《史記》與中國敘事文類，其觀點剛 好與宇文所安所言「意志、性格、天」的敘事內驅力可互為參照，來探討司馬遷
《史記》敘事中，「意志、性格、天」即「意志與命運」的交疊滲透情況，反映 出司馬遷個人氣質獨特性與漢代社會文化積澱下的共同價值，佐證了司馬遷何以
「突圍」出一部以「人的意志」為主的通史「紀傳體」之因，此即本文觀察司馬 遷《史記》敘事「突圍」的又一個角度。
職是之故，本文以司馬遷《史記》春秋末年，吳越爭霸主要人物――夫差、
句踐和伍子胥――所涉篇章：〈吳太伯世家〉、〈越王句踐世家〉和〈伍子胥列傳〉
三篇為主要探討文本。因《左傳》、《國語》和《史記》對於伍子胥、句踐和夫差 的歷史敘事皆各有所重，且《史記》上述三篇史料可謂奪胎換骨於《國語》與《左 傳》，故成為本文研究司馬遷《史記》敘事之契機。〈十二諸侯年表〉有言：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挾王室之義，
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
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 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 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
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 法，王道備，人事浹。」（〈十二諸侯年表〉，頁 227-228）
司馬遷感於「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太史公自序〉，頁 1340）
之仁義缺，賊臣篡子起的春秋時代，故其欲承孔子明王道，以制義法而作「世家」。
且將〈吳太伯世家〉列為「世家」之首，並言：「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吳 太伯世家〉，頁 1341），可見司馬遷欲以「義、讓」標舉王道之心殷切。然而，
面對著吳王闔廬弒僚與吳王夫差殺忠臣等吳太伯後代子孫的爭亂、國滅，司馬遷 如何看待這段歷史背後，文化價值的傳承與斷裂？「義、讓」王道觀若不復存在，
忠臣又該何以自處？「綜其終始」，司馬遷何以如此敘事吳國這段歷史？其背後 之敘事文心為何？其所欲「突圍」的天道觀與王道觀為何？
又面對同一段吳越爭霸歷史，何以司馬遷在〈越王句踐世家〉中，特意加入
《左傳》所無記載之范蠡事跡於〈越王句踐世家〉中？且刻意抬昇范蠡謀略之功，
尤勝於句踐？甚至文末加入《左傳》、《國語》中不曾出現的范蠡救中子一事，使 范蠡之事跡貫串全文？究竟司馬遷何以如此敘事？文末太史公曰：「臣主若此，
欲毋顯得乎！」（〈越王句踐世家〉，頁 658），可見司馬遷欲以〈越王句踐世家〉
一文，來說明君臣相處之道明顯。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越王句 踐世家〉，頁 656）此是否正是司馬遷所欲「突圍」之君臣相處之道？
23柯慶明，《中國文學的美感》（臺北：麥田出版，2006 年），頁 72-7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8
《史記》中，除了「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此條材料外，〈伍子胥 列傳〉的內容絕大部分已散見於〈吳太伯世家〉、〈楚世家〉和〈越王句踐世家〉
中，何以司馬遷仍堅持為伍子胥立傳？凌稚隆認為〈伍子胥列傳〉「一傳中敘夫 差復父仇也，雖伯嚭亦復祖仇也；申包胥復君仇也；越王復己仇也；白公復父仇 也，此敘事之微也。」24可見「復仇」為通篇之旨。內容是反映作家態度的重要 形式，〈伍子胥列傳〉中充斥著私仇、國仇、禮遇之恩、引薦之恩的糾葛迴旋。
究竟司馬遷何以如此敘事？
司馬遷立〈伯夷列傳〉為「列傳」之首，並說：「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 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太史公自序〉，頁 1343）可見司 馬遷心中嚮往著的臣子之道為「義、讓」；然而，當讒人罔極，王道不存之時，
司馬遷刻意在〈伍子胥列傳〉中「突圍」「怨、怒」之臣子復仇觀，此是否正是 司馬遷所欲「突圍」之臣子之道？太史公曰：「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
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須臾忘郢 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伍子胥列傳〉，頁853）王 維楨曰：「太史公蓋以自見也。」25 此是否也正說明了何以司馬遷最後能以「人
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須臾忘郢 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伍子胥列傳〉，頁853）王 維楨曰：「太史公蓋以自見也。」25 此是否也正說明了何以司馬遷最後能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