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找到結果。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回顧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4

定中,郊究竟是神明會還是商業組織?是否應該與商工會合併,或承認郊為社團 法人?本文將進一步探討以上所提出的問題。

本文在方法論上,欲呼應近年世界史和臺灣史研究上所採取的新方法,以世 界史的視角為出發,觀察臺灣的行郊作為一種「guild-like」之組織團體,觀察郊 與其他地區的商業團體有何值得比較之處。研究臺灣的郊能夠讓我們重新檢視 19 世紀中期以後,臺灣受到西方世界的正面衝擊,以及面臨清國和日本統治的 跨政權問題之下,臺灣的行郊究竟是走向衰微,抑或是朝著其他方向轉型。以中 國的研究為例,20 世紀初期中國許多大型通商口岸的行會、會館,紛紛轉型為 替現代商工業整合勞力資源的機構,類似工會團體,因而依然保持其活力,8那 麼臺灣的案例是否能夠提供歷史研究一些新的啟發?

行郊之所以能夠在臺灣史上長時間保持不墜,行郊之間採取相互連結

(interconnection)、強化內部組織之類的手段是必要的。而行郊如何維護權力關 係,及其採取什麼樣的經濟策略,則是近年值得注意的研究取向。9本文欲與其 他地區的基爾特研究相呼應,進而論述與世界各地類似的發展過程與不同的歷史 經驗。尤其是臺灣的行郊歷經日治時期洗禮,其組織如何尋求現代政府法律上的 認定,以及其組織功能上在哪些部分得以維持不變,哪些部份需要調整以因應新 時代的衝擊,都是本文關注的議題。

總而言之,從清末到日治跨政權下郊的歷史變遷,較不受過去的研究者重 視,本文欲將行郊研究向日治以後擴展,期望能解釋一些前人未深究的課題。其 次,為了呼應國外史學界的基爾特研究,本文也將嘗試比較郊與基爾特、會館公 所等工商業團體的異同。

第二節 研究回顧

最早將臺灣的行郊與基爾特相提並論的學者是東嘉生。他將清代臺灣的同業

8 Christine Moll-Murata, ”Chinese Guilds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An Overview” , in The Return of the Guilds ,pp.229-232.

9 Hugo Sol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uropean Craft Guilds: Power Relation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of Merchant and Master Artisans in th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Textile Industries” , in The Return of the Guilds ,pp.45-7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5

組合、商業組合以 Gild(Guild)稱之,但其論述的架構偏向以線性史觀分析臺灣 經濟史,而將行郊置於封建時代基爾特的框架之下。10另外東嘉生在 1941 年的 論文〈清朝治下臺灣的貿易和外國商業資本〉一文中,又以 Zunft 一詞解釋行郊。

11之所以使用 Zunft 一詞而不用 Guild,是因為作者認為臺灣行郊屬於純粹的商業 組合,而 Guild 主要為手工業的同業團體,因此以 Zunft 為適當。12但 Zunft 和 Guild 二字差異並不特別顯著,近年來的學者也僅以 Merchant Guild 與 Craft Guild 稍作 區隔。13

戰後的行郊研究當中,當推方豪於 1970 年代初期的研究為首。有別於伊能 嘉矩和東嘉生在日治時期所進行的研究,方豪率先注意到《臺灣私法》14的局限 及其對學術研究可能造成的盲點,進而致力於跳脫日治初期蔡國琳和《臺灣私法》

所建立的論述框架。方豪〈臺南之「郊」〉15一文在史料運用上,使用三種資料 作為支撐論文的核心史料,即清代之方志、文集,日治初期所編的《臺灣私法》,

以及戰後初期所編的《南部臺灣碑文集成》16。該文雖然缺乏更進一步分析行郊 的機能與社會經濟角色,但方豪考證郊名和郊號出現的時間,無異於將清代至日 治初期的史料作了初步的整理。

方豪的視角影響了後進研究者。卓克華的碩士論文〈清代臺灣行郊之研究〉,

17以清代臺灣方志、文獻和日治初期的《臺灣私法》作為核心史料,討論清代臺 灣行郊的興衰。該文出版時,改書名為《清代臺灣的商戰集團》,18近年又加上 幾篇論文,重新印行為《清代臺灣行郊研究》。卓克華認為行郊在開港以前壟斷 臺灣的商業貿易,並且使用較專制的方式管理派下,使得經濟利益把持在少數巨 商的手上。在 1860 年代開港通商以後,行郊受到外國資本的衝擊逐漸衰弱,並 且在日治時代走入歷史,或轉為神明會的形式。

10 東嘉生,《臺灣經濟史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95 年),頁 78。

11 東嘉生,《臺灣經濟史研究》,頁 306。

12 東嘉生,《臺灣經濟史研究》,頁 316。

13 Christine Moll-Murata, ”Chinese Guilds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An Overview” , in The Return of the Guilds ,pp.213.

14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私法》(臺北市:南天,1983 年)。

15 方豪,〈臺南之「郊」〉,《大陸雜誌》44 卷 4 期(1972.4),頁 1-23。

16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南部臺灣碑文集成》(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1961 年)。

17 卓克華,〈清代臺灣行郊之研究〉(臺北: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2 年)。

18 卓克華,《清代臺灣的商戰集團》(臺北:臺原,1990 年 2 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6

卓克華的推論只是列出各種可能導致行郊沒落的原因而已,而且與方豪在 1970 年代初期的推論相去不遠。卓氏以方豪的推論為基礎,論證開港後行郊的 衰微,19尚有待商榷之處。例如卓氏引用《臺灣私法》當中的郊規,乃是開港或 日治時代後重新修訂之規約,然此等組織已經式微,為何還需要加強對內的約束 力量,因應時代的變遷修訂郊規?卓氏雖然在文中提到日治時代以後出現的「香 港郊」、「神戶郊」,但卓氏僅認為郊在清末便已衰敗沒落,對這些新的郊規、郊 號並不深加追就。

其次,卓氏認為自清末以來,外國資本和新式的商業經營手法、商業團體取 代了傳統的郊商。郊商作為來自中國東南沿海的外地資本,在清末以後逐漸衰 落,離開臺灣。到了日治時代,因為政權更替波及行郊生理,加上殖民者為了保 護內地商人,在政策上打壓本島商人,傳統的行郊在官方政策和日商企業的夾擊 之下沒落,僅保留神明會的性質,或者是被統治者強行更改郊號。20卓氏的論述 自 1980 年代以來,近二十年不曾被挑戰,且為後進研究者不斷地承襲。

凃照彥及其著作《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21一書中,也曾經涉及行郊的議 題。凃氏以《臺灣私法》作為史料,提出「本地資本的形成和生存形態」。根據 凃照彥的論述,清代臺灣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家族共同體為中心,將財產投資於各 種行業,或是利用農產品商品化的發展,對農民發放高利貸。因而臺灣的本地資 產家階級具有地主、商人、商業性高利貸三位一體的性格。22本地資本的擴大與 發展,並非臺灣島內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而是與對岸的貿易關係所造成,進 而使本地資本從內部深深地扎根於臺灣社會。23這也導致開港後本地資本並未遭 受嚴重打擊,其一面受制於外國貿易資本的控制,一面加強其本地資本的性格。

凃氏認為開港以後,經營與對岸從事輸出入貿易的外郊便逐漸衰微,而內郊因為 不可能被外國資本改變生產過程,以及在地商人與生產者的關係,以中介人之身 分在時代變遷中繼續發展。24也就是說,凃氏已經預示所謂「內郊」所屬的郊商,

19 卓克華,《清代臺灣行郊研究》,頁 171-212。

20 卓克華,《清代臺灣行郊研究》,頁 209。

21 凃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2008 年)。

22 凃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頁 373。

23 凃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頁 374。

24 凃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頁 37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7

在開港前後不無發展為「買辦」之可能。

但凃照彥對開港後行郊的情勢並沒有深入追究。雖然內郊商人有可能兼任買 辦的角色,不過凃氏並無進一步論證;而凃氏認為外郊從此沒落,是否仍有值得 商確之處?氏著主要的用意在於與矢內原忠雄對話,因此其重點仍然緊扣臺灣的

「本地資本」如何回應日本所進行的「資本主義化」25,傳統的商人團體及其對 應時代的變遷並非凃氏之重點。

蔡淵洯以地方權力結構的角度分析行郊,在〈清代臺灣基層政治體系中非正 式結構之發展〉一文中,使用了非正式治理(imformal government)與非正式結 構(imformal structure)的概念。26另文〈清代臺灣行郊的發展與地方權力結構之 變遷〉,則進一步討論鹿港八郊、臺南三郊這種「行郊的聯合及其勢力之擴大」,

與行郊如何運作內外關係,以達到城市內部地方治理的機能。27

林滿紅在〈清末大陸來臺郊商的興衰〉一文中,認為郊商大多為「家在彼而 店在此」的大陸商人,而在十九世紀後半葉仍然高度的壟斷兩岸貿易,並且能夠 與洋商展開競爭與合作的關係。另一方面,郊商在 1860 年代開港通商以後,其 勢力反而顯得更為發達,因為其固有的商業版圖,與外來的洋商形成「資本市場 的雙重依附關係」。28林滿紅提出視野廣闊的研究視角,將臺灣郊商的興衰與 19-20 世紀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互相對話。並在文中提出山西票號在清朝滅亡後式微,同 時郊商也在 20 世紀初期沒落兩個現象,那麼東亞海域於此時是否存在重組的問 題?這同樣是本文關心的主題,欲探討 20 世紀以後行郊遭遇了何種變遷,又與 進入現代以後的中國行會、會館有何異同之處。

趙佑志的碩士論文〈日據時期臺灣商工會的發展(1895—1937)〉29,研究日 人和臺人成立商工會的歷史背景。新式商業組織進入臺灣以後,影響本島商人拋

25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海峽學術,2002 年),頁 11-169。

26 蔡淵洯,〈清代臺灣基層政治體系中非正式結構之發展〉,《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報》11 期(1983 年 6 月),頁 97-111。

27 蔡淵洯,〈清代臺灣行郊的發展與地方權力結構之變遷〉,《東海大學歷史學報》第 7 期(1985 年 12 月),頁 189-207。

28 林滿紅,〈清末大陸來臺郊商的興衰〉,《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4 卷 2 期(1994.7),頁 173-193。

28 林滿紅,〈清末大陸來臺郊商的興衰〉,《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4 卷 2 期(1994.7),頁 173-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