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民主化社運

在空汙的健康風險評估上，因著社會「先評估，再建廠」、與政府「先建廠，蓋好前會出 示評估」，溝通出現了斷裂，提供了環境正義的行動空間，其中，公民團體藉著與科學家合作、

在地民眾藉者與公民團體合作，將在地的、保護性、預警性等原則，帶入科學研究中；這也 即是科學民主化社運中談到，行動者與研究者的合作，以爭論(contest)、重構(reframe)、參與 (engage)三種形式挑戰官方，我們首先來看下列的組織結盟：

從我作里長的角度，我送我的老里民走的時候，肺癌的比例高！但這東西就我個人沒 有辦法變成一個母體和樣本，可是我感知是對健康有影響的！…我們非常清楚自救會

的立場是在地發聲，所以也這樣跟環團達成共識，就是支援我們所需的資料、或對深澳 建廠持反對意見的專家。但讓我們來說，只要幫我們可把訴求講得更清楚。

(反深澳自救會 L1，5/16)

像是健康風險分析，需要納入本土化的資料去考量，因此與在地的公衛專家與空污模型

專家合作，也是為了確保這樣的分析有整合相關的資料，確保分析結果的準確與可參考 性。(環保團體 NGO1，5/23)

全球暖化這議題從知識到赴諸實行，很多國家都已在處理燃煤廠對空汙與二氧化碳的例 子，在美國，該環團與哈佛大學合作，在亞洲則是和北京大學合作……所以慣例是有重 大爭論的時候會找學界合作，這次也是對方來找我。(權威公衛學者 E1，5/22)

然而，此案中政府仍用由上而下、欲先假設民眾判斷僅依據感官經驗與情緒宣洩，來看 待公民社會行為，所以，面對要求健康風險評估時，環保署與台電人員是更多透過新林口電 廠實測、與專家的模擬，指證歷歷提出「深澳電廠對 PM2.5 貢獻占比最多 0.08%~0.18%」、「移 動汙染源貢獻占比約 30%~37%，比電力業中台電與民營電廠的貢獻占比約 4.5%~9.9%要高」，

以達到澄清並籲請社會，空汙防制必須用對力氣、與支持台電以新汰舊。

風險社會巨擘貝克曾於《風險社會：通往另一個現代的路上》提出一個典型的例子，試 圖解釋為什麼環境汙染研究中，政府依據科學而算出的數值，不一定見容於社會。他寫道：(汪 浩﹝譯﹞，2004：67-68)1984 年，整個聯邦德國地區有超過一百個以上的民間自發性組織整合 在一起，他們訴求「只要清除硫毒，不要胡說八道！」，對科學而言是所謂潛在副作用與不確 定關連性，但對家長來說，是他們聲嘶力竭的小孩在迷霧籠罩的天氣下身體逐漸泛青……雖 然研究顯示，只要短時間內每立方米空氣中聚集兩百微克以上的二氧化硫，小孩就常會出現 假性克魯伯症…許多家長證實，測量結果之所以仍被視為「可允許」，是因為在都市區中的尖 端值被綠地住宅區的測定值「給平均」了。

回到深澳電廠案，從頭到公告廢止前，中央政府暨台電都未提出空汙的健康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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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在空品模型上著墨，這裡面涉及兩個層面，一為異議專家的不同看法未被納入。本文發現，

對於官方科學，這是反建廠一方在本研究接觸到的行動者，都願意接納並看重，而希望可以 促成官方進行模式信任比較：

我沒有說莊老師叫作 100%的正確，什麼事都是一種預測……只是我請莊老師做出來的，

跟台電差到 3 倍，想請你能不能再重做……但台電為什麼覺得自己一定對？(新北市環保 局 LG1，6/18)

不同人用不同模式都很很好，個人有個人使用的途徑，政府可以給我汙染的程度，我們 就可以去量化會有多少公共衛生衝擊、多少人死亡。(權威公衛學者 E1，5/22)

其實任何一個模型任何一個評估，他們都有其優劣勢。(環保團體 NGO1，5/23)

莊老師有提出模式信任比較結果，這種高估或低估在深澳之前就發生，環保署就說要作 模式比較…… 我覺得這當然可以用科學去比較。(學研單位 E2，6/11)

再來，論中央政府暨臺電隱匿健康風險。不論其動機，是效率考量(例如深澳建廠的空汙 貢獻影響過小、無需費時討論)，或隱匿考量(例如人命關天、只要有一起可歸責於建廠而生命 受損之案例，則政府就欠缺此舉正當性)，社會對於健康風險的要求評估聲浪高漲，民間單位 提出研究，也願意進一步與政府討論，但政府都未於癥結點上的回應。

對方沒來回應，我們的研究指出全台病死 576 人，這是可以檢驗的！覺得不是、要講，

講了半天也沒講，是五千多個或五十個嗎？要講了我們才能去做第二步的討論啊！再 來，我們的報告是幾百頁的，那他們報告是多少頁？有講出來嗎？我不知道。科學的東 西不能用新聞稿就來討論的。(權威公衛學者 E1，5/22)

要看在地的健康風險評估結果，是否在地可以承受與接受。這燃煤的影響，因為之前針 對彰工燃煤電廠致癌風險是超過風險增量可接受百萬分之一……在這次，以綠色和平的 研究來看，有顯著建康風險。(學研單位 E2，6/11)

如果這個東西對人體是有害的，請問什麼是「安全標準」？(環保團體 NGO1，5/23)

信任，是科學民主當中所強調的元素，以有限的專家評估證據進行決策，已難再說服人 民。因為，能源的科學不確定性及其決策所涉及外部成本如環境、健康問題，除了被要求需 進行透明、多元領域、異議專家納入評估機制之外，公民的感知、公民的社會價值判斷，

也成為治理正當性與否的重要參考；而這樣的社會工程，仰賴集體學習，不只政府，對話的 周折過程同樣考驗公民的決心。

要溝通要在決策形成過程，也就是源頭要去對話，到了下游環評再去溝通，已經來不及 了。不過，民主要多元溝通，他就會注定無效率，可是民主社會因為又是個資本主義社 會，又喜歡講效率，明顯矛盾。(環保署 G1，5/31)

國民黨與民進黨以後都還可能輪流執政，從這裡有學到教訓，就是如何在決策源頭就作 社會對話。(環保署 G1，5/31)

不管科學議題或是公共議題，不管是一般民生問題或政治性議題，都牽涉到你最後面有 個精神，是信任……信任消失，就算你的科學證據事實是真，民眾還是懷疑……我當時 一直覺得，你為了獲得在深澳蓋個燃煤電廠，你犧牲了很多的價值跟真實，你去告訴人 家說我用的是科學數據，可是你所有其他的溝通用的是非科學，而且沒有真正展現出實 情。(新北市環保局 LG1，6/18)

政策框架往往決定爭議問題解決方案和品質。綜上所述，深澳建廠中，政府仍採取傳統 式風險評估，也就是以專業評判作為參考框架，數據低於標準就安全、依據實證來論風險可 化約與控制；這種風險溝通正如 Fischer(2003a)指出，一般民眾對科技風險問題的決策模式與 專家相當不同，相對於專家強調數據、理論、工程技術，民眾在意的是具體感；受於此案中，

回應民眾要求的具體感受，是多加實證資料的澄清、與由上而下的宣導，以為可回應並解決 爭議，又陷入了「沒有交集的對談」；這樣的框架，忽略在地社會根源的價值落差，也誤解風 險的戰場實難從過去實證、技術性計算分析，就得以消彌，而是在未來與未知的治理。然而，

這是巨大全社會工程，並非單一部門政府需要創新，因為社會若仍高舉「唯開發才有獲益」、

「效率至上」之旗幟，則政策更上游的公眾討論顯然就不符合民意、亦難驅動民選政府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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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創新。

另一方面，這次的環境正義行動者，自救會、環團、學研單位彼此結盟，以消彌科學民 主化的最大挑戰─精確性受質疑(例：不符合科學程序，驗證方法瑕疵，實驗儀器有問題等)、

專業轉譯與普及─從「公眾理解科學」邁向「公眾參與科學」；並且，不僅消極反對，亦透 過科學論據建構社會因應健康風險與環境風險的永續發展思維，這些是本案中社會部門型態 的重要時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