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發現

深澳電廠一案作為 2018 年台灣眾所關心並具相當爭議的科技政策，本文呈現各陣營行動 者間的需求歧異、價值落差、與知識宣稱。透過文獻分析法，首先，從本文第四章可綜理出 爭議點，分類出贊成、反對這兩造陣營，其論戰場域分別是「供電」與「影響性」，從政府角 度，前者即燃煤電廠供電的安全性(不蓋會缺電)、穩定性(燃煤可儲存 30 天，比之其他原料算 相對安全又利於儲存)、效率性(超超臨界乾淨又發電更多)、正義性(中南電不該再北送)，後者 即指燃煤電廠並非 PM2.5 元凶、不一定造成顯著健康風險(自廢止前、政府與台電並未提供空 氣毒物健康風險評估)。

再來，透過深度訪談法去瞭解主責當事人的想法與依循脈絡；一方面針對執政當局的政 策脈絡，是來自甚麼價值、機制、法規、與科層文化，另一方面，針對異議行動者，為何、

如何、並憑藉甚麼，以挑戰官方科學，最後，綜合討論上述知識競爭與價值落差中，所反映 的公民社會之願景，還有政策與民意間代溝。於此，本文發現，第一，公民社會進入風險社 會(Risk Society )，中央政府仍於中心式決策機制、管制科學(Regulatory Science)；第二，中央政 府對環境與健康的風險意識，仍路徑依賴於實證過去經驗、予以回應公民社會對未來與未知 的風險感知；第三，上述情境導致政策與民意間鴻溝，甚而從政策路線之辯、上綱到恐引爆 政府失靈之信任危機，終而迫使社會啟動非體制內的科學民主化社運去翻轉政策。

首先，深澳電廠案當中，中央政府伴隨追求效能而來的管制科學進行封閉性決策，為一 系統性且長年存在的問題，從第五章可以得知，政府對於建電廠可行性評估的決策流程與各 部門權限角色上，呈現政府部門「上游封閉式決策、下游宣導式溝通」，這背後包含了：(1) 經濟部與國營會雖在評估過程中被賦予重要角色，但把關人力與能耐都不如民眾想像之完 備。(2)能源局依法不主動在評估過程中介入，而是對於執行階段與更後期去進行管制。(3)環 保署與環評機制「被」一夫當關，也就是說，可容納政策公開且公正討論、並多方檢驗的第 一線，竟已到了決策下游的環評，這意味著，作為政府科層組織中的一員，卻必需審查上級 位階的其他部門已核准的案件，決策品質可想而知。

doi:10.6342/NTU201903861

電廠周邊居民，特別是緊鄰電廠的海邊七里，對於鄰避設施(Not In My Back Yard)的排斥建廠 狀況，雖有但並不顯著，他們較多是面對「經濟權 VS.環境/健康權」的「二擇一」的兩難抉

例如挑戰官方科學「缺電論」的平行估算、深澳燃煤電廠的空氣毒物健康風險評估等等，透 述知識基礎，而累積形成足以挑戰官方科學論述的公民知識（citizen knowledge）(周桂田 2013：

105)。前述這個發展，尤其在面對日益成熟之公民社會要求決策民主的挑戰，具有重大意義！

反觀中央政府仍在管制科學、封閉決策、官僚科層，尚未納入更多元價值。這或許能夠解釋，

政黨數次輪替，「為什麼卻沒提升民主滿意度」？其中一個因素可能是，願景的實現，不在於 視哪一政黨或某一政治領袖為「神」，也不在於賭氣式的投票法、卻未對神聖一票所給的某一 人選去瞭解其政策主張與上任後的日常監督，況且，民主國家中任何政策都受到利害相關人

doi:10.6342/NTU201903861

放成為社會公眾自我認知、學習、溝通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