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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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一、研究範圍
本文以〈吳太伯世家〉、〈越王句踐世家〉和〈伍子胥列傳〉為主要探討範圍。
其原因為：
（一）司馬遷感於春秋戰國時代「周室衰微，諸侯專政」（〈太史公自序〉， 頁 1340），仁義缺，賊臣篡子起，故欲承孔子「明王道，以制義法」而作「世家」。 且將〈吳太伯世家〉列為「世家」之首，並言：「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吳 太伯世家〉，頁 1341），可見司馬遷欲以「義、讓」標舉王道之心殷切。然而，
司馬遷以太伯讓國與季札辭讓對比吳王闔廬與夫差等後代子孫的爭亂、國滅，司 馬遷何以如此敘事？又如何看待「義、讓」王道觀之傳承與斷裂？故〈吳太伯世 家〉正可一探司馬遷之王道觀及所欲「突圍」之文化意識。
〈越王句踐世家〉中，司馬遷加入范蠡事跡與范蠡救中子一事，並使范蠡謀 略猶勝句踐來貫串全文。司馬遷何以如此敘事？文末太史公曰：「臣主若此，欲 毋顯得乎！」（〈越王句踐世家〉，頁 658），司馬遷欲以此文說明君臣之道明顯。
故〈越王句踐世家〉正可一探司馬遷心中君臣之道及其欲「突圍」之文化意識。
《史記》中，除了「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此條材料外，〈伍子胥 列傳〉的內容絕大部分已散見於〈吳太伯世家〉、〈楚世家〉和〈越王句踐世家〉
中，何以司馬遷仍堅持為伍子胥立傳？〈伍子胥列傳〉中充斥著私仇、國仇、禮 遇之恩、引薦之恩的糾葛迴旋。司馬遷立〈伯夷列傳〉為「列傳」之首，並說：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太史 公自序〉，頁 1343）可見司馬遷心中嚮往著的臣子之道為「義、讓」；然而，當 王道不存，司馬遷刻意在〈伍子胥列傳〉中「突圍」「怨、怒」之臣子復仇觀，
此是否正是司馬遷所欲「突圍」之臣子之道？故本文正可一探司馬遷心中之士道 觀及其欲「突圍」之文化意識。
職是之故，此三篇敘事，正足以看出司馬遷從「世家」到「列傳」，對於王 道觀、君臣之道與士道觀的一系列傳承與變化，進而使《史記》突圍成以「人之 意志」為主的「一家之言」過程演變。
（二）歷來探討敘事文之範圍、角度眾多。宇文所安提出之「敘事內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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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三十年、三十一年、定公二年、四年、五年、十四年、哀 公元年、十一年、十三年、十六年、二十二年；《國語》之〈楚語〉、〈吳語〉、
〈越語〉，零星事蹟參考《戰國策》、《呂氏春秋》、《春秋穀梁傳》和《淮南 子》等典籍。
若以史料來源來看，司馬遷撰寫《史記》之吳越爭霸相關人物的篇章，可謂 奪胎換骨於《國語》和《左傳》中。班固云：
司馬遷據《左傳》、《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 接其後事，訖於天漢。80
班彪云：
太史令司馬遷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 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 三十篇，而十篇缺焉。81
若要觀察司馬遷如何藉由《史記》吸取一系列史傳之精華，從諸多史傳中「突 圍」先賢史著，以這三篇為討論範疇，藉由觀察司馬遷對吳越史料及人物的「增 補、刪減」角度，最可看出中國史傳敘事如何從《國語》之重「言」，發展到《史 記》之「言、事相備」。從《左傳》囿於「編年體」而不得不割裂人物、達到酣 暢淋漓敘事人物的「紀傳體」；從《戰國策》受限於以策士為描寫中心，開展成
《史記》包羅萬象的人物傳記。畢竟，《左傳》、《國語》、《戰國策》、《呂 氏春秋》等典籍所載夫差、句踐、伍子胥等事傳，不僅詳略不一且多非一人之作，
較少完整看出作者自身的情感體現其中；《史記》則博採眾家之論，首次對夫差、
句踐、伍子胥事蹟做出完整敘述，最可體現司馬遷個人史觀與其對人物之感情投 射。故本文將範圍鎖定在這三篇敘事，最可一窺司馬遷成「一家之言」之用心，
及對於人類歷史發展的體悟與面對歷史人物書寫的生命感懷與精神超越。
此外，探討〈吳太伯世家〉、〈越王句踐世家〉和〈伍子胥列傳〉三篇所需對 比的先行史傳範圍，主要以「正史」為主。如以《左傳》、《國語》為主要參考底 本；輔以漢代以前、同期的作品，如《戰國策》、《春秋穀梁傳》、《呂氏春秋》列 為次要資料，作為旁證。至於時代稍晚之《吳越春秋》、《越絕書》等同樣講述吳 越爭霸之史料，因屬於雜史，故筆者僅於正史資料闕如時才參考，概說如下：
（一）本文題目為：「論司馬遷《史記》的敘事突圍」，故著重在司馬遷對於 先行史傳在外在「形式」如體例、筆法；或內在「文化意識」之「突圍」，而《吳 越春秋》、《越絕書》為司馬遷之後稍晚之作品，故與本文所與探討司馬遷對先行
80【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 (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年)，
頁1258。
81【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班彪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頁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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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傳「突圍」之意相佐；然而，《吳越春秋》和《越絕書》二書材料除採自先秦 西漢史籍及地方文獻外，還吸收大量民間傳說。司馬遷曾說：「二十而南游江、
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太史公自序，頁 1335-1336）
推測司馬遷遊歷時，亦聽過不少民間傳說。故仍列入參考。
（二）本文討論範圍中之伍子胥故事，自春秋以降，歷漢、唐、宋、元、明、
清，大致可分為史傳與小說兩大系統。前者以前代史書傳記所載為主，雖或敷衍 而略有增添，略為潤色，然大要皆不違反史實，主要以《史記》為主；後者則依 據民間傳說及附會之說而來，增衍繁多，為民間故事所具最普遍的特質，其衍生 之根本較多以《吳越春秋》為主。故伍子胥的故事，就史傳流布系統，則始載於
《左傳》、《國語》和《呂氏春秋》，而集大成於《史記》；小說流布系統，則 根始於《越絕書》和《吳越春秋》，而後演變為民間變文系統。82
《隋書經籍志》曰：「自秦撥去古文，篇籍遺散。漢初，得《戰國策》，蓋戰 國游士記其策謀。其後，陸賈作《楚漢春秋》，以述誅鋤秦、項之事。又有《越 絕》，相承以為子貢所作。後漢趙曄又為《吳越春秋》。其屬辭比事，皆不與《春 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靈獻之世，天下大亂，
史官失其自后漢以來，學者多抄撮舊史，自為一書。呀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
亦各其志，而體制不經。又有委巷之說，迂怪妄誕，真虛莫測，然其大抵皆帝王 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廣覽，以酌其要，故備而存之，謂之雜史。」83《越絕》
與《吳越春秋》之屬辭比事與《史記》不相似外，其內容又有委巷之說，迂怪妄 誕，真虛莫測，故本文未將之列入主要參考資料。本文即以「正史」史傳流布的 系統為主要探討範圍。
二、研究方法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採用文獻分析、互文與互見法。藉由細讀、分析文本的 方式，以《史記》吳越爭霸相關人物――夫差、句踐和伍子胥――所涉及的敘事 篇章：〈吳太伯世家〉、〈越王句踐世家〉和〈伍子胥列傳〉為論述中心。依據的 文本出自瀧川資言考證，臺北大安書局出版的《史記會注考證》一書。此書以明、
清金陵本為底本，日本當時流傳的中國宋代前《史記》鈔本殘卷為正文，並廣泛 蒐集、校勘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加上搜羅中、日百餘種典籍，將歷代注釋與自 身研究成果，以「考證」的形式與補訂後的三家注，合刻於《史記》正文下，是 當前研究《史記》的重要版本。
82張瑞芬，《伍子胥變文及其故事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年），頁184-185。
83【唐】長孫無忌等撰，《隋書經籍志》（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55 年），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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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讀者閱讀交疊式抒情感受，探討司馬遷所欲刪減、修正、迴避或增補之敘 事文心，以進一步窺探司馬遷如何藉由《史記》之敘事突圍，來呈現其所欲「載 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頁 1337）之史識與 史觀，並與司馬遷一同沉浸於歷史洪流中，千古知音之同情共感之敘事與抒情感 懷，以欣賞司馬遷如何以《史記》上繼《春秋》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 法」，來繼承孔子《春秋》為後王書，此「一家之言」即為筆者欲跟隨司馬遷所 欲動身前往之他方，亦為筆者本文之敘事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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