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的農業價值轉化、再定義與實踐－以新竹二、三重埔土地徵收案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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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大學生農學院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Bio-industry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College of Bioresources and Agricul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農民的農業價值轉化、再定義與實踐

－以新竹二、三重埔土地徵收案為例

The Agricultural Values’ Translation, Redefinition and Practice of Small Farmers: The Case Study of Erchongpu

and Sanchongpu in Hsinchu.

丁維萱

Wei-Hsuan Ting

指導教授：陳玉華博士

Advisor：Yu-Hua Chen, Ph.D

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Februar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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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誌

感謝在撰寫論文過程中一路教導、幫助和陪伴成長的師長、夥伴、農友長輩和家人。雖然仍有很多缺陷，但謹以這本論文做為我開始受到農村召喚至今兩年多生活的官方紀錄。我想在我甫進入農推系至大學畢業時，應該都沒料到我會完成這樣的一本論文。然而，希望這只是一個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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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80 年代開始，國家扶持高科技產業的策略，讓新竹科學園區成為台灣產業轉型過程中的發展模範。此後，擴張科學園區等現代化的發展思維持續擴散到周邊的農鄉，新竹縣竹東鎮內的二、三重埔即在三十多年前就開始面臨土地徵收的威脅，至今徵收案變更成不同的名目，徵收威脅仍在。然而，過去倚賴農業收入的農鄉，隨著幾十年的社會變遷，已轉變成以工業為主、農業為輔的城鄉交界，

當地農民如何應對土地徵收，如何認知在地的發展是個重要的課題。本研究以行動者網絡（ANT）的方式紀錄並探討自 2010 年 6 月苗栗大埔怪手挖田事件而起的

「新農民運動」中，新竹縣竹東鎮的二重埔、三重埔內反對土地徵收的農民，如何在反新圈地運動的網絡中行動，並與網絡中的外來知識團體台灣農村陣線和其他行動者間形成「文化轉化（cultural translation）」、捲入更多支持反徵收的支持者。

最後，反徵收農民過去隨著台灣農業發展逐漸工具化、逐利化的農業價值也在抗爭的過程中「再定義」，農民看見了農業的公共性價值，且在日常生活中的農業勞動和經營實踐中也有所轉變。在運動中看到農民的主體性和能動性是重要的，因為農民是與農業運動最切身相關的實踐者，因此他們過往所承襲的農業文化、傳統和生活記憶都會成為「文化轉化」中的要素，透過農民在農業生產上所做的品質轉向（quality turn）等實踐，也才能讓運動的內涵和意義透過實踐主體的實踐不斷堆疊、累加，成為有生命活力的動態網絡，也才能有效的進行基層動員。

關鍵字：農業價值、文化轉化、行動者網絡理論、品質轉向、土地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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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sinchu Science Park has be seen as a kind of development model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Taiwan under the strategy of supporting Hi-tech industry.

From then on, rural area has confronted the crisis of urban expansion caused by the ideology of modernization. Small farmers, who live in Erchongpu and Sanchongpu in Hsinchu have already been threatened by land grabbing for thirty years and they are still suffering now. With the social change, the rural had transformed to be the suburb, which based on industrial rather tha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issues including the way local farmers react and respond land grabbing situation and their perception of local development are very significant. Our case study focuses on the action of farmers opposing land grabbing in Erchongpu and Sanchongpu, which belong to the “New Peasant Movement” against land-grabbing induced by the event of excavators destroying the rice fields in Dapu, Miaoli County, in June, 2010. Base on the Action Network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ction of farmers in the network of

anti-land-grabbing and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caused by the external intellectual-based organization, such as the Taiwan Rural Front, in which more supporters enrolled.

In the end, the instrumentalizing and interest-pursuing value on agriculture have been

“ re-defined”, through which the farmers realized the public value of agriculture and the practice of their daily faming changed. The subjectivity and agency of farmers in the movement is significant because of their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movement as the practitioner. Thus the culture, tradition and the memory of farmers would be the element in the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 meaning of the movement would be continually

accumulating and become a vital network which could mobilize effectively through their practice.

Key words: agricultural values, cultural translation, Actor Network Theory, quality turn, land grab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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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1.1 研究緣起

初次深入探訪竹東地區是在 2010 年的秋天。該年六月甫發生震驚全國的大埔怪手挖田事件，7 月 17 號許多來自台灣各地、同樣面臨土地徵收問題的自救會成員齊聚在台北凱達格蘭大道，呼喊「一方有難，八方來援」，徹夜舉辦聲援晚會和守夜活動。隔天一早，眾人把綠油油的秧苗鋪在凱達格蘭大道上，象徵「把田種回來」、「農運生生不息」，開啟一場對抗圈地徵收的持久戰；秋天之際，在新竹當地的學生社團引介、協助下，包含筆者在內的一群學生社團成員來到竹東，希望能就土地徵收問題的始末、聆聽在地自救會農民的想法，以訪調的方式對地方脈絡關係和從事農耕者進行最初步的認識。

眼見竹東二重與三重地區的反徵收農民在近年抵抗最新一波土地徵收案的期間，與非政府組織－如「台灣農村陣線¹（以下簡稱農陣）」建立了資訊對流的關係，

土地徵收浮濫的問題也躍上了各大媒體通路，引起民眾的反思、辯論，許多學者也投身於反徵收運動中、持續製造知識性論述。唯當在電視上受訪的農民、口中開始主張「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和居住權！」、「糧食自主是國安問題！台灣糧食自給率過低，為什麼還要徵收農地？」等普遍被認知是知識分子常見的語彙時，

是否反映了農民放棄自己熟悉的辭彙、轉而使用他者的語言，成為被動受到外來知識分子影響的受體？

然而，透過持續的非正式日常對話、半結構式訪談、協助農事勞動等不同的

1 2008 年於立法院一讀的「農村再生條例」，因其寬鬆的地目變更條件以及對農村花園景觀化的錯誤定位，將造成農村毀滅性的打擊。因此，長期在各個位置上關心台灣農業問題的行動者，包括：

農民、農村工作者、非政府組織（NGO）、媒體工作者、學者、作家、律師、工程師、藝術家、

青年連結起來，從草根組織、社會傳播、立法遊說等層面著手努力，在這個過程中成立了「台灣農村陣線」，簡稱農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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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經驗，筆者發現當地的農民在抵抗土地徵收一事上，並沒有失去自身社區的主體性，反而當地既有的歷史、文化脈絡、務農節氣等都不同程度地與抗爭行動產生連結，並進一步和外來的資源相對話、整合，而累積成為後續反徵收運動走向中的基本元素－因此形成本文的寫作動機，希望能從農民主體和其長久以來生活的周遭環境出發，呈現更多農民在運動過程中所展現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

2011 年，竹東當地一位反徵收農民獲得全國十大經典好米冠軍的殊榮，瞬時引起主流媒體對當地徵收問題的大量關注與討論，可說是將竹東的反徵收聲勢推上最高峰。隔年年初新任農業委員會主委陳保基上任，在接獲二、三重埔反徵收自救會所發的公文、強調二、三重埔地區為優質農地，質疑農委會為何要讓珍貴的農地資源被徵收後，農委會回函表示，優良農地以及特定農業區不宜開發，若國家重大建設真的需要這塊土地，「也應該以農民的意願為準。」在抗爭多年後才得到如此屬於善意的回應，看來似乎是因為「好米」的加持，讓當地成為「優良農地」的同義詞，在對抗土地徵收上顯得更有利。然而，若僅以「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來理解二重埔與三重埔地區農民在反徵收行動上的組織過程，是未能精確地捕捉到其組織動態的；在此，本文主張，其實是諸多不同的行動者（actors），

由有意、無意的交往過程，得以促進想法、認同的交換甚至激盪，進而醞釀、累積出現階段的發展情勢。

因此，除了土地徵收背景外，本個案也將農業的本質－農業生產、稻米品質提升做為描繪抗爭歷程的一個環節。稻米是台灣的基本糧食作物，過去在計畫經濟階段，政府高度介入農作生產與銷售的過程，並長期抑制糧價，以確保糧食來源穩定、社會不致動亂。許多農民習慣耕種稻米，使之成為最普遍的農業作物，

型塑了農村的文化面和經濟面；也因此，在國際勢力頻頻叩關之際，開放稻米自由貿易對農村造成的影響也不容忽視，各種以「品質」為號召的比賽活動，即是自由市場中面臨大量競爭時，迫使稻米生產由重「量」到重「質」，最鮮明的證據。

以稻米為例，地方農會承辦了鄉鎮級的稻米品質競賽，並鼓勵當地農友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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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奪得區域比賽的冠軍才有進一步競爭全國性稻米品質競賽的資格。

稻米的生產對農民來說是極為生活化、與生命史息息相關的經驗，其個別投入稻米品質競賽的動機、乃至如何連帶起稻米品質與土地徵收間的矛盾點、將當地的反徵收抗爭網絡擴大，皆為本研究的觀察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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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國內徵收與抗爭現況

以台灣各反徵收區的資料看來（見表一），台灣目前受到土地徵收威脅的土地超過 6000 公頃，多是因為不同的建設計畫而起，地點多分佈在城鄉交界，將影響上萬戶居民（尤其是鄉村居民）的居住權，若再加上尚未組成自救會和沒有管道發聲的其他未知案件，台灣的土地徵收面積相當可觀。台灣目前所有的都市計畫可以容納的人口已經超過台灣兩千三百萬的實際人口數，但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仍然以建設、發展之名，持續對地方進行土地徵收。然而，許多徵收的行政程序僅是按照既定的表面程序走，且執行手段粗糙，許多不熟悉行政程序的農民是在開始執行徵收時才知道自己的土地將要被徵收，著急卻求助無門。

由於大埔事件的發生，台灣不尋常的土地徵收開始為大眾所關注，在相關學者、NGO 組織和社區工作者的投入之下，各個反徵收區自救會已經開始串聯，希望可以打破「個案」迷思，讓大家了解台灣的土地徵收已經不是個案問題，而是整個政府傾向資本家利益的結果。發起民間版「土地徵收條例」的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指出，土地徵收條例應該在嚴謹的前提下才能進行，除了必須符合憲法第 15 條²和 23 條³的基本人權之外，還必須要有促進公共利益的事實、符合必要性、

比例性前提下，作為最後不得已的手段，且完全補償權益受到損害的土地持有人，

反觀當前的台灣政府卻將土地徵收當成最便利，可以隨心所欲取得私有土地的手段。徐教授進一步分析，台灣政府如此濫用強制土地徵收來做為建設手段的主要原因，除了包含台灣威權統治下所慣用的土地利用方式（歷史因素）、將不用賦稅的農地做計畫變更可以提高政府收入（財政因素）、地方派系與財團所需要的龐大利益（政治因素）等，也隱含著當權者在現代化發展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耳濡目染

2 憲法第 15 條：「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3 憲法第 23 條：「…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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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只看的到農地做為市場商品的意義，嚴重窄化了土地價值，更忽略了農地之於農民在文化傳承上的意義。

反對土地浮濫徵收的台灣農村陣線也表示，土地徵收除了危害人權外，過度的工業建設對於台灣的經濟發展並沒有真正的幫助，只會讓財團得利、炒地皮風氣大起，更不利於台灣農業的永續發展和台灣糧食自給率，因此當務之急是修改現有的土地徵收條例，讓人民權益可以得到保障、農村價值可以被重視。

自 2010 年 6 月 9 日發生的大埔事件開始，農民團體已經連續兩年在 7 月 17 日夜宿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呼籲政府立即修改現行土地徵收條例，並重視農村價值，並在 NGO 團體的協作下舉辦大大小小的記者會與行動，展現堅持「土地正義」的決心。

表一：各徵收點面積與簡介（表格由台灣農村陣線整理 2011.7）

各反徵收區 地點 開發案 土地徵收面積 備註竹南大埔自

救會

苗栗竹南大埔

竹南科技園區 154 公頃個案保留爭議未決。

灣寶愛鄉自救會

苗栗後龍灣寶

後龍科技園區 334.83 公頃已遭內政部區委會駁回。

竹北璞玉自救會

新竹竹北、芎林

台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前身為

「璞玉計畫」）

447 公頃

竹東二重里三重里地主權益自救會

新竹竹東頭重里、二重里、三重里、柯湖里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441 公頃訴求：終止 30 年來的限制遷建，立即解編恢復農地，保留所有耕地

（440 公頃），維護竹東大圳與生態湧泉、地景，世代傳承，把良田、古厝留給後代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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芎林都市計畫徵收案自救會

新竹芎林芎林都市計畫案 19.1 公頃芎林鄉人口呈現負成長，無辦理都市計畫之必要性。

台中后里自救會

台中后里台中科學園區三

期

0.6 公頃對當地農業嚴重的環境污染。

彰化二林相思寮自救會

彰化二林台中科學園區四

期二林基地

631.0961 公頃

（其中 80 公頃為私有民地，其餘為台糖地）

個案保留爭議未決。

彰化田中高鐵自救會

彰化田中台灣高鐵彰化站 183.26 公頃

看守土城愛綠聯盟

台北土城擴大土城都市計

劃案

128 公頃總開發面積 139 公頃。

桃園縣地鐵促進協會

桃園、中壢、

平鎮、龜山、八德

變更龜山、桃園市、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及中壢平鎮都市擴大都市計畫案

500 公頃（其中農地 322 公頃，

拆除建物 2.7 多公頃）

四千多戶、二萬居民面臨房屋拆除的命運，目前園林大道縮小規模，農地免於徵收，但鐵路高架化或地下化尚未定案。

烏日溪南農鄉聯盟

台中烏日烏日溪南產業特

定區計畫案

498.8067 公頃 4000 名居民將受影響，台中縣市合併後，

目前本案進度暫停。

中科大雅自救會

台中大雅中部科學工業園

區台中基地附近特定區計畫

範圍共 2969.74 餘公頃，台中縣約佔 1743.43 公頃，台中市約 1226.31 公頃。

大雅是全台灣著名的麥鄉，台中縣市合併後，目前本案進度暫停。

新北市貢寮區

貢寮區 11 個整體開發區（龍洞、和美、

文秀坑、澳底、福隆 1~4、桂安

變更東北角海岸

（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海岸）風景特定區（配合[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促進東北角海岸地區土地利用暨景觀風貌改

177.94 公頃區段徵收計劃範圍 102.56 公頃、範圍外經關保護區 75.38 公頃，

共計 177.94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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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2、卯澳）善興辦事業計

劃）計劃

徐世榮（2001）曾在文章中提到：

Wallerstein（1979）的（世界體系理論）論點與部分人類學家中鄉民研究者 Steward（1956）, Mintz（1954）,Wolf（1966）的觀點頗為類似，彼等認為許多民族在受到西方強勢國家的政治經濟控制之下，原有的生計經濟已捲入以生產現金商品為主的商業體系中，他們原有的社會生活和儀式生活都遭到嚴重的破壞，

在這種情況下，鄉民開始走向無產階級化，並處於國家或帝國主義的社會中的低下階級地位。鄉民的剩餘被外在優勢團體以稅收、地租等方式抽取，而鄉民就是處於這種不平等的結構關係之中。其中，國家的角色和其權力的運作是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括號為筆者所加註）

很明顯的，這些農民走出農村到都市來討公道，為的不只是自己面臨徵收的財產，也是向對於自己習以為常的身體習慣和生活方式不被看重表示抗議。這場新圈地運動的戰爭，並非是要政府以保護弱勢的姿態，給予農民一些短暫的「施捨」，而是要大家重新看到農村的價值、給予農村和都市同等的地位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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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問題與重要性

…苗栗大埔徵收案風波持續了一個多月，在今天似乎有了落幕跡象，一般外界總以為大埔徵收案抗爭引爆點是源自於 6 月 9 日怪手進駐農田整地，但事實上整個土地徵收案早在 7 年前就已經啟動，直到 717 農民團體夜宿凱達格蘭大道，不僅讓社會感受到農民的韌性，也迫使府院積極介入協調尋求解套方案 …歷經一次又一次的抗議陳情，歷經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無助，農民的聲音政府總算聽到了，整起大埔事件不僅讓台灣長久以來土地徵收制度問題浮上檯面受到正視，也象徵著基層聲音直接影響在位者決策，並且逐漸與政黨切割的「新農民運動」已然成型⁴。…

2010 年 717 夜宿凱道行動為近幾年最大型的農民運動，甚至有媒體將這一波由新圈地運動而起的運動稱為「新農民運動」，把過去沉寂了十幾年的農業話題再度搬上檯面。然而，即使感受到這波運動的浪頭正在前行，又如何在這麼多面向同時開展的運動中找出自己的研究關懷呢？身為一個農學院的學生，過去這十幾年來，社會上對於農業的觀感是如何地壓抑、負面和誤解，筆者也深有感觸。從筆者走入農村、實際接觸農業議題開始，與夥伴們有過很多討論和思辨，但「什麼才是大家與農業越來越遠的關鍵因素呢？一般人和農民之間到底有怎樣的認知差異呢？」筆者嘗試去釐清實際在農村場域中、運動現場中看到的一些現象，找出這個自己認知的關鍵因素，當然，過去經典的農民研究也提供了不少的內心的辯思。

俄羅斯農學家 Chayanov 的經典家庭農場研究認為，農業生產中存在著特殊的鄉民經濟（peasant economy）邏輯。鄉民生產是以家戶做為生產單位，生產是為了維持家庭消費與再生產，而不是資本主義下的商品逐利行為，透過家庭成員投入無酬勞動，產生特殊的鄉民經濟邏輯。其中，「自我剝削（self-exploitation）」可視為農家生計最經典的描述。然而 Chayanov 也指出鄉民的自我剝削程度是有其相對

4 【2010-07-22/客家電視台/徐慧玲林敬祐綜合/大埔事件簿「新農民運動」儼然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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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的，且他同時也強調鄉民的主體能動性，認為鄉民經濟行為雖然受政治經濟結構的影響，但也不全然都被這些主體外的因素所決定（Chayanov, 1996[1925]；

許博任，2011）。Scott 兩本經典的農民研究，《農民的道義經濟學（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和《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皆以農民的實存為經驗，討論生產關係和意識形態，也各揭示了農民主體的重要和農民主動性的存在。《農民的道義經濟學》一書中提到，壓迫或剝削並非農民反抗的重點，

而是當農民感受到生存的底線被挑戰時才會有所行動。至於這個生存的底線為何，

則是由農民周遭所有一切生活經驗所判斷。然而，從古至今生產關係和國家治理方式的改變都持續在威脅農民的生存底線（Scott, 2001[1976]）。《弱者的武器》中則直接指出，除非農民的行為對國家構成威脅，否則農民很容易在歷史中消失；

或者，農民只是做為徵召、生產、稅收等匿名貢獻者被記錄在統計數字中。但農民是具有思想的主體，因此除了會被大家明顯看到的公開抵抗外，日常形式的抵抗也是經常的存在。農民日常形式的鬥爭是為了避免公開集體反抗的風險，他們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網絡，表現出個體的自助形式（Scott, 2007[1985]）。

在近期，許博任（2011）也在論文中解讀中科四期下反迫遷運動的農民主體，許以農村抵抗運動介入者的身分，探討在與農民共同生活、集體行動中，如何感受到農民特殊的家庭經濟與家庭生存主體性。他指出農民自有其識人之明，且即使全然陌生的官方行政壓力之下，也仍存在捍衛自身需求的爆發力（許博任，2011）。

上述的文獻都揭示了農民主體性和主動性確實存在。然而，在這波的「新農民運動」中，應該如何切入觀察農民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呢？事實上，在運動過程中反徵收農民與外界知識團體互動時，筆者觀察到，農民身上具有的某些文化特質和經驗是不同團體間可以相互理解、和農民可以理解知識份子語言的關鍵。例如：當學者在和農民討論農業問題或運動策略時，學者常會舉農民實際可能會發生的生活經驗做例子，將農業問題概念化，讓農民不會困在知識性的專有名詞上而難以理解，甚至是知識份子彼此間的討論也會用此方法，這證明農業問題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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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到農業實作者身上討論才會有意義。另外，筆者也發現不同狀態的農民背後都有一個可以分析、回溯台灣農業發展的故事，足以作為運動訴求的佐證。筆者認為，這些都足以看出農民身上存有的主體性和能動性，不但讓農民可以了解知識份子，也讓知識份子可以了解農民，農民並不如過去分析農民運動中的那樣一無所有、被動弱勢，只能以過往的貢獻祈求當權者的保護，而主體性和能動性不一定是農民有意識的行為，也有可能是無意識的結果。再者，農民是會改變的，

只要讓他們確實了解他們的訴求跟自己在農業上地實踐有緊密的關連，他們過往的一些想法和行為會產生改變。於是，本研究得出三個研究問題：

一、農民如何在抗爭網絡中行動？農民如何在抗爭中把主體性找回來？

二、農民的主體如何讓抗爭網絡中的不同行動者互相認同、理解彼此的目標並產生集體行動？

三、農民的農業價值和實踐，如何在與其他行動者彼此認同的過程中產生改變？

另外，本研究的研究重要性也有三：

一、深化對農民主體的認識。

二、以網絡互動的方式理解運動的動態過程。

三、強調社會運動中文化轉化對基層動員的重要。

然而，正因為網絡互動是動態、多向往來的，在整個運動的過程中不只有農民在日常經驗中轉化知識份子的語言，知識份子也在觀察、轉化這些農業既存的社會形式來擴展和闡述運動。甚至是外圍關心、參與這一波運動的一般大眾也具有轉化農民、知識份子語言和理解運動的能力。但由於本研究的重心在於理解農民作為主體，如何對知識份子的語言進行文化轉化，因此就不另增篇幅討論知識份子和其他行動者對農民文化的轉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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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章節安排

筆者於第一章「緒論」陳述本研究的研究動機、研究問題、研究重要性、台灣土地徵收概況和整本論文的章節安排，說明筆者從社會現象出發所產生的問題意識。第二章「文獻回顧」說明如何從既有的運動理論中反省，進而轉用行動者網絡理論來理解運動過程，使研究問題與文獻進行對話。第三章「研究設計」說明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個案研究的田野狀態和蒐集資料的策略，並強調影響田野地「農業」的相關因素和農業字詞的使用。第四章「新圈地運動－竹東反土徵網絡的形成與捲入」以動態網絡的方式呈現運動過程中不同行動者的互動與連結，並帶入當地傳統土地徵收和稻米品質提升的歷史背景，以強調所有的網絡都並非憑空而起，而是鑲嵌在歷史脈絡中。第五章「土地、農業價值論述的文化轉化」則是關注農民繼承的文化，和農民在抗爭網絡中如何與不同行動者達成文化轉化的論述實例，並提出農民如何在抗爭的過程中對農業的「想法」和「作法」

有所改變。第六章「結論－抗爭下農民主體如何實踐」，總結本論文的研究結果，

並指出後續的研究方向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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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回顧

2.1 三大運動理論典範

過往西方討論社會運動的理論主要分為三種取徑，分別是政治機會論（political opportunity theory）、資源動員論（mobilizing structure theory）和文化構框論（cultural framing theory）（McAdam, 1996；李丁讚、林文源，2000）。首先，政治機會論主要認為運動的發生是因「既有國家政治系統的制度結構或非正式權力關係變動，

為特殊的社會運動提供了基礎」，但是這代表社會運動的發生是因政治結構或機會有所變動，這樣的觀點看不到社會運動底下群眾的狀態和主體性。其次，資源動員論強調的是「人民藉由參與、動員的正式或非正式的集體管道」對運動的形成、

政治過程、目標達成的關係，這種看法雖然已經注意到社運過程中組織、網絡的重要性，但是無法說明當正式／非正式組織尚未存在前，或是已普遍大量存在後，

運動為何會在某個時間點發生。最後，如果說上述兩個理論大體上是依循理性選擇學派的基本預設，將社會運動視為一種有組織與目標的集體行動，則文化構框論所強調社運的文化研究便是另一種既互補又競爭的取向（何明修，2004）。

構框（framing）一詞是泛指建立集體行動框架的過程（Snow et al., 1986；何明修，2004），文化構框論的重點則是在理念、文化元素對運動的參與、政治機會的型塑所起的作用，強調社會運動的意義建構試一種動態的過程。這種思考將對社會運動的研究開始轉向當中的文化價值、社會規範及意義、認同的社會建構過程等等，如 Snow 等（1986）認為，社會運動不只是意義的擔綱者，且是創生意義的過程，並在過程中將苦情（grievances）加以定位並創造新的認同、新的現實認知與集體化認同（李丁讚、林文源，2000）。Swidler（1986）進一步指出：一、文化做為象徵、故事、儀式、世界觀、意識型態的工具，人們藉此解決各種問題。

二、要分析文化的影響就是分析行動的「策略」。三、文化的解釋本身就不在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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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的目的，而是用於提供建構行動策略的元素。但李丁讚與林文源（2000）也提醒，Swidler 討論了文化做為實作（practice）、慣習（habitus）等面向，但對於行動者為何而行動、是否有不同行動基礎等問題沒有加以討論，且並未注意到「文化是如何可能」的問題。

何明修（2004）也針對構框論做了文獻回顧與探討，其中說明了「構框與策略」和「構框與組織」的關係。在構框的策略性作用上，意味著文化可視為一種運動資源，可有意圖的被操作，以促成運動的目標達成（Williams, 1995；何明修，

2004）。這代表在社運的現場，社會運動的構框並不一定直接反映當事者的想法，

而是透過高度的文化符碼包裝，帶著機會主義或利用政治風向的味道，運動者的意識形態和世界觀沒有直接表現出來，其真實的意圖被隱藏起來，表面上所呈現的是經過修飾的版本（何明修，2004）。在組織與構框的過程中，也假設為了包容更多組織參與，組織構框的策略往往是尋找組織間的最大公約數。且在建構組織聯盟的過程中，各別組織所擁有的資源和權力不盡相同，這些因素也會影響構框的方向，資源豐富的社運團體，較能將自己的意識型態、世界觀、運動路線加諸在組織聯盟中，進而主導整體的運動走向，而較缺乏抗爭經驗的居民，則可能被外來社運組織取得主導權，而被改變原有的動員框架（何明修，2004）。

這三個經典運動理論中，筆者認為文化構框論在將運動視為創生意義的動態過程此點，可作為本研究田野觀察的最佳註解，但是文化構框論缺乏交代過程中不同行動者的互動和網絡如何成為行動背後真正的基礎和動機。然而筆者以為，

一個運動無法只以結果論定調，這恐淪為「看圖說故事」式的研究者個人詮釋，

因此，了解從頭到尾運動中不同行動者彼此的親近與疏離、產生關係之偶然和必然等動態過程和特有的歷史記憶，將是運動為何能成形的重要參考指標。何明修

（2004）也認為在社會運動提出文化訴求之前，集體行動者面對的是一連串的歷史傳統、集體記憶、政治文化的前提，這些背景素材並非他們所選擇的，因此社運中的文化創造並非「無中生有」（ex nihilo），而是「從事物之中開始」（in med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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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事實上，若將運動中的參與者粗略分為「實際關係群眾（如工人、農民、學生等）」、「外來社運團體」和「外圍支持群眾」，則以上三個運動理論都無法切合筆者欲探討「實際關係群眾（在本研究中即為農民）」在運動中呈現的主體影響和主動性改變，仍會限於資源、權力不平等的盲點和微觀、鉅觀視角的辯論中。且因西方經典運動理論皆屬於「現代」運動理論，難以討論仍具許多傳統、農村習性、要素的農民運動，因此，本研究僅在運動的階段性分析中使用「文化」、「意義」等作為分析基礎，整體的運動描述架構另使用部分「行動者網絡理論」的概念來刻劃相關歷史過程，以及運動產生的過程中不同行動者彼此互相影響，且最後透過「轉化（translation）」產生一致的認同和集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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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行動者網絡理論

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並非一種單一面向的研究取徑，

它可以被視為展現一種集體企圖（collective attempt），以消除鉅觀與微觀社會分析的二元對立，讓社會與自然不再被當作各自分開、獨立的領域。從字面上來看，

actor 和 network 這兩個概念的結合，是一「刻意的矛盾修飾法詞彙，它結合了結構與能動性－並消除了結構與能動性的區隔（Law, 1999）」，這暗示社會系統既非由那些被設定的社會行動者的行動所獨立操作，也並非由那些行動所決定或束縛。

ANT 打破「能動性只能歸屬於人類」的想法，也因此，ANT 所指涉的網絡是一群混雜體的組成。換句話說，網絡由一群異質性的行動者（actors）組成，包括人類、自然與技術。而能動性（agency）被概念化為一種涉及了人與非人網絡關係中的衍生特質（emergent property of relationships）（Callon and Law, 1995）。而這些行動者會經由四階段的轉化（translation）過程達到共識，並朝著一致的目標前進：（1）問題化—定義問題，而且使行為者接受此定義；（2）利害關係化

（Interessement）—使其他行為者感受到在這問題定義中有共同的利害關係；（3）

捲入（enrollment）—則是利害關係化的結果，盡可能把各行為者納入相關的網絡中；（4）動員（mobilization）—使自己的網絡成為其他行為者的發言人。在 ANT 的概念中，權力被視為是一種行動者互動下的關係性效益（relational effect）（Latour, 1986），因此能動性是一種與權力類比的概念，它也是一種協作關聯的結果。能動性（agency）在過程中不斷透過「轉化（translation）」，將其他行動者捲入（enroll）

到網絡中，在此過程中，其他行動的利益被集結成伍，且他們被當作網絡的一部份而被動員。然而，這並不意味所有公認的行動者具有相同的能力去捲入其他人，

捲入也不必然是自願的或是深思熟慮後的行動。也就是說，作為一種關係性的現象，在一個人類（beings）、物件（things）、時間（times）與空間（spaces）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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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多變的關係陣列的脈絡中，能動性可能具有無限多種的形式。因此，研究者的任務變成是要去發展網絡解釋，而非直覺性地把能動性歸因於某個行動者。

楊弘任（2007）在《社區如何動起來？》一書中提出「文化轉化（translation；

原翻成「轉譯」，本研究翻為「轉化」」的概念，認為這是將＂深度動員之動員前能加以實現的發動機制＂。此概念從Latour （1983）一開始提出的轉化開始，

為了將這個概念修改成更適合台灣的田野狀態，第一階段楊將「單向轉化」的過程替換成「雙向轉化」，成為兩種知識興趣間相互轉化的狀態。但是不同興趣或知識間存在著理解形式上的差異，因此楊又援引Michael Polanyi所提「默會致知

（tacit knowing）」和David Turnbull所提「在地知識（indigenous knowledge）」的概念，指出在特定的知識空間中，透過實作中反覆試誤逐漸熟練，最後成為銘刻在身體裡的知識，並可宣稱此知識具有普同性的意涵。楊弘任認為林邊鄉的在地農民師傅具有「實作知識」，外來農學專家具有「論述知識」，兩者是對等並列、

平起平坐但原本無法互相流通的，透過「相互的轉化」的過程－農學專家能夠「以自己的語言說出對方的興趣」，將農民師傅經年累月累積的實作知識轉化為挑戰既有農學論述的重要成分時，農民師傅才會反過來也「以自己的語言說出對方的興趣」，將農學專家在實驗環境下所產生的論述知識納為將來實作的重要參考，

也助於兩種知識型式的相互交流。第二階段的概念修補，楊認為在他的田野經驗中，不只看到兩種「知識形式」的互相轉化，也同時看到兩種「公共性想像」的相互轉化，「公共行動社團」所界定的公共性是從領域或範疇來界定，而「村落傳統組織」所界定的公共性是從動機或道德來界定的，兩群人擁有不同的文化習性。在楊的田野中「個人掃街行動」做為一開始挑動大家公共性神經的引子，最終在地師傅義務性投入在地社區營造的身體實作成為結合兩種文化習性的因素，

既是實作優先的知識形式、又是因義務實作帶來的公共性想像。黑珍珠之鄉的社區總體營造個案之所以動得起來，不只是隨著某些外來專業團隊的進駐與離去，

也不只限於特定地方頭人小圈子的活動，其中的關鍵機制就在於：「公共行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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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與「村落傳統組織」之間，就其相互差異的關注興趣、行動模式與文化習性，

必須形成有效的「文化轉化」（楊弘任，2007）。進一步探究黑珍珠之鄉的社區能動過程，從村落中掃街行善的個人，到村長發起的掃街義工隊，讓帶有公共行動意涵的「傳統善人行動」與「社會改革行動」逐漸銜接起來，外來公共組織（東港溪保育協會）和在地宗教性行善團體（屏東慈濟功德會）和其他在地公共性團體（文史工作室和民主促進會）在過程中，偶然又必然的接觸、磨合、衝突，最終互動出互相彼此認可的行動標的（stake）。然而，這些因素的搭配都不是不同的行動者一開始共同計畫好明確的行動標的，並一起往目標前進，而是在過程中，

不同的行動者陸續出現，讓整個社區的能動性隨之轉變。

二重埔與三重埔地區各自獨立的生產農戶，與威脅自家土地的徵收案一同生活了三十多個年頭，從早期以包圍科學園區、向縣政府丟雞蛋的肢體抗爭，以至面對最新一波區段徵收案重啟（民國 95 年，以都市計畫法之名）後，地方居民結合、

重組「竹東二重里三重里地主權益自救會」，行政文書與肢體抗爭從未止息，唯偶然地在 2011 年該區域誕生一全國經典好米比賽冠軍得主後，地方居民遂打著良田好米的認可，轉而以「保護糧食」與「糧食安全」等議題作為現階段集體抵抗土地徵收行動的核心精神；在此過程當中，不只民眾抗爭行動的組織技術有所形變，

學術語彙的滲入也顯示、牽涉了社區內外新行動者的加入／捲入，不但在運動上產生階段性的成果，也讓在地反徵收農民對「農業」有了新的認知和實踐。

在透過近年引起關注的地方性與全國稻米品質競賽、試圖勾勒出竹東地區土徵抗爭史的面貌與轉折之前，爬梳鑲嵌於其中許多利害關係「捲入」以及如何捲入的過程－包括人／非人行動者、中介者（intermediary）、守門人（gatekeeper）等之間社會網絡建立的關係是至關重要的，因為簡易的網絡概念、或群聚研究中討論的面對面（face-to-face）互動已不足以完整地闡釋本文中農村居民建立連結的特質，社區內、外的個體或群體之間也並非僅存扁平、單向的互動，而更可能是在關注的共同焦點基礎（無論是農事、還是反徵收的立場等）上，逐漸累積出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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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默契、認同，甚至促成合作性的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這也是行動者網絡理論之所以應用於此的主要原因。

最後，當代談及地方發展時，許多文獻討論會從「社區」的角度切入。1994 年文建會開始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將社區視為具有共同理念的行動團體。然而 1996 年開始的「地方文化產業」政策，也開始造成「地方文化商品化」的問題，

許多以「地方文化產業」或「文化觀光」為發展主軸的鄉村社區營造盛行，如白米社區的木屐、平溪天燈、九份老街等。在此過程中，大部分被公眾視為成功發展典範、大量關注的「社區」都是農村／鄉村地區，這些在農業生產沒落、面臨困境的農業生產區，透過社區力量的號召重新被大家看到，這樣的發展令大家為之振奮。在農村／鄉村社區中地方文化產業的興起固然可視為是新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黃應貴，2006），但一方面地區文化產業的發展，也像是在反映農村居民無法各自著重在農業生產上，必須另尋共同發展主軸的苦衷。本研究的田野地域則是仍以農業生產為本質，使得區域內許多行動者的行動仍然圍繞在農業生產上，

然而這些行動可能因而隱藏於容易被忽略的日常生活邏輯當中，因此如何強調、

解釋農民日常生活邏輯所存在的動能將成為接下來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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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設計

3.1 田野地點概況介紹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的方式，以網絡的方式重新檢視農民投入抗爭中與其他行動者互動，了解農民對農之理解和實踐的轉變過程。個案研究為一種研究策略，

面對想要了解的複雜議題和現象，研究者在符合研究主題的地點中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個案，並進一步蒐集資料和分析，以達到釐清或深入了解的目的。個案的單位可從一個人、家庭、組織、族群、社區、學校，甚至是一個事件或問題，在個案研究中質化或是量化的研究方法皆可以使用，資料來源可以很多元。

筆者選擇位於新竹縣竹東鎮的二重里與三重里（俗稱二重埔與三重埔）為本研究田野地點的原因如下：

1. 此地位於新竹科學園區旁城鄉交會之際，正可顯現出台灣典型農村在都市擴張時所會面臨到的發展矛盾。早在三十年前（1981 年）就因新竹科學園區三期用地的擴張而面臨土地徵收，當時即引起在地居民的強烈抗爭，徵收案也因此持續拖延。2000 年時，新竹科學園區終因經費不足而放棄二重埔的土地徵收。然而，2006 年時，新竹縣政府以 BOT（Build, Operate, Transfer：由民間企業協助出資興建，營運一段時間後再將所有權轉移給政府）的形式解決資金問題，由廣昌資產管理公司得標後，當地的土地徵收再度啟動（台灣農村陣線，2009）

5。

2. 呈上述，此地面臨土地徵收歷史悠久，當地居民對於土地徵收的想法已經脫離了初面臨徵收時的不知所措與慌亂，經過長時間的思考與了解，多已依其各自

5 出自台灣農村陣線所出版的「2009 夏耘農村草根調查」，資料為三位作者在二重埔當地訪調、詢問當時與土地徵收相關之人士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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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有了因應的行動，因此也才能往回探索抗爭能量是如何累積與產生，以及從農民的論述、行動中看出他們的轉變。

3. 最後，則因為筆者對於當地的土地徵收狀況和資源網絡已有初步的了解。筆者在 2010 年 10 月首次進入田野地，之後兩年陸陸續續參與過幾次由台灣農村陣線和捍衛農鄉聯盟⁶（以下簡稱農盟）所舉辦的農民行動，接觸到當地面臨土地徵收的農民及鄰近清華大學、交通大學內關心土地徵收事件的學者和學生等相關人士。當地反徵收農民為了讓大家可以進一步了解當地反對土地徵收的想法，

對於外來訪客也相對容易接受。

以下則針對本研究的田野地點－新竹縣竹東鎮的二重埔與三重埔的地方特點做簡單說明：

一、土地徵收現況

二、三重埔地區的徵收案屬於「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新竹縣轄部分」，總共使用土地 441 公頃，實際徵收區域包含頭重里、二重里、三重里與柯湖里。因為 2006 年的抗爭是由二重埔自救會所發起，

此徵收案才逐漸為外界關注，因此這個地區的徵收案多用二重埔來通稱（台灣農村陣線，2009）。該地區的自救會考量到頭重里、柯湖里的被徵收地地主多是外來買地的投資客，而二重里、三重里的地主多為久居此地的居民，估計有 90%是有實際在務農的農民，故自救會的名稱以二、三重埔為名，並不涵蓋同在徵收區內的頭重里和柯湖里⁷。其中，預計徵收的 441 公頃中，「工業專用區」和「工業區」

6 2010 年 6 月大埔事件過後，各徵收區自救會感受到土地徵收的急迫性，開始積極串連、彼此鼓舞、分享經驗。在 2010 年的 717 夜宿凱道行動則由聯合自救會和台灣農村陣線共同發起，2010 年 8 月 4 日農民聯合自救會正式更名為「捍衛農鄉聯盟」，由二重埔三重埔自救會的會長農民 C 擔任捍衛農鄉聯盟的會長。

7 自救會的名稱考量原由是從竹東二重埔三重埔自救會會長農民 C 口述所得。但是對於該自救會反對徵收的訴求範圍則為該都市計畫全區，並不只限於二、三重埔的土地。由於筆者認為，土地是否實際從事農業生產是「農村」是否續存的認定前提，因此將本研究的研究範圍劃定在務農比例高的二、三重埔，而不討論其他的土地利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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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約 50 公頃，「住宅區」則多達 164 公頃，約占總體用地的五分之二，儼然像是大型的住宅區計畫。而目前台灣的土地徵收案中，像這樣以公共利益之名行更變地目之實則為普遍的現象。在整個漫長的徵收作業期間，竹科三期預備用地的徵收限制遷建使得鄰近地區的農村房屋破舊、人口外流、農地買賣尤其熱絡，但是土地徵收計畫的連帶效應也讓科學園區旁保留了一塊 30 年來未曾被水泥文明所入侵的農村田野。目前當地徵收案由於這兩年對於台灣各處對於土地徵收的抗爭和串連行動，以及 2011 年徵收區農民種出十大經典好米而暫緩腳步，但是案子沒有撤銷就代表危機仍未解除，當地反徵收農民在日常耕作之餘仍隨時在注意縣政府的動向。

二、歷史沿革與地理水文

竹東鎮位於頭前溪中、上游的內陸地區，處於新竹地區通尾山地的交通要衝上，而且是附近鄉鎮的交通樞紐，在清末往東部山區的開發史上占有極大的意義，

也因其特殊位置適宜作為貨物的集散中心，因此成為一個傳統的山麓市鎮，進而帶動竹東的地域發展。而二、三重埔的拓墾則是於道光 13 年（1833 年）開始。

頭前溪及其上游的上坪溪為流經竹東鎮之主要河流，不僅提供竹東地區主要民生用水，更是工業用水及灌溉用水來源。於日治時期興建的竹東大圳，攔取上坪溪流水為水源，由二重埔第一代大地主林春秀協同地方人士在民國 15 年聘請日本技士興建，21 公里水圳道灌溉面積達 530 公頃，受益面積 800 公頃。後因新竹與竹東地區用水日漸缺乏，新竹科學園區成立後又需要大量用水，故興建寶山水庫，引竹東大圳之水源供應竹科地區之用水。

二重埔為新竹通往竹東鎮內的門戶，享有重要地理位置，在日據時代是一個典型小部落，地型雖小確樣樣俱全，如舊有鐵路與陸路是重要交通樞紐，當地地主林春秀老開鑿竹東大圳，讓二重埔享有大穀倉的美譽。在科技潮流下，還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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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農業氣息，有獨特風土民情，當地俱歷史特色的古蹟如上員車站、林春秀故居。信仰中心則為當地的五穀宮，每年有三次廟會，以及百人搓湯圓祈福活動，

五穀宮前面的廟埕廣場也是社區活動的主要場所。社區居民百分之八十為客家人，

鄰近工研院，也是科學園區的後花園，有許多的科技移民。

三重埔地形狹長，面臨中興路段之長度近四公里，有近兩百年歷史之國王宮一座及萬善寺一座。緊臨工研院、清華大學、交通大學及行政院同步輻射中心與新竹科學園區，里內有三陽、福特、裕隆及中華汽車等大展售廠，里內各項汽車、

板金、定位、烤漆、引擎修護等公司林立。

圖一：用 Google Earth 與縣府都市計畫圖重疊來看，農民 A 的田地（紅十字）與農民 C 祖厝傳經第（綠十字）

一帶的農田（以白線簡略圈劃），便是未來住宅區（黃色格子）與商業區（紅色格子）的最大分布區。因三十年前竹科三期計畫的禁建之故，此地雖改劃工業區之名，但實際上仍大致是一片約一百公頃、未受都市干擾的農村景致。(圖片出自 2010 夏耘農村訪調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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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竹東鎮之耕地面積與墾殖率，1930 至 2000 年。（單位:公頃）

年度 總耕地面積 實際耕作面積 墾殖率%

1930

3255 2940 90.32

1940

3470 3034 87.44

1951

5351 2646 49.45

1960

5351 2837 53.02

1970

5351 2557 34.77

1980

5351 2344 43.80

1990

5351 1833 34.26

2000

5351 1830 34.20

（資料出處：竹東鎮誌－經濟篇）

表三：竹東鎮農業戶口統計，1930 至 1994 年（單位：戶、人）

年度

總戶數總人口農業戶 數

農業人口

農業戶數％

農業人口％

總戶均人數

農業戶 均人數

1930 2577

16120 658 3733 25.53 23.16 6.26 5.67

1940 3799

21475 839 4767 22.08 22.20 5.65 5.68

1951 5377

30203 2146 15232 39.91 50.43 5.62 7.10

1960 8282

45101 2246 18619 27.12 41.28 5.45 8.29

1970 10500

60000 2820 20508 26.86 34.18 5.71 7.27

1980 12866

69676 n.a. n.a. n.a. n.a. 5.42 n.a.

1990 16688

75858 2647 15104 15.82 19.91 4.55 5.71

1994 9231

80644 2320 14190 12.06 17.60 4.19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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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竹東鎮專兼業農戶戶數分配，1970 至 1995 年（單位：戶、比例％）

1970 1980 1990 1995

農牧戶數總計 2814（100%） 2891（100%） 2689（100%） 2309（100%）

專業農牧戶 773（27.47%） 54（1.87%） 191（7.10%） 309（13.38%）

兼業農牧戶合計 2041（72.53%） 2837（98.13%） 2498（92.90%） 2000（86.62%）

以兼業農牧為主 997（35.43%） 609（21.07%） 219（8.14%） 64（2.77%）

以兼業為主 1044（37.10%） 2228（77.07%） 2279（84.75%） 1934（8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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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新竹縣竹東鎮的二重里與三重里（俗稱二重埔和三重埔）為研究個案，在進入田野之後，考量研究目的與實際可行性後，採用深入訪談法和參與觀察法。另外，為了避免筆者陷於主觀詮釋中，同時蒐集多種次級資料進行研究。

而本研究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建構在行動者網絡理論過程性的本體認識論之下（林文源，2007），又稱「行動本體論」。反思於過去傳統的認識論，為了不將真實視為一種先驗式的存在，行動者網絡理論藉由探究造成存有物的具體萌生過程，尤其是物體由甚麼都不是，到成為被我們以特定方式處理而能穩定下來被認識的「客體」，行動者網絡理論認為所謂一般性存有其實是一般過程造就的結果。

因此，本研究透過幾種不同的資料蒐集方式，試圖呈現出抗爭過程中農民與

其他行動者間的真實，從動態變動的過程中理解農民的主體性。深入訪談法是從網絡行動者的主體表述來理解他們的認知；參與觀察法為透過研究者的近身觀察來檢驗他們主觀上（試圖呈現）的陳述；次級資料則是作為一般媒體或大眾認知的運動過程。從不同的視野來呈現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動態過程，並型構出整個反徵收網絡的形貌和重要節點所在。

3.2.1 深入訪談法

訪談法又分為結構性訪談、半結構性訪談與開放式訪談三種方式，其中以半結構性最為普遍使用。Byrne 就認為：

作為一個研究方法，質性訪談對於評估個人態度與價值，這些不盡然能夠被觀察或納入正式問卷的事格外有用。相對於封閉式的問題，開放式或較具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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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較可能獲得更深刻的回應，也更能反映受訪者的觀點、對於事件的詮釋、理解、經驗與意見。（Byrne, 2004）

本研究從訪談中了解當地農民從三十年前就開始抗爭的原因，和在2010年後反土徵網絡連結得以建立的各種因素，並了解農民和其他重要參與者在抗爭過程中的想法和實踐之轉變。然而農民的想法在長期的轉換下可能有各種意想不到的價值在其中，因此採用半結構式訪談，讓受訪者有較多自由，研究者得以引導談話方向的詢問方式，但也不至於像開放式訪談一樣容易偏離主題。深度訪談的本質是由訪問者建立對話的方向，再針對受訪者所提出的若干主題加以追問（Earl , 1988）。藉由訪談，可以瞭解當事人的想法與意義之建構，使當事人回憶過去發生的事情，並藉此與觀察中所獲得的資料進行相關驗證（陳向明，2000）。

受訪者的選擇當然是從當地抗爭農民開始，農民C無疑是在地抗爭社群中最重要的角色，除了會長的身分獲得其他反徵收農民的力挺外，也因為年輕時在外經營工程經歷豐富，所以對於各種流程、法規等掌握度都很高，所以面對抗爭可以十分快速召集大家做出各種應變。而農民B和農民C則因為活躍於當地稻米競賽中，剛好又是當地自救會的成員，所以便漸漸成為大家連結土地徵收與農產品質的代言人。然而二、三重埔當地的抗爭在與外界接軌之後，產生很大的轉變，因此也將建立連結的台灣農村陣線成員D與在幾次全台大型抗爭活動上扮演重要角色的E加入訪談對象中。最後，因為當地徵收議題透過B與C兩位農民參加稻米競賽而獲得更多的支持和散佈，因此也將推動稻米競賽的農會指導員F納為受訪者。

表五：本研究六位訪談對象基本資料

角色與代號

性別背景描述 二重埔

農民 A

男近五十歲中年農民。年輕時在外從事紡織生意，十餘年前決定回鄉當專職農民。2010、2011、2012 年竹東冠軍米冠軍得主，2011 年全國十大經典好米得主。為二、三重埔自救會之成員。

三重埔男近八十歲老年農民。年輕時從事畜牧業，配合政府離牧政策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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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 B 轉業務農。為二、三重埔自救會之成員。

三重埔農民 C

男六十餘歲老年農民。土木工程專業，年輕時開過營建公司，對新竹當地的土木工程、營造、園藝熟悉，對於程序、公文等相對熟悉。從年輕就有蒐集剪報的習慣。目前會接一些園藝規畫，其他時間就是處理抗爭事務。為二、三重埔自救會之會長，同時也是聯合自救會「捍衛農鄉聯盟」的會長。

台灣農村陣線成員 D

男農陣成員，專業為網路程式，但從小在農村長大因而關心農業。

因為在新竹居住和工作的關係，成為最先接觸竹苗地區土地徵收案，進而連結網絡的人。目前在新竹實驗社區支持型農業。

台灣農村陣線成員 E

女台灣農村陣線發言人。從 2010 年 717 行動前開始跟二、三重埔當地自救會互動頻繁，主責兩年 717 的相關細節規畫，並持續參與捍衛農鄉聯盟的行動和討論。

農會農事指導員 F

男高職畜牧科畢業，早年在農會負責毛豬共同運銷業務，為目前竹東地區主要的農事指導員。與農民 A 年紀相近。

3.2.2 參與觀察法

觀察法最早是應用於人類學的研究中。人類學家普遍認為，想要真正瞭解一群人勢必要投入相當長的觀察時間，而過程中可能包含學習當地語言和參與社會活動（Silverman, 2004）。為了可以「第一手」瞭解世界，研究者必須要親自參與，

而不只是從旁觀察研究對象。參與觀察法正是立基於此種信念基礎：

某種程度上，所有的社會研究形式都是參與觀察法，因為我們無法在不至身其中的情況下來研究社會世界。從此觀點來看，參與觀察法並非某種特殊的技術，

反而是研究者必須「與世界同在」的共同特徵模式（Atkinson and Hammersley, 1994）。

參與觀察法可分為參與式觀察法及非參與式觀察法兩大類。在參與式觀察法中，觀察者和被觀察者一起生活、工作，使觀察者能夠在密切的相互接觸中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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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被觀察者。此外，觀察者也可以隨時詢問相關問題，並且可以藉由觀看被研究者之行為而發問。這樣的方式較為靈活而彈性，允許研究者能夠根據研究問題及當下情境之需要而調整其觀察的目標、內容及範圍（陳向明，2000）。

由於農業本身的性質與其他產業不同，農業是以勞動和生產為本的「生活方式」，因此當地反徵收農民在抗爭之於是如何從事農業、如何看待農業，當然會與他們不願意土地被徵收有關。因此，本研究選擇參與式觀察法，主要是希望藉由參與農民行動與日常生活，觀察農民在自然情境中的行為和話語習慣，捕捉其中細微的。

筆者從2010年的十月首次接觸田野地後，在之後的兩年中陸陸續續以反對土地徵收的聲援者和組織工作者的身分，參與竹東當地自救會或台灣農村陣線與捍衛農鄉聯盟所舉辦的數場培力工作坊、共識營，還有農民A、農民C等各自所辦的體驗農事活動，以及學生社團的農村探訪活動。除此之外，因為各式與土地徵收相關的抗爭行動，筆者也和農民A、B、C有許多在竹東外各種場合遇見的機會，

如記者會、聲援行動或是大型的抗爭行動等。最後，筆者在2011年十月至十一月中間，短暫且間歇的居住在田野地，參與以農民A為主的當地農事與農民日常生活。

3.2.3 次級資料

為了避免對訪談內容和觀察內容做出過於主觀的詮釋，筆者同時也蒐集了其他的次級資料：一、三十年前至今與田野地相關的土地徵收和農民抗爭之報紙，

主要呈現出一般大眾可以接收到的土地徵收相關訊息，因資料取得上的便利主要以聯合報系為主，其他報導為輔。二、近年公民記者報導之土地徵收相關文章，

分別有 PNN 公視議題中心、台灣立報、部落客 Munch、獨立媒體朱淑娟等的線上報導和部落格。這些報導與一般主流報導的差異，在於這些公民記者多有持續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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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土地徵收議題，除了公開的抗爭活動外，與反土徵農友私下也有互動接觸，所以比主流報導的內容更加深入且細緻，並可以呈現出農人在主流報導之下的面貌。

三、農運團體近兩年為反對土地徵收所發之新聞稿，可以看出運動主要論述的轉換。透過這些次級資料，的確可以看出整個反土徵運動在論述和關注焦點上的轉變，由此也可以與受訪者的訪談內容互相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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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農不太農？田野地的農村狀態

到這裡為止，不知道大家是如何想像本研究田野的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狀態？

在台灣的發展脈絡中，農村是很明顯的起始點，但受到國外「鄉村研究」影響之故，近年來「農村」與「鄉村」在用字的意義沒有明確或刻意的區隔，兩個詞經常被混用或挪用。相較於比較偏向對空間特色之描述的「鄉村」，筆者在本研究中刻意使用「農村」一詞，是想強調農／鄉村之所以是農／鄉村，是因為其具有農業生產的本質，農產業結合了在地以此為生的聚落和生活方式，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農／鄉村樣貌。再者，「農業」、「農村」和「農民」等字詞在學術探討中都有其特定指涉的意義，本研究的探討層面為何呢？簡單來說，筆者關心的是廣泛的農業發展，而本研究則將與農業有緊密關聯的「農民」當成主要研究對象。雖然在整個網絡的過程描述中無法避免帶入在運動中同時扮演重要角色的外來知識團體及一些政府與民眾的因素，但是重點還是在凸顯農民的主動力量，這些力量可能是有意或無意的，產生的起源乃因農民長期以來與「農」共處所生。然而，筆者所說的「農」是指「產業面」還是「職業面」？正如過去許多社會運動討論當中，農民常常會被當成一種階級或一種群體來討論，而「農村」與「都市」是二元對立的關係：「農村」具有很多傳統的習性、農民具有保守的性格等等，農村中的人稱為「農民」，主要以「農業」這項產業維生；「都市」是各種現代性要素匯集的空間，對照「農村」中的「農業」，都市中的居民主要是以「工業」和「服務業」維生。然而正因筆者在田野地所看到的農村狀態並非如此鐵板一塊，本研究才選擇採用網絡互動的方式來描繪整個運動過程。故，本節將進一步說明田野地的農村狀態和相關細節，並解釋如何看待本研究中所使用的「農業相關用詞」。首先，二、三重埔本身並非典型的農村，緊鄰新竹科學園區和工業研究院旁的她是典型城鄉交界型城鎮，其發展當然也深受科技園區的影響。竹東主要道路中興路的一邊是從 1979 年就開始計畫徵收的禁建區，另一邊則是沒有受到禁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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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隨著新竹發展開始大量開發的都市計劃區。一條路的兩旁是截然不同的世界，

而在徵收區內反對土地徵收的農民主要是在禁建區內，長久以來與農業共存的一群。然這群在禁建區內生活的農民，分殊性非常大，隨著台灣社會的發展和農業政策的改變，他們的農業價值和實踐當然也有所轉變。

相關研究提到，台灣農民皆受到內、外趨力的影響產生農民分化，外在趨力是指大社會對鄉村農業生產者分化的影響，以國家的農工部門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之性質及階段為首要考慮；內生趨力則是個別農戶內在特性的差異如何導致他們走向不同的分化途徑（柯志明、翁仕杰，1991）。黃俊傑（1985）提到，在台灣農業商品化的過程，朝資本主義看齊的經濟特性也使部分農民的農業生產方式改變，台灣農民從民國 40 年代的「同質性」走向「異質性」，農業生產趨向多樣化，

農家所得差異拉大，兼業農戶大為增加，進而產生農民分化。柯志明與翁仕杰（1991）

也認為，傳統的農民研究一向試圖找出農民共同的核心特質，把農民當成一個同質團體（或階級）來處理，然後從這一點出發來說明外來者如何榨取農民的剩餘。

然而，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滲透及支配之下，台灣的農民早已不是一群共同面對外來支配者及剩餘搾取者的同質團體（柯志明、翁仕杰，1991），他們在生產方式、

栽種作物、兼業狀況、資本形態等條件上都出現許多分歧。

而若以農民的農業價值來看待整個轉變的過程，也有跡可循。吳聰賢（1985）

將農民性格解釋為「農業社會價值規範表現在農民生活和生產上的個人身心行為特質和角色的總稱」。台灣農民的性格和對土地的想法一直都被刻畫成因應農業發展狀況和土地利用方式的改變產生變動。在農村普遍經歷現代化之前，吳聰賢

（1970）認為中國傳統鄉民具有七種性格特徵：（1）自給自足、不求利潤；（2）

生產方法以畜力和人力耕作為主；（3）精神及物質生活上鄉民重視精神生活；（4）

有強烈的家庭觀念和親屬關係；（5）有深厚的鄉土觀念；（6）對經濟抱著有限資源的觀念，因而缺乏革新之動機；（7）缺乏計量較酬的習慣。廖正宏和黃俊傑（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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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延續農民性格與價值之研究，認為光復初期土地改革完成後，農民對土地有了強烈的認同感，且多數農民認為只要擁有自己的田，生活就會漸漸改善。因為土地改革的成功大量提升了農業成長率、提升農民的生活，也讓農民加深了「以農業為生活方式」的價值觀，這個時代的台灣農民根植於土地，他們勤奮務農，生死以之（廖正宏、黃俊傑，1992）。1970 年代，在長期重工輕農的脈絡下，農業危機益發嚴重，1973 年制訂的《農業發展條例》使得合法的「炒地皮」開始在農村地區出現，也是台灣土地商品化的起始點。廖正宏和黃俊傑（1992）認為在這個時期，農民已把農業視為副業，但是卻不願意輕易放棄土地，乃因他們認為土地仍是一種較有保障的商品，在經濟不景氣時，還可以作為最後的退路和保障。這時候的農民隨著農業技術的持續提升和台灣「經濟奇蹟」的來臨，已經從土地中游離出來，將土地視為商品的心態日益明顯，成為充滿營利取向的「現代化農民」，並「以農業作為生活的手段」。且農民的價值取向也逐漸轉變為現代的類型：在自然取向上，由傳統的順服或與自然合諧相處轉變為主宰取向；活動取向上，代表華人傳統修生養性的「內修」比例下降許多；關係取向由團體轉向以個人取向為主。而農民的農業價值則可能直接反映在農民對農業創新和農業經營的態度上（廖正宏、黃俊傑，1992）。

除了土地的因素之外，生產結構的轉變和生活水準的提升也讓鄉村居民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模式跟著改變。楊懋春（1970）就指出土地改革之後鄉村居民不再那麼保守，他們重視教育，因為教育可以讓他們活得更高的社會地位，也更容易在耕作方法上接受新方法和新知識。鄉村居民的生活趨於複雜化、平面關係增多，

氏族關係則逐漸式微。對老年人來說，地緣上安土重遷的觀念仍舊非常深刻，但是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則相當嚮往都市，不再以務農為世業。幾乎所有相關的研究都同意，台灣從傳統農業社會轉到工商社會，兩者的社會結構價值和觀念迥異，

農民性格也連帶跟著蛻變。然而，關於何種觀念改變的多、何種觀念改變的少、

何種觀念未曾改變等這類的問題，研究極少（廖正宏、黃俊傑，1992）。九 O 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