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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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同緒論所述，本研究的核心問題意識是，美國重返亞洲對於中國南海政策而言，
是否產生同權力轉移理論所言的制約效果，抑或經新古典現實主義強調之「決策者 的認知」此一中介變項後，該戰略轉向的政策效果反而不如預期，進而導致中國南 海政策作為日益強勢專斷。本文研究發現茲分述如下：
一、美國軍事重返亞洲主要有兩大政策內涵，一是強化軍事存在、提升嚇阻力量，
一是調整軍事部署、因應國防預算削減。準此，美國一方面透過擴大聯合軍演 的質量、提升盟國的共同作戰能力，以加強與盟國之間的合作關係和安全承諾。
另一方面針對軍隊部署進行調整，改行輪駐、少量駐軍、提升後勤補給能量與 機動性，以有效因應軍費削減之挑戰。此外，面對中國國防預算的高速成長，
美國為求強化其在反介入及區域拒止環境下的作戰能力，因而提出空海一體戰 概念。然而該政策規劃在本研究時間範圍內尚未具體落實，實際成效仍有待觀 察。
二、美國外交重返亞洲旨在鞏固其在亞太地區存在的承諾，同時爭取更多國家支持 美國，以稀釋中國的區域影響力並爭取話語權。是以，美國致力推行前沿部署 外交政策，各級與各領域官員頻頻出訪亞太國家。除了深化既有的雙邊關係（例 如日本、南韓、澳洲、越南、菲律賓、泰國、柬埔寨、印度），以及拓展新的夥 伴關係（例如緬甸、印度、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汶萊）之外，美 國亦積極參與區域多邊機制（例如東協區域論壇、東協國防部長擴大會議、東 亞峰會、美湄合作框架），益加重視其與區域多邊組織的合作關係。
三、就經濟層面而言，美國為提振其國內經濟、帶動經濟復甦，因而致力加強其與 亞太國家之經貿合作，意在「對外開拓市場，對內創造工作機會」，藉此刺激出 口以創造國內就業機會。以政策效果而論，美國在美韓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上 確實取得重大突破，然而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談判以及美國與柬埔寨、巴 基斯坦、印度、日本之投資貿易會談等仍處於磋商階段，而美國力推「超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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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的 TPP，雖經十四輪談判後取得不少共識與進展，亦尚未完成正式協定
文本，具體談判成果有限。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經貿聯結之強化外，美國
亦在其重返亞洲後顯著增加其對亞太國家經濟援助的強度，特別是針對柬埔 寨、緬甸、越南、寮國、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四、儘管美國再三強調其再平衡戰略並非圍堵中國，然而中國因素（中國崛起）確 實是美國重返亞洲的主要政策考量之一。在美中權力轉移過程之中，美國同中 國在亞太地區競逐政經影響力，亟欲透過重返亞洲以強化其在亞太地區的存在 與影響力，進而實現美國維持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以及振興國內經濟等政策 目標。一方面平衡中國與日俱增的影響力、嚇阻其在區域稱霸的雄心，另一方 面鼓勵中國在既存的國際體系中和平崛起、成為負責任的利害相關者，採行兩 手避險策略。然而就政策效果而言，誠如坎貝爾所言，美國重返亞洲整體政策 成效須耗時數十年，而該戰略轉向至今尚處準備階段，短期而言實際成效並不 明顯。
五、中國外交政策在 1978 年改革開放後轉趨理性務實，1982 年後奉行獨立自主的 和平外交政策，致力建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以利其國內經濟發展並確保發 展利益。職是之故，新安全觀、和平崛起（或稱作和平發展）、和諧世界、和諧 亞洲，以及「三鄰」周邊外交政策等政策宣示與倡議，均旨在消弭中國威脅論，
為迄今仍自我定位為發展中大國的中國爭取戰略機遇期，以實現經濟成長與現 代化之國家發展戰略目標。然而崛起後的中國在關乎核心利益的問題上益加強 硬專斷（特別是領土主權議題），該政策目標的優先次序實先於建構和平穩定的 國際環境，在本研究時間範圍內的南海爭端中可見其「積極有所作為」的一面。
六、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對於中國國家發展而言至關重要，由胡錦濤揭示的「大國 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台」四點布局，以及中國
「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睦鄰、安鄰、富鄰」周邊外交政策之具體實踐可知，
友好的周邊環境可謂其重中之重。是以，中國除了致力建立雙邊合作夥伴關係
（亦即夥伴外交）之外，亦積極參與區域多邊合作機制。一方面藉此提升中國 在亞太地區的政經影響力、建構和諧穩定的周邊環境，另一方面稀釋美國在亞 太地區的存在，漸進實現其世界多極化、國際關係民主化等「反霸」戰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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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從屬於總體國家發展戰略與周邊外交政策，當今中國南海政策堅持「主權屬我、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之政策方針，反對南海問題國際化、多邊化，主張依據 國際法原則，直接經由當事國雙邊談判，和平解決南海領土與海洋權益爭端。
就政策實踐而論，2009 年後，中國與越南、菲律賓雙邊之外交訪問、協議簽署、
軍事合作、經貿合作與援助等未有中斷或延宕，中越兩國的海事問題與邊界談 判亦有所突破。儘管隨著國力的躍升，中國在海上強勢執法方面更加有所作為，
維權手段和強度均有顯著提升，然其強勢執法、外交抗議以及部分強化行政管 轄之舉實係被動回應越南、菲律賓的南海政策作為，並非主動引起爭端。值得 注意的是，中國在黃岩島事件後首度對菲律賓實施經貿制裁，仍須後續持續關 注。質言之，中國採取和戰兩手策略，在國防投資上致力整軍經武、備而不用，
同時提高海上強勢執法強度以因應南海爭端。然而除了強勢專斷地捍衛領土主 權核心利益的一面外，中國南海政策亦有在外交、經貿、國防等領域上務實合 作的面向，整體而言可謂「務實競合」。
八、在質性訪談與文獻分析方面，儘管對於美國重返亞洲的虛與實、側重面向以及 是否帶給中國壓力等問題上，中國國內尚未有定論，然而中國政治菁英普遍認 為美國重返亞洲意在維持並強化其在亞洲的主導地位和影響力，有其振興國內 經濟以及牽制、防範中國的綜合考量。其中，中國外交部、解放軍、海洋局以 及新聞媒體均強調，中國無懼於因採行強勢執法維權作為而產生之衝突和摩擦，
中國南海研究院受訪學者亦表示中國若未派遣軍艦，僅止於強勢執法，則其被 動反擊應對聲索國之舉並不會遭到美國實質的報復與反制。
九、在統計分析方面，本文除了證實美國主要係以外交重返亞洲作為主軸，以及中 美國力差距在美國重返亞洲後驟減之外，亦發現同權力轉移理論之預測，美國 重返亞洲對於中國南海外交政策形成莫大壓力，發揮顯著制約效果。然而中國 南海軍事與執法政策作為卻與權力轉移理論預測相違，主要僅受到中美國力差 距而非美國重返亞洲的影響，在控制住越南與菲律賓南海政策作為的條件下，
中國南海軍事與執法政策作為在美國重返亞洲後益加專斷。補充說明的是，中 國南海政策作為和越南與菲律賓南海政策作為均呈顯著正向關係，與第三章指 稱中國被動、反應式的南海政策作為之論點相互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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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透過質量並用、相互印證的方式，本文證明緒論所提出的假設命題，亦即中國 政治菁英自認若其採取強勢執法方式被動應對聲索國破壞現狀之舉，則不至於 遭到美國高強度的實質反制，且崛起後的中國業已具備因應美國低強度反制的 實力，是故美國重返亞洲政策在該情境下對於中國南海政策制約效果甚微。反 之，隨著國力的提升，儘管中國在南海問題上願意維持現狀、致力建構和平穩 定的周邊環境，然而面對聲索國主動破壞現狀，崛起後的中國政策工具更為多 元、維權作為益加專斷，改以後發制人方式強化其主權主張。
十一、 美國重返亞洲政策之成敗端視於中國決策者的認知，不主動將危機升高為 軍事衝突的「有限專斷」，可謂美國重返亞洲後中國處理南海爭端的最適策略，
與其「務實競合」策略並行不悖。
本文研究發現與新古典現實主義觀點一致，亦即外交政策之制定除了受到國際 權力板塊位移的影響之外，亦端視於決策者對該國際權力分配的認知。以本文為例，
中國決策者對於美國重返亞洲政策之認知，決定該戰略轉向之成敗。反觀權力轉移 理論因其國家中心論的理論假定，僅聚焦挑戰國的國家能力與意圖，而未能關注決 策者的認知此一重要中介變項，因而無法有效解釋美國重返亞洲後中國日益強勢專 斷的南海政策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