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不太農？田野地的農村狀態

到這裡為止，不知道大家是如何想像本研究田野的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狀態？

在台灣的發展脈絡中，農村是很明顯的起始點，但受到國外「鄉村研究」影響之 故，近年來「農村」與「鄉村」在用字的意義沒有明確或刻意的區隔，兩個詞經 常被混用或挪用。相較於比較偏向對空間特色之描述的「鄉村」，筆者在本研究中 刻意使用「農村」一詞，是想強調農／鄉村之所以是農／鄉村，是因為其具有農 業生產的本質，農產業結合了在地以此為生的聚落和生活方式，才能形成一個完 整的農／鄉村樣貌。再者，「農業」、「農村」和「農民」等字詞在學術探討中都有 其特定指涉的意義，本研究的探討層面為何呢？簡單來說，筆者關心的是廣泛的 農業發展，而本研究則將與農業有緊密關聯的「農民」當成主要研究對象。雖然 在整個網絡的過程描述中無法避免帶入在運動中同時扮演重要角色的外來知識團 體及一些政府與民眾的因素，但是重點還是在凸顯農民的主動力量，這些力量可 能是有意或無意的，產生的起源乃因農民長期以來與「農」共處所生。然而，筆 者所說的「農」是指「產業面」還是「職業面」？正如過去許多社會運動討論當 中，農民常常會被當成一種階級或一種群體來討論，而「農村」與「都市」是二 元對立的關係：「農村」具有很多傳統的習性、農民具有保守的性格等等，農村中 的人稱為「農民」，主要以「農業」這項產業維生；「都市」是各種現代性要素匯 集的空間，對照「農村」中的「農業」，都市中的居民主要是以「工業」和「服務 業」維生。然而正因筆者在田野地所看到的農村狀態並非如此鐵板一塊，本研究 才選擇採用網絡互動的方式來描繪整個運動過程。故，本節將進一步說明田野地 的農村狀態和相關細節，並解釋如何看待本研究中所使用的「農業相關用詞」。 首先，二、三重埔本身並非典型的農村，緊鄰新竹科學園區和工業研究院旁 的她是典型城鄉交界型城鎮，其發展當然也深受科技園區的影響。竹東主要道路 中興路的一邊是從 1979 年就開始計畫徵收的禁建區，另一邊則是沒有受到禁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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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隨著新竹發展開始大量開發的都市計劃區。一條路的兩旁是截然不同的世界，

而在徵收區內反對土地徵收的農民主要是在禁建區內，長久以來與農業共存的一 群。然這群在禁建區內生活的農民，分殊性非常大，隨著台灣社會的發展和農業 政策的改變，他們的農業價值和實踐當然也有所轉變。

相關研究提到，台灣農民皆受到內、外趨力的影響產生農民分化，外在趨力 是指大社會對鄉村農業生產者分化的影響，以國家的農工部門和資本主義經濟發 展之性質及階段為首要考慮；內生趨力則是個別農戶內在特性的差異如何導致他 們走向不同的分化途徑（柯志明、翁仕杰，1991）。黃俊傑（1985）提到，在台灣 農業商品化的過程，朝資本主義看齊的經濟特性也使部分農民的農業生產方式改 變，台灣農民從民國 40 年代的「同質性」走向「異質性」，農業生產趨向多樣化，

農家所得差異拉大，兼業農戶大為增加，進而產生農民分化。柯志明與翁仕杰（1991）

也認為，傳統的農民研究一向試圖找出農民共同的核心特質，把農民當成一個同 質團體（或階級）來處理，然後從這一點出發來說明外來者如何榨取農民的剩餘。

然而，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滲透及支配之下，台灣的農民早已不是一群共同面對外 來支配者及剩餘搾取者的同質團體（柯志明、翁仕杰，1991），他們在生產方式、

栽種作物、兼業狀況、資本形態等條件上都出現許多分歧。

而若以農民的農業價值來看待整個轉變的過程，也有跡可循。吳聰賢（1985）

將農民性格解釋為「農業社會價值規範表現在農民生活和生產上的個人身心行為 特質和角色的總稱」。台灣農民的性格和對土地的想法一直都被刻畫成因應農業發 展狀況和土地利用方式的改變產生變動。在農村普遍經歷現代化之前，吳聰賢

（1970）認為中國傳統鄉民具有七種性格特徵：（1）自給自足、不求利潤；（2）

生產方法以畜力和人力耕作為主；（3）精神及物質生活上鄉民重視精神生活；（4）

有強烈的家庭觀念和親屬關係；（5）有深厚的鄉土觀念；（6）對經濟抱著有限資 源的觀念，因而缺乏革新之動機；（7）缺乏計量較酬的習慣。廖正宏和黃俊傑（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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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延續農民性格與價值之研究，認為光復初期土地改革完成後，農民對土地有了 強烈的認同感，且多數農民認為只要擁有自己的田，生活就會漸漸改善。因為土 地改革的成功大量提升了農業成長率、提升農民的生活，也讓農民加深了「以農 業為生活方式」的價值觀，這個時代的台灣農民根植於土地，他們勤奮務農，生 死以之（廖正宏、黃俊傑，1992）。1970 年代，在長期重工輕農的脈絡下，農業危 機益發嚴重，1973 年制訂的《農業發展條例》使得合法的「炒地皮」開始在農村 地區出現，也是台灣土地商品化的起始點。廖正宏和黃俊傑（1992）認為在這個 時期，農民已把農業視為副業，但是卻不願意輕易放棄土地，乃因他們認為土地 仍是一種較有保障的商品，在經濟不景氣時，還可以作為最後的退路和保障。這 時候的農民隨著農業技術的持續提升和台灣「經濟奇蹟」的來臨，已經從土地中 游離出來，將土地視為商品的心態日益明顯，成為充滿營利取向的「現代化農民」， 並「以農業作為生活的手段」。且農民的價值取向也逐漸轉變為現代的類型：在自 然取向上，由傳統的順服或與自然合諧相處轉變為主宰取向；活動取向上，代表 華人傳統修生養性的「內修」比例下降許多；關係取向由團體轉向以個人取向為 主。而農民的農業價值則可能直接反映在農民對農業創新和農業經營的態度上（廖 正宏、黃俊傑，1992）。

除了土地的因素之外，生產結構的轉變和生活水準的提升也讓鄉村居民的價 值觀念與行為模式跟著改變。楊懋春（1970）就指出土地改革之後鄉村居民不再 那麼保守，他們重視教育，因為教育可以讓他們活得更高的社會地位，也更容易 在耕作方法上接受新方法和新知識。鄉村居民的生活趨於複雜化、平面關係增多，

氏族關係則逐漸式微。對老年人來說，地緣上安土重遷的觀念仍舊非常深刻，但 是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則相當嚮往都市，不再以務農為世業。幾乎所有相關的研究 都同意，台灣從傳統農業社會轉到工商社會，兩者的社會結構價值和觀念迥異，

農民性格也連帶跟著蛻變。然而，關於何種觀念改變的多、何種觀念改變的少、

何種觀念未曾改變等這類的問題，研究極少（廖正宏、黃俊傑，1992）。九 O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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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農民性格或農民與鄉土的連結幾乎不曾被拿出來討論，這讓大家更容易忽 視農民間的差異性和轉變，和仍有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除了經濟上的因素外，還 有哪些生活特性和需求。

從上述文獻可看出許多因素共同造成現今台灣農村的異質現狀，雖然並沒有 辦法完全套用在田野中，但是也算對目前的狀態做了部分的解釋，而在城鄉交界 的竹東所受外在的影響更加劇烈。面臨土地徵收的二、三重埔中，土地的擁有者 除了久居當地的居民、農民外，也有許多投資客見土地徵收有利可圖，從無意繼 續務農、想釋出土地的農民手中取得的農地所有權，期待土地變更後所獲得的巨 大利益。當地土地的利用方式除了生產農作之外，還有許多休耕、蓋了鐵皮工廠 或是填平造景的農地。農民的營生方式除了一些上了年紀的專業農外，更多的是 在外有專職工作的兼業農和以種植景觀作物為主的農民。台灣的發展歷程造成人 地關係的剝離與異質化，但是政府始終沒有去面對、以適當的政策因應這樣的農 村現況，反倒是持續傾向資本家，不斷消費、剝削農村剩餘的價值。

有趣的是，反觀本研究中所直接面對的反徵收農民 A、B、C 等，原本做為竹 東農村居民的他們，同時也因為成長在城鄉交界的緣故，個人成長歷程和工作際 遇上讓他們具備不同的特質和能力，這些特質和能力在往後新圈地運動的反土地 徵收網絡中卻成為偶然又必然的力量。舉例來說，農民 A 因為過去經營紡織業，

有在外跑生意的經驗，人面和見識較廣，也了解人脈和訊息是事業上很重要的關 鍵，因此成為專業農後十分注重與農會、改良場間的關係，也參加許多農業培訓 課程，認識台灣各地許多農友，了解不同農友的生產狀況和技術，同時也增進了 自己對農業的了解。過去做生意的態度也讓他對於經營農業更有企圖、更敢嘗試 新事物，最後在農業生產上終獲得好成績。農民 B 從早期開始致力於自家的畜產 經營，很早就結識了農會的輔導員，透過其輔導轉種稻米雜糧，因為自家農地面 積較大，除了稻米雜糧外也種很很多蔬菜和茶葉等，在多數食物都可以自給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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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況下，與朋友合作互助投入農業生產中。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農民 A、B 是二、

三重埔附近少數自家擁有烘穀機、碾米機等中、大型農機具的農民，掌握這些農 業生產資材也讓他們更能掌握自己的農產品質與技術，這與獲得冠軍米殊榮有相

三重埔附近少數自家擁有烘穀機、碾米機等中、大型農機具的農民，掌握這些農 業生產資材也讓他們更能掌握自己的農產品質與技術，這與獲得冠軍米殊榮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