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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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回顧
有關清代臺灣紡織品貿易的研究，首先要回顧的是李祖基的《近代臺灣地方 對外貿易》一書12，此書分為四個章節，分就近代臺灣開港之前的貿易概況、臺 灣開港之後主要進出口商品的貿易狀況、近代臺灣地方對外貿易的結構與特點，
以及近代臺灣地方外貿對臺灣社會經濟之影響這幾個部分來討論。其中李祖基著 墨最多的部分，在於開港後主要進出口商品的貿易概況這一部分。
在近代臺灣開港之前的貿易概況中，李祖基引《噶瑪蘭廳志》與黃叔璥的《臺 海使槎錄》，認為紡織品多由大陸運往臺灣，為主要的輸入品之一，並提及綢緞 紗羅多來自江浙，福建漳州、泉州一帶所出的棉布在臺銷路也很廣。然而，李氏 此章重心並非擺在紡織品的討論，而是要呈現整體臺灣開港之前的貿易概況，所 以對此的書寫相當簡略，究竟在清代開港前有哪些紡織品輸往臺灣，又是從哪裡 輸入，如何銷售等議題，均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對於開港之後主要進口商品的描述，李祖基則將輸入臺灣的紡織品分類為棉 織品和毛織品兩大類，據他的統計毛織品僅占輸入總額的 8.3％，輸入臺灣以棉 織品為主，因此討論的重心主要是放在棉織品種類與數量上的變化。李祖基認為 1880 年以前輸入臺灣的紡織品幾乎都是英國貨，包括灰襯衫布（Grey Shirtings）、
白襯衫布（White Shirtings）、T 字布（T—Cloths）及土耳其紅布（Turkey Reds）
等幾種。文中提到英國棉織品輸入臺灣，受到既有土布的競爭，但輸入量依然增 加迅速，從 1864 年到 1871 年的統計，棉織品進口數量成長 11 倍。13從年平均量 來看，1864～1869 年的平均量為 38168 匹，到了 1870～1879 則擴大為 114095 匹，
可以更明顯的看出英國棉布進口增加的趨勢。14
另外，他也指出自 1882 年起日本棉布輸入臺灣，便迅速搶占一席之地，他
12.李祖基，《近代臺灣地方對外貿易》，（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13.李祖基，《近代臺灣地方對外貿易》，頁 51-52。
14.李祖基，《近代臺灣地方對外貿易》，頁 57，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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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1882～1891 年臺灣淡水海關報告書》，15形容日本棉布不但在與英國曼徹斯 特的紡織品競爭中占上風，還日益取代土布的地位。因此他提出 1880 年後臺灣 進口布數量的增加，主要是由於日本棉布大量輸入的緣故。
總體而言，李祖基對清代臺灣紡織品有了初步的描述，點出英國棉布和日本 棉布的輸臺，也統計出一個整體的輸入量。雖然他試圖解釋價格的變化，還有灰 襯衫布與白襯衫布在南北兩地銷量的改變，但基本上仍將全臺布類貿易視為一個 整體來討論，較少針對臺灣南北兩地進行分區探討，忽略了清代臺灣地域差異的 因素。
除此之外，李祖基的研究並未從開港後臺灣經濟力的改變切入，也忽視中國 棉紡織發展歷程的變化，開港通商後中國土布的生產是否受到影響，並進一步牽 動臺灣土布的進口，仍需進一步研究。林玉茹的〈評介李著《近代臺灣地方對外 貿易》〉一文，同樣談到此書的觀點大都將臺灣視為一個同質單位，忽略清代臺 灣各地有強烈地域性的特徵；也未注意非通商口岸與大陸間的貿易往來。16然而，
卻也正面肯定其最大貢獻在於對清末臺灣進口商品與市場結構有較詳盡的分 析，這也是本文必須根基於李祖基的研究上，進行討論的原因。
另外一篇重要的相關論著為蔡承豪的〈從染料到染坊——17 至 19 世紀臺灣 的藍靛業〉17，以時間為軸心，討論從荷西時代至十九世紀末，臺灣藍靛業的發 展。其主要論述的年代，正是自 1683 至 1895 年的清領時期臺灣，與筆者想要討 論的時間吻合，除文中所敘述的時代背景可供參考之外，藍靛業與布業有著相當 程度的關連。蔡承豪認為臺灣藍錠輸往大陸，並非是銷往離臺灣最近的福建，因 為福建本身就有產藍，且為全國首屈一指的藍靛出口省分，於是臺灣藍靛便銷往 海道輻輳之地的寧波與上海，此兩區因紡織業興盛，或是地近紡織業中心，皆須 從外地輸入藍靛，故成為臺灣藍靛主要的輸出地。船隻前往臺灣蒐集藍靛，或販
15.臺灣銀行編，〈1882～1891 年臺灣淡水海關報告書〉，收於《臺灣經濟史六集》，臺灣銀行研究 叢刊 54 種，（臺北：中華書局，1957）。
16.林玉茹，〈評介李著《近代臺灣地方對外貿易》〉，《臺灣史研究》2 卷 1 期（1995），頁 226。
17.蔡承豪，〈從染料到染坊——17 至 19 世紀臺灣的藍靛業〉，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 所碩士論文，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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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藍靛之後回返臺灣，其裝載的船貨很可能就是以紡織品為主。在區域分工的原 則下，臺灣的民生用品多來自福建一帶，用以交換所產的米糖等物資。但除了這 條貿易路線，透由蔡氏的研究，點出過去較為忽略的臺灣與上海、寧波等地的船 舶往來路線，提供布業類商品的貿易網絡，一些新的思考空間。
再者，蔡承豪在文中指出 1870 年以後的臺灣，染布業逐漸興起，大陸地區 開始將紡織品輸往臺灣用早已聞名的臺灣藍靛染色，使得不少染店紛紛聘請具有 會染紅、綠等顏色的染匠來臺，18再將染好的布運往大陸銷售，洋布也不例外。
顯示臺灣的紡織品貿易不單單只是進口貿易而已，經由染色加工，可以回銷回大 陸。這樣的觀點在過去臺灣史的研究較少被提及。蔡承豪認為臺灣在 1870 年代 以後，藍靛業的經營，便自單一的染料出口，轉為本島染坊使用藍靛染布的型態，
形成「從染料到染坊」的經濟轉變。這是否意味著臺灣不僅僅是布業的銷售的地 區，而成為布業的染色加工再出口的地區？這個論點仍需要更多研究成果來證 實。
此外，染布業的興起亦牽動臺灣各種類型布匹的銷售，蔡承豪提及染色的方 便與否，也成為布料選擇的重要因素之一，白襯衫布和南京土布等較灰襯衫布容 易上色，日本棉布又比英國棉布更適合為臺人使用，他認為是這些布匹受到臺地 民眾歡迎的因素。染布業的興起也許亦可以解釋李祖基觀察到日本棉布在 1880 年代以後輸臺遽增的現象。
張家銘與葉秋玲合著的〈臺北大稻埕布業之發展 1860—1980〉19也略有提及 清代北臺灣大稻埕地區的布類貿易。作者以大稻埕較淤塞的艋舺有更良好的港口 條件，商業勢力也未強至足以排斥外商的地步，而成為茶行、洋行的駐地，日漸 繁華，居民消費力提升，可以接受高級品如絲織品的輸入。該文也談到清代臺灣 與大陸間的區域分工貿易與洋布之輸入。不過這篇文章是以社會學的角度出發，
將清季歸類為古典依賴時期，探討的時間也橫跨清領、日治、到戰後，與本文的
18.C.Imbauel-Huart，《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臺北：臺銀經研室，1958），頁 104。
19.張家銘、葉秋玲，〈臺北大稻埕布業之發展 1860—1980〉（臺北，東吳社會學報第七期，1988）
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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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重疊部分較少，在清代部分引用的資料多為臺北市志和座談會記錄，在史料 引用上較為粗略。但這篇文章貫串 1860 到 1980 大稻埕的布業發展，是一個較為 全面的觀察，仍有其重要性。
總體而言，有關清代臺灣紡織品貿易的研究成果相當稀少，除了上述著作之 外，其餘的資料都相當零星片段，分散於清代相關的經濟論著中。大致上也只討 論到棉織品是僅次於鴉片的第二大進口商品，並沒有進一步深入分析。因此，本 文將針對清代開港後臺灣進口紡織品的種類、數量、輸入國家等方向進行討論，
並分析其與土布間彼此競爭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