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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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筆者在研究日本公眾外交的成效時，以最新的官方與民間民調資料作 為基準，日本外務省定期對外國民眾來進行的「海外的對日本輿論調查」（海外 における対日世論調査）民調資料，研究海外民眾對於日本的好感度以及信賴程 度，判斷日本公眾外交的成功與否。17日本內閣府每年都對日本民眾進行「對於 外交的輿論調查」（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紀錄日本民眾對於外國國家的好 感度以及親近感變化，這也作為輔助參考，討論日本的公眾外交除了其海外成效 以外，適合符合國內民意取向，以符合其國家利益中對內的需求。18而日本與中 國大陸每年共同舉辦的「東京－北京論壇」（東京－北京フォーラム）連續十幾 年所進行的「日中共同輿論調查」（日中共同世論調査）的民調資料，則可以用 來觀察日本公眾外交在中國大陸所遇到的障礙。19
第四節、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一、 研究範圍
本文的研究範圍設定在冷戰結束後，也就是1992 年之後的日本公眾外交。
由於在冷戰期間，日本的外交政策大多遵循著兩極對抗的原則，即便是公眾外交 中文化交流或官方發展援助的項目，雖然看似與冷戰無關，但其實也為了傳統安
17 日本外務省，海外における対日世論調査，2017 年 12 月 20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culture/pr/yoron.html>。（2018 年 1 月 1 日）
18 日本內閣府，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2016 年 11 月，
<https://survey.gov-online.go.jp/index-gai.html>。（2018 年 1 月 1 日）
19 東京－北京フォーラム，第 12 回日中共同世論調査，2016 年 9 月，
<http://www.genron-npo.net/world/archives/6365.html>。（2017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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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或意識型態服務，無自主的外交政策可言，容易受同盟因素或者其他現實主義 的考量影響，本文試圖排除這些因素，希望找出以日本本身的國家利益或者所追 求國際形象出發的公眾外交政策，故以冷戰過後作為本文之研究起始點。
隨著冷戰結束，東亞各國的紛紛崛起，在經濟成功發展後所帶來的民族自信 心，促使各國對日本二戰期間所犯的罪行進行聲討。同時，日本的國家領袖為了 國內民意的要求以及傳統選票的考量，進行了一些具爭議性的行動，例如小泉純 一郎首相在2000 年後連續六年的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而難解的領土糾紛 以及海洋爭端，更是再再都讓東亞地區成為全球國際關係發展的熱點。因此，本 文將研究範圍設定在冷戰過後，在排除太明顯的國際安全同盟因素之後，就當代 國際關係發展的脈絡，亦或是觀察各類議題的發酵，來探討日本的公眾外交政策 以及效果。
本文以日本「國家利益」做為日本公眾外交是否達成其政策目標的判斷指標，
日本在不同時期進行的公眾外交，都服膺於不同的國家利益，也就不同的國際形 象，在二戰剛結束初期，以擺脫戰敗國、軍國主義為主軸，要建立愛好和平的國 家形象，期望能夠重新進入國際社會；1970 年代後則以經濟大國做為國家的目 標形象，以繁榮及先進作為日本已成功從二戰重新站起的象徵；1980 年代末期 則以負責任的政治大國，抑或是正常國家作為其政策目標，尋求成為聯合國安全 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為擁有符合其經濟實力的政治權力。此外，由於東南亞地 區有被日本侵略的歷史，也曾有過反日風潮，作為日本公眾外交的重點目標對象 國，雖各國其政治體制、歷史傷痕以及經濟發展過程的不同，但依現今民調結果 顯示日本公眾外交是成功的，因此可作為研究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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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限制
本文的研究限制有以下數項，第一項為官方機構的年度經費多受制於政府年 度預算以及政治人物選舉考量。例如日本公眾外交的主管單位為國際交流基金，
而國際交流基金的年度經費，受制於日本官僚政治，為了配合國家年度的預算，
無法對於日本逐年緊迫的國際關係有更大的施力點。此外，由於公眾外交的成果 並不易見，人心的轉變是一個長期的投資，短期內難以看到成果，而礙於民主政 治定期選舉的規定，如此長期的投資並無法為政治人物帶來確切且即時的選票，
導致政治人物往往不願意在公眾外交上面投注太多心血。因此，無法從國際交流 基金的年度經費直接看出日本是否更加重視公眾外交，為了避免該限制使本文在 討論日本公眾外交以及其成效的解釋力降低，筆者在進行國際交流基金等官方機 構的年度經費分析時，除了對年度規劃進行討論以外，會著重在其年度經費對特 定地區的支出比例，以探究日本政府對特定地區在公眾外交上的施力，是否導致 相應的預期效果。
第二個可能的研究限制是國際的經濟情勢，在本文所涵括的年份中，有1997 年的亞洲金融海嘯、2009 年的全球金融海嘯，還有日本國內自 1990 年代開始的 經濟泡沫化等等，在全球化的時代，這些都將間接或是直接影響到日本在各方面 推動公眾外交的力道以及成果，尤其在旅遊觀光業的推廣，在遇到全球經濟不景 氣時，會最直接的反應在出國旅遊的人數上面，因此在分析日本推動公眾外交的 力道以及成效時，必須要將世界景氣的因素考慮進去。而世界景氣的影響與國際 關係的影響，何者對於公眾外交成效的影響較大，則需配合當年度各國的綜合數 據進行討論，例如：若是世界各國的旅日遊客數全面衰退，則可視為是世界景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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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的結果；反之，若是只有特定該國的旅日遊客數衰退，則可視為是國家間 情勢變動所影響。
第三個研究限制則是對於私人民間機構的運作以及貢獻難以統計。日本在推 動其軟實力上已有數十年的經驗，其推動的單位早就不再僅止於官方或半官方組 織，而本文前述的國際交流基金、日本外務省、日本政府觀光局、日本學生支援 機構等皆是具有官方抑是半官方色彩的組織，無法採計到的私人組織更多，例如 日本的私人短期交換學校（如：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以及在各國大學院 校中的小型日本學生會（如：Japanese Students Association）、甚至是當地日本僑 民所組織的小型集團等，這些都是官方資料所無法統計的，但是在推銷日本文化、
形塑日本國際形象，甚至是緩和他國民眾對於日本敵意的功能上，沒有官方的背 景的些組織，更得以有效降低外國民眾的防備心，可能都比官方與半官方組織更 具實質效果，遺憾的是這些私人及非官方組織的數量實在族繁不及備載，有些甚 至只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結果，難以獲取確切的資料。因此，本文主要以官方及 半官方的組織作為主要的討論對象，將這些組織的年度統計資料做為日本在推動 公眾外交上的實際付出，也可視為是由「政府」所推動的公眾外交，也就是以公 眾外交傳統的定義進行論文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