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吳太伯世家〉之「義、讓」突圍
第四節 「義、讓」王道觀之敘事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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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義、讓」王道觀之敘事文心
司馬遷在〈吳太伯世家〉中以太伯辭讓與季札辭讓敘事串起吳國大半的歷史，
是否為表彰禮讓與仁義之德？吳國從太伯至荊蠻崛起，最後竟然遭致滅國，司馬 遷面對這樣的興衰感懷為何？吳使季札聘於魯、齊、衛與晉時，司馬遷幾乎抄錄 了整段《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西元前 544 年）季札觀樂的敘事，其中隱含的深 意為何？司馬遷刻意串聯吳太伯與季札的敘事，且在列傳中每篇敘事皆從家庭系 譜榮光開始敘事起，是否與司馬遷個人家族使命與欲以《史記》成其「一家之言」
有關？又司馬遷之「一家之言」所指為何？司馬遷如何看待其身體自殘與著述的 關係？上述即為本節所欲探討司馬遷何以如此敘事安排的文心，以觀察司馬遷對 於歷史興亡的史識與史心。
一、節讓的彰顯與王道的失落
〈太史公自序〉記載：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弒僚，賓服荊楚；夫差 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太 史公自序〉，頁 1341）
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 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太史公自序〉，頁 1347）
司馬遷感於「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太史公自序〉，頁 1340）
之仁義缺，賊臣篡子起的春秋時代，故其欲以承孔子明王道，以制義法而作「世 家」。世家主要記方國大事及「輔拂股肱之臣」之忠信行道以配奉主上。世家的 編次，自有其時代與重要性的先後秩序，如〈周本紀〉說：「封功臣謀士，而師 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
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周本紀〉，頁 1341）齊、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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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管和蔡等排序，應是按周初始封的先後為定。吳在周初，為諸侯所擯斥，比 於蠻夷；論宗支遠近，不如晉、魯；論功臣大小，當首齊、燕，然而司馬遷卻以 吳為世家之首，154吳於春秋末年才通上國，故十二諸侯年表也將吳列為表末，然 司馬遷卻於三十「世家」中將吳世家列為第一，即因司馬遷推崇太伯讓國，故說
「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又司馬遷列伯夷傳為「列傳」之首，然而伯夷之 前已有許由、務光等賢人君子，司馬遷何以不為他們列傳而特列伯夷為傳首人物 呢？蓋因崇讓之故。故司馬遷說「讓國餓死，天下稱之」。155可見司馬遷傾心於
「德讓」政治理念，且欲以「義、讓」標舉王道之心殷切。
太伯至德讓國，故能成就周朝文、武王八百年天下，周子孫亦受此福祿能大 有天下四方。太伯奔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吳太伯世家〉，頁 523）司馬遷眼中的太伯不僅「至德辭讓」，連荊蠻皆「義之」，故太伯之讓，既 成就周朝也彰顯後代子孫，光耀了南方邊緣的吳國。吳壽夢開始上通中國，從第 十九代的季札身上，又讓人看到了太伯讓國傳說的影子。〈吳太伯世家〉記載：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 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吳太伯世家〉， 頁 533）
蠻夷之邦的吳國竟能出現一位仁心慕義的君子，且能由禮樂來見微知清濁，實為 一閎覽博物的君子。於是，司馬遷繫起了太伯與季札這條敘事線，在整篇〈吳太 伯世家〉中，司馬遷用泰半的篇幅敘事季札所代表的仁心慕義與辭讓守節美德，
在春秋末年動盪征伐時局中，季札與孔子的出現，實是黑暗政治中的一線光明。
吳楚兩國衝突已久，而司馬遷將兩國衝突定調為鍾離、卑梁女子爭桑，從星 星怒火竟擴大至邦國戰火蔓延；又楚子重請取申、呂之地以為賞賜，然因巫臣的 反對而與他結怨；子反想娶夏姬，巫臣勸阻他卻自己娶了夏姬逃到晉國，於是，
子重、子反殺了巫臣族人復仇，巫臣為復仇也教起吳國人使用戰車、戰陣，於是，
吳、齊、楚等國家之間的戰火，竟起因於夏姬的爭奪與賞地的失落；又如伍子胥 與伯嚭與楚結下的仇恨等等，這些看似極為個人且不起眼的星星怒火，竟能使吳 國崛起、稱霸一時於中原，楚國被吳攻破國都郢城，齊國也陷入不斷的征伐中。
春秋末年，這些亂倫、謀殺、貪婪、昏庸、詭詐、復仇或貪婪等不道德的人性黑 暗面，卻錯綜複雜地推動歷史的發展與前進。156
〈吳太伯世家〉一文於夫差伐楚與吳伐越之間，插入與上下文無涉的「十五 年，孔子相魯」（〈吳太伯世家〉，頁 530），瀧川資言引趙翼曰：「列國世家與 孔子毫無相涉者，亦皆書是歲孔子相魯，孔子卒，以其身繫天下之重輕也」157。
154阮芝生，〈論吳太伯與季札讓國〉，《台大歷史學報》，頁2。
155阮芝生，〈論《史記》五體的體系關連〉，《台大歷史學報》第7 期(1980 年 12 月)，頁 2-7。
156參見朱曉海，〈讀〈伍子胥列傳〉〉《文與哲》第9 期（2006 年 12 月），頁 113。
157考證參見【漢】司馬遷著、【日】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頁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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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周】荀子著、【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540。
162【魏】何晏注 【宋】邢昺疏、【清】阮元校勘、李學勤等編，《十三經注疏‧論語》(北京 : 北 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93。
163 同上註，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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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義讓以化爭與詩樂以求和
壽夢時上通中國，吳楚始征伐不斷。阮芝生統計：諸樊元年吳侵楚，敗還；
二年楚伐吳，吳人敗之；十二年，楚為舟師以伐吳，十三年吳子伐楚門於巢，卒；
餘眛六年秋楚伐吳，冬吳伐楚，執齊慶封殺之；七年吳伐楚，執吳蹶由；八年楚 伐徐，吳人救之，敗楚師於房鍾；十五年吳滅州來；王僚二年，吳楚戰於長岸；
4 年，楚人城州來，楚歸吳蹶由；五年楚吳子胥奔吳；八年吳伐州來，敗楚師於 鍾離，取楚夫人已歸；十二年春吳伐楚，圍潛；闔廬四年吳伐楚，侵六、潛；六 年吳敗楚，取巢；九年吳入郢；十一年吳伐楚，敗楚舟師；夫差十一年冬，楚伐 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十六年楚伐吳，吳人辭之。又吳越之交戰：闔廬五年吳 用師於越，十九年吳伐越，越拜吳於檇李，闔廬傷以死；夫差二年，吳敗越於夫 椒，遂入越；十四年越入吳，十八年春越伐吳，敗吳於笠澤，二十一年越圍吳，
二十三年越滅吳。加上吳與楚、越、晉、魯如黃池、橐阜等盟會，吳與周遭諸國 可謂爭伐不斷，皆因壽夢至夫差皆有稱霸中原之心。164
故吳國之壽夢因變法易常，欲傳位於季札而生亂；諸樊、餘祭和餘眛三君為 處理傳位問題，故繼續滋亂；而王僚因代王而爭為當王、光則欲奪回王位而刺僚 以致雙方成亂。面對吳國內外爭亂的時局正，司馬遷在〈吳太伯世家〉中則致力 於刻劃季札的再三「義讓」。僚、光爭國，而能「見微知清濁的閎覽博物君子」
的季札焉能不知？然季札的再三辭讓，「願附於子臧之義」即表明有國，非其節，
為國守節才是其志。季札唯有以身教示之以義讓，希冀以禮樂求和、以義讓化爭。
季札焉能不辭讓而諷僚、光爭國？焉能不遵周制「子繼」之前人之禮，而反勸他 人守禮？故季札居亂邦之吳的自處之道當為「持志守節、專讓辭國」。165
於是，司馬遷在季札出使魯、齊、衛、晉等國時，司馬遷幾乎抄錄《左傳》
襄公二十九年（西元前 544 年）所載季札觀樂一事，以傳達其詩樂以求和及樂以 知政之敘事文心。〈樂書〉記載：「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壹其行，刑 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樂書〉，頁 419）
表示禮、樂、刑、政的方式不同，但都為使民心歸向，顯現治世之道。且詩樂是 相通於倫理的，唯有君子能夠懂得調和性情與感通於樂。
所以「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正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國之音哀以 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正通矣。」（〈樂書〉，頁 419）太平盛世之音是平安 和樂，亂世之音會悲哀而憂思，所以季札使魯觀樂時，評鄭國詩樂則猶如亂世之 音，預言其政亦敗亡，音樂與政治實則相輔相成。「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 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樂書〉，頁 420）樂 可知政之得失，方能求治世之完備。而禮樂都有得者，可稱為有德的人。
164阮芝生，〈論吳太伯與季札讓國〉，《台大歷史學報》，頁26-27。
165同上註，頁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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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札周遊列國觀樂以聽政的所有行為，正符合司馬遷〈樂書〉中所有理論的 實際展演。季札的知禮樂且周遊列國傳達其觀禮樂之心得，預言了魯、齊、衛、
晉的國勢以滋警惕，司馬遷將這則敘事完整抄錄於〈吳太伯世家〉中，不正企圖 為吳國的爭亂時局以禮樂來求其安定。《呂氏春秋‧音初》云：「察其風而知其 志，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 為觀也深矣。」166季札的出現及觀禮樂之敘事，實為吳國由讓轉爭的紛亂局面，
注入一股清泉之音於亂世，此或為司馬遷敘事季札觀樂與季札守節之用心矣。
三、家族的繁衍與典範的繼承
宇文所安從《詩經》中看出人類繁衍和子孫綿延間有著延續(continuity)與身 份(identity)的矛盾。父系後裔之繼承者被期許效法祖上的典範形象，複製一個個 繁衍再生的族系，紀念、效法著祖先，把皇權傳襲合法化，像《詩經》頌詩歌詠 般，家族的繁衍如植物廣被綿延。家族是被賦予履行儀式的完整系統，其上是「共 同祖先」們的凝視。從繼承者之姓名、稱號，即可看出人類繁衍與繼承複製中的 差異，其偏離也成為人們最大的焦慮。周朝王號次序定義了王朝創立的軌跡，周 王室把「王」追溯到王季與大王，「文(王)」的後起意義是文化、文明，象徵「德」；
繼承者為「武(王)」──軍事、武力、足跡，象徵「嗣武、行動」。意味踏著先
繼承者為「武(王)」──軍事、武力、足跡，象徵「嗣武、行動」。意味踏著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