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區域分工與開港前紡織品貿易的展開
第二節 開港前臺灣的紡織品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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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而言，清廷的統治政策對清治前期的臺灣，造成深遠的影響。不論是渡 臺禁令的限制，防臺而治臺的政策取向，都限制了臺灣的發展，也形成男女比例 不均，械鬥衝突不斷的臺灣社會。經濟活動方面，隨著拓墾面積的增加，農產品 的產量也逐漸提升，在區域分工的原則之下，臺灣的農產品輸往大陸，換取所需 的民生用品，具有濃厚的商品特性。港口貿易也隨之興起，加上對渡政策的限制，
逐漸形成港對港的貿易體系，臺灣過去長期發展的國際性貿易頓挫，轉為與中國 大陸建立起緊密的貿易分工模式。
第二節 開港前臺灣的紡織品貿易
這一節要討論的主題是，身為民生必需品與手工業製品一環的紡織品，在開 港前的臺灣，是如何貿易的？臺灣的紡織品，在清治前期一直是最大宗的輸入商 品，在區域分工的原則底下，跟其他民生用品一樣，由大陸地區進口來臺。在清 治前期的臺灣，紡織品亦跟隨拓墾的腳步，各地經濟發展的脈動，與港對港貿易 系統的成型，逐漸散佈至全臺各地。然而，令人好奇的是，臺灣的紡織品貿易，
在中國的棉布交易市場中，處於什麼樣的位置？銷售的情形又是如何？至於輸入 臺灣的紡織品，有哪些類型？這些問題是本節討論的核心。
一、開港前臺灣與福建、華中的紡織品貿易
臺灣的紡織品，一直以來都是需要透過貿易進口到臺灣。施琅在其〈恭陳臺 灣棄留疏〉中就有提到，臺灣具備優越的自然條件、物產豐富，所欠缺的只有布 帛而已。34而臺灣所欠缺的布匹，在清朝統治勢力進入臺灣之前，是透過國際性 的貿易輸入臺灣的。
34.施琅，《靖海記事》下卷，臺灣文獻叢刊第 13 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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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上通日本，下達呂宋、廣南等處，火藥軍器之需，布帛服用之物，
貿易備具。35
當臺灣進入清治時期，原有布帛輸入的國際性貿易路線逐漸沒落，臺灣的布 類貿易面對新的局勢。臺灣的紡織品，在兩岸區域分工的原則下，多半是由大陸 進口，康熙年間的《諸羅縣志》中就寫到：「凡絲布錦繡之屬，皆自內地。有出 於土番者寥寥，且不堪用。」36這雖然有可能是清朝官員的偏見，但即使有少量 堪用的番布，也不足以供應臺灣之所需，因此清治前期臺灣的紡織品，多源自大 陸地區。乾隆年間的《海東札記》則寫到從大陸進口紡織品的利益可觀，像是文 綺、大布等來自大陸的布匹，運送到臺灣販售，甚至可以賣出一倍以上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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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有施琅等朝臣認為，以臺灣擁有部分紡織品原料，應該可以自行從事生產 紡織品的生產，這也是一般清代臺灣官員經常宣稱的政策，康熙年間的《臺灣府 志》中就寫到：「棉布、苧布、麻布，以上三邑俱有。」38不過，即使有這樣的情 形，數量也不會太大，一方面是臺灣的農產品具有濃厚的商品性格，在區域分工 的原則下，以臺灣生產的農產品去交換紡織品，比較符合經濟利益。另一方面，
臺灣雖然可以產棉、麻等部分原料，但由於缺少女性勞動力，所以很難發展出像 大陸地區一樣的農村與手工業結合的形式。即使到了男女比例漸趨均衡的時期，
紡織品早已經習慣由大陸地區供應，所以臺灣社會也沒有鼓勵婦女從事紡織。道 光年間的《彰化縣志》中就記錄下當時的清況：
惟蠶事未興，紡織尚少，近有挈女眷來臺者，頗知紡織機布，但皆買棉之
35.施琅，《靖海記事》上卷，臺灣文獻叢刊第 13 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頁 1。
36.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卷 17，文獻叢刊第 105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0），頁 494。
37.朱景英，《海東札記》卷 3，臺灣文獻叢刊第 19 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頁 47。
38.蔣毓英，《臺灣府志》卷 7，臺灣文獻叢刊第 65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0），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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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好者為之。若土產吉貝甚多，皆隨風飄散，視為無用。又有絲棉，任其 開花結實，終無收用。39
也就是說，即使有了女性勞動力，以農村副業型態手工業，在臺灣還是沒有 什麼發展，紡織品還是從大陸輸入。因此，就須要了解中國棉布沿岸貿易的概況，
才能更清楚紡織品是怎樣輸入臺灣的。根據宮田道昭的研究指出，在中國各地，
由於地區之間的分工而存在著各式各樣商品交換的關係。這些交換關係不但沒有 被分割開來，反而互相牽連起來形成一個更龐大的市場。
他觀察到清代中國的沿海，有一個彼此形成交換體系的廣大市場，北起最北 部東北、山東，經過作為中樞的江南地區，南至福建、廣東一帶。這個巨大的市 場主要交換的中心商品是下列三項：可以用來製作大眾衣物的棉布和原料棉花，
隨著飲食生活的提升而消費量上漲的砂糖，以及可以幫助棉花和甘蔗種植的低廉 肥料豆餅這三種商品。此三項商品的產區分別是北方輸出豆餅、江南種植棉花、
和南方生產砂糖，透過帆船貿易，在中國沿海形成一個廣大的交換市場。40 在這樣的交換體系之下，福建、廣東盛產的砂糖，會經由海上貿易送到沿海 地區，大多數送往江南地區進行交換。江南地區則是從明代開始發展農村棉紡織 工業，尤其是以太湖以東的松江府為中心向外擴展，由於原料上的需求，稻米的 生產受到壓制，而棉花的栽種則廣泛的盛行起來。於是棉花、棉絲、棉布等開始 被當成商品，向全國各地輸出。福建、廣東的商船裝滿砂糖前往江南，然後從那 邊買回的主要是棉花，而非棉布，這些棉花是做為華南農村棉紡織工業的原料用 途。41
透由宮田道昭的研究，我們可以得知福建、廣東一帶向江南地區輸出砂糖，
並買回棉花做為原料，並加工成各式棉布。這些棉布除了當地自用之外，在對渡 政策的影響之下，由於臺灣和福建的區域分工，也會將此紡織品輸往臺灣，交換
39.周璽，《彰化縣志》卷 9，臺灣文獻叢刊第 156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2），頁 291。
40.宮田道昭，《中国の開港と沿海市場》，（東京：東方書店，2006），頁 18。
41.宮田道昭，《中国の開港と沿海市場》，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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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生產的農產品。道光年間的《噶瑪蘭廳志》就記錄著「其來自漳、泉者，有 池布、眉布、井布、金絨布。」42由此可以知道清治前期臺灣的紡織品，有一部 份是由福建地區而來。
另一方面，臺灣也被納入閩粵與華中砂糖和棉的交換系統中，臺灣的砂糖會 向華中地區輸出，或許是透由對渡口岸輾轉北上至江、浙地區，不過也可能是用 走私偷渡的方式，利用信風直接前往華中地區貿易。臺灣的砂糖被運往江、浙一 帶銷售，之後再購買臺灣所需的絲綢、布料、雜貨、日用品等等。華中地區的紡 織業自明清以來持續發達，有衣被天下之稱，據大陸研究者的推估，以中國人口 之眾，在十六、七世紀時，松江棉布的供應量，恐怕還超越英國棉織品在工業革 命初期的總外銷量。43臺灣的紡織品有一部分便是此地供應，與福建、廣東和華 中地區貿易不同的是，由於臺灣的手工業並不發達，因此購買回臺的紡織品，多 是成品而非需要再加工的原料。咸豐三年（1853）的《噶瑪蘭廳志》中描述了當 時商人透過信風前往華中地區交易的情景：
絲羅綾緞，則資於江、浙。每春夏間，南風盛發，兩晝夜舟可抵浙之四明、
鎮海、乍浦，蘇之上海。惟售番鏹，不裝回貨。至末幫近冬，北風將起，
始到蘇裝載綢疋、羊皮、雜貨，率以為恆。44
雖然這一則史料引的並非是盛產砂糖的南臺灣，但透由夏季和冬季風向的轉 變，帆船貿易就是利用這些信風南北往來於臺灣和大陸之間，（尤其是需要向北 航行，或向南行駛的貿易。）臺灣與華中地區的砂糖和紡織品交換亦是如此，往 來的船舶數量應該也相當龐大。道光年間姚瑩的《東槎紀略》中也提及臺灣商船 的南北貿易往來：「商船自臺載貨至寧波、上海、膠州、天津，遠者或至盛京，
42.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 5，臺灣文獻叢刊第 160 種，（臺北：臺灣銀行，1962），頁 199。
43.趙岡、陳鐘毅著，《中國棉業史》，（臺北，聯經，1977），頁 59。
44.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 11，臺灣文獻叢刊第 160 種，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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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還閩，往返經半年以上。」45這樣頻繁貿易往來的情形，才會迫使清廷終於 在道光 23 年正式開放浙江的寧波、乍浦與臺灣直接貿易，來避免走私漏稅的弊 病。
至於有關當時臺灣紡織品的輸入項目，早在康熙末年黃叔璥《臺海使槎錄》
的赤崁筆談中，就有這一段詳盡記載，摘引如下：
海船多漳、泉商賈，貿易於漳州，則載絲線、漳紗、翦絨、紙料、煙、布、
草席、磚瓦、小杉料、鼎鐺、雨傘、柑、柚、青果、橘餅、柿餅，泉州則 載磁器、紙張，興化則載杉板、磚瓦，福州則載大小杉料、乾筍、香菰，
建甯則載茶；回時載米、麥、菽、豆、黑白糖餳、番薯、鹿肉售於廈門諸 海口。或載糖、靛、魚翅至上海，小艇撥運姑蘇行市，船回則載布匹、紗 緞、枲綿、涼暖帽子、牛油、金腿、包酒、惠泉酒。至浙江則載綾羅、綿 綢、縐紗、湖帕、絨線；甯波則載棉花、草席；至山東販賣粗細碗碟、杉 枋、糖、紙、胡椒、蘇木，回日則載白蠟、紫草、藥材、繭綢、麥、豆、
鹽、肉、紅棗、核桃、柿餅；關東販賣烏茶、黃茶、綢緞、布匹、碗、紙、
糖、麵、胡椒、蘇木，回日則載藥材、瓜子、松子、榛子、海參、銀魚、
蟶乾。海壖彈丸，商旅輻輳，器物流通，實有資於內地。46
從這一則史料當中，我們可以看到透過船舶貿易進入臺灣的各種紡織品，包 括有從漳州輸入臺灣的絲線、漳紗、翦絨、布，從蘇州載回的布匹、紗緞、枲綿、
涼暖帽子，而從浙江則運回綾羅、棉綢、縐紗、湖帕、絨線，甯波則載棉花回來
涼暖帽子，而從浙江則運回綾羅、棉綢、縐紗、湖帕、絨線，甯波則載棉花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