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問題與重要性

…苗栗大埔徵收案風波持續了一個多月，在今天似乎有了落幕跡象，一般外界總 以為大埔徵收案抗爭引爆點是源自於 6 月 9 日怪手進駐農田整地，但事實上整個 土地徵收案早在 7 年前就已經啟動，直到 717 農民團體夜宿凱達格蘭大道，不僅 讓社會感受到農民的韌性，也迫使府院積極介入協調尋求解套方案 …歷經一次又 一次的抗議陳情，歷經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無助，農民的聲音政府總算聽到了，整 起大埔事件不僅讓台灣長久以來土地徵收制度問題浮上檯面受到正視，也象徵著 基層聲音直接影響在位者決策，並且逐漸與政黨切割的「新農民運動」已然成型⁴。…

2010 年 717 夜宿凱道行動為近幾年最大型的農民運動，甚至有媒體將這一波 由新圈地運動而起的運動稱為「新農民運動」，把過去沉寂了十幾年的農業話題再 度搬上檯面。然而，即使感受到這波運動的浪頭正在前行，又如何在這麼多面向 同時開展的運動中找出自己的研究關懷呢？身為一個農學院的學生，過去這十幾 年來，社會上對於農業的觀感是如何地壓抑、負面和誤解，筆者也深有感觸。從 筆者走入農村、實際接觸農業議題開始，與夥伴們有過很多討論和思辨，但「什 麼才是大家與農業越來越遠的關鍵因素呢？一般人和農民之間到底有怎樣的認知 差異呢？」筆者嘗試去釐清實際在農村場域中、運動現場中看到的一些現象，找 出這個自己認知的關鍵因素，當然，過去經典的農民研究也提供了不少的內心的 辯思。

俄羅斯農學家 Chayanov 的經典家庭農場研究認為，農業生產中存在著特殊的 鄉民經濟（peasant economy）邏輯。鄉民生產是以家戶做為生產單位，生產是為了 維持家庭消費與再生產，而不是資本主義下的商品逐利行為，透過家庭成員投入 無酬勞動，產生特殊的鄉民經濟邏輯。其中，「自我剝削（self-exploitation）」可視 為農家生計最經典的描述。然而 Chayanov 也指出鄉民的自我剝削程度是有其相對

4 【2010-07-22/客家電視台/徐慧玲 林敬祐 綜合/大埔事件簿 「新農民運動」儼然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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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的，且他同時也強調鄉民的主體能動性，認為鄉民經濟行為雖然受政治經 濟結構的影響，但也不全然都被這些主體外的因素所決定（Chayanov, 1996[1925]；

許博任，2011）。Scott 兩本經典的農民研究，《農民的道義經濟學（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和《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 》皆以農民 的實存為經驗，討論生產關係和意識形態，也各揭示了農民主體的重要和農民主 動性的存在。《農民的道義經濟學》一書中提到，壓迫或剝削並非農民反抗的重點，

而是當農民感受到生存的底線被挑戰時才會有所行動。至於這個生存的底線為何，

則是由農民周遭所有一切生活經驗所判斷。然而，從古至今生產關係和國家治理 方式的改變都持續在威脅農民的生存底線（Scott, 2001[1976]）。《弱者的武器》中 則直接指出，除非農民的行為對國家構成威脅，否則農民很容易在歷史中消失；

或者，農民只是做為徵召、生產、稅收等匿名貢獻者被記錄在統計數字中。但農 民是具有思想的主體，因此除了會被大家明顯看到的公開抵抗外，日常形式的抵 抗也是經常的存在。農民日常形式的鬥爭是為了避免公開集體反抗的風險，他們 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網絡，表現出個體的自助形式（Scott, 2007[1985]）。

在近期，許博任（2011）也在論文中解讀中科四期下反迫遷運動的農民主體，許 以農村抵抗運動介入者的身分，探討在與農民共同生活、集體行動中，如何感受 到農民特殊的家庭經濟與家庭生存主體性。他指出農民自有其識人之明，且即使 全然陌生的官方行政壓力之下，也仍存在捍衛自身需求的爆發力（許博任，2011）。

上述的文獻都揭示了農民主體性和主動性確實存在。然而，在這波的「新農 民運動」中，應該如何切入觀察農民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呢？事實上，在運動過程 中反徵收農民與外界知識團體互動時，筆者觀察到，農民身上具有的某些文化特 質和經驗是不同團體間可以相互理解、和農民可以理解知識份子語言的關鍵。例 如：當學者在和農民討論農業問題或運動策略時，學者常會舉農民實際可能會發 生的生活經驗做例子，將農業問題概念化，讓農民不會困在知識性的專有名詞上 而難以理解，甚至是知識份子彼此間的討論也會用此方法，這證明農業問題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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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到農業實作者身上討論才會有意義。另外，筆者也發現不同狀態的農民背後 都有一個可以分析、回溯台灣農業發展的故事，足以作為運動訴求的佐證。筆者 認為，這些都足以看出農民身上存有的主體性和能動性，不但讓農民可以了解知 識份子，也讓知識份子可以了解農民，農民並不如過去分析農民運動中的那樣一 無所有、被動弱勢，只能以過往的貢獻祈求當權者的保護，而主體性和能動性不 一定是農民有意識的行為，也有可能是無意識的結果。再者，農民是會改變的，

只要讓他們確實了解他們的訴求跟自己在農業上地實踐有緊密的關連，他們過往 的一些想法和行為會產生改變。於是，本研究得出三個研究問題：

一、農民如何在抗爭網絡中行動？農民如何在抗爭中把主體性找回來？

二、農民的主體如何讓抗爭網絡中的不同行動者互相認同、理解彼此的目標並產 生集體行動？

三、農民的農業價值和實踐，如何在與其他行動者彼此認同的過程中產生改變？

另外，本研究的研究重要性也有三：

一、深化對農民主體的認識。

二、以網絡互動的方式理解運動的動態過程。

三、強調社會運動中文化轉化對基層動員的重要。

然而，正因為網絡互動是動態、多向往來的，在整個運動的過程中不只有農 民在日常經驗中轉化知識份子的語言，知識份子也在觀察、轉化這些農業既存的 社會形式來擴展和闡述運動。甚至是外圍關心、參與這一波運動的一般大眾也具 有轉化農民、知識份子語言和理解運動的能力。但由於本研究的重心在於理解農 民作為主體，如何對知識份子的語言進行文化轉化，因此就不另增篇幅討論知識 份子和其他行動者對農民文化的轉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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