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公眾外交的理論與實踐
第三節、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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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學術界（academy）、智庫等形成的知識社區網絡（knowledge community networks），也是政府在推動公眾外交時常用的途徑。19
當前各國執行公眾外交的行為者多元，採行的工具更不盡相同，我國學者卜 正珉在其著作《公眾外交：軟性國力，理論與策略》將其分為以下幾大項：第一，
刊物與出版品，各國政府針對外國受眾，傳播經過設計的訊息內容，是最方便且 最有效的公眾外交工具之一；第二，人員及活動的交流，是各國最普遍採用的公 眾外交工具，透過彼此交流，增進對彼此價值、政策、文化等的了解與重視，化 解可能存在的敵視態度；第三，教育及語言學習計畫或機構，藉由語言的學習正 確理解本國的訊息，也能形塑態度，增進外國人士對本國的認識；第四、在國外 設置文化或資訊中心，並派駐人員，提供當地民眾有關的國內書籍刊物等資訊；
第五，推動國家研究，除了加強學術交流外，增進外國學術界人士對本國的認識；
第六，國際合作，透過與其他國家相互合作，共同推動特定國際議題的工作，例 如：人權、環保、人道援助等；第七，政府所支持的國際廣播與電視，如美國之 音（Voice of America, VOA）或英國 BBC World Service 等，在冷戰時期所推動 的公眾外交對敵宣傳，成效斐然。20
第三節、 小結
當代傳播科技的不斷創新、網路與全球新聞網絡的風行、民主國家的興起促 進了政治運作過程中的公眾參與，過去秘密的傳統外交（traditional diplomacy）
19 Mark Leonard, Public Diplomacy (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2), 54-71.
20 卜正珉，公眾外交——軟性國力，理論與策略（台北市：允晨文化，2009 年），頁 10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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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Hans N. Tuch, Communicating with the World: U.S. Public Diplomacy Oversea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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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日本公眾外交的內涵與實踐
每一個國家所面對的國際環境以及所追求的國家利益都不相同，且不同時期 也有不同的需求，因此，為了追求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各國的政策往往隨著自身 國家所處的時空與環境而有不同的發展，日本的公眾外交也是如此。例如日本在 二戰後面臨了許多問題，如何重新進入國際社會，並且被國際社會所接受便是其 中之一，二戰期間侵略亞洲的歷史背景成為了巨大的包袱，改善形象便是日本政 府戰後首要解決的問題。
戰後日本的公眾外交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目標以及地域，不同的國家形象追 求，也必須使用不同的方式，因此，釐清其發展的過程有其必要性。此外，日本 的公眾外交歷經了數十年發展，除了參考在公眾外交上面更具經驗的其他已開發 國家以外，也發展一些自己獨特的公眾外交機制，而這些機制如何去因應國家政 策發展來執行日本的公眾外交，也是值得研究的內容。
本章一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日本公眾外交的發展，闡述日本自二戰以來 各個時期的公眾外交政策的發展軌跡，以及其形成原因；第二節為日本公眾外 交的機制，簡述日本公眾外交的基本特色，以及在執行公眾外交政策時的政策 手段；第三節則為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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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日本公眾外交的發展
日本長期執行公眾外交政策，其公眾外交政策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策略以 及目標，服膺不同的國家利益。由於日本在推動公眾外交政策上有其獨特性以 及豐富的成功經驗，因此目前對於日本公眾外交，或是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的研究也不在少數。
近年來，因應各國的不同需求、不同研究途徑與實務運用上的差異，對於「公 眾外交」各有定義或詮釋。而在名詞的使用上也因為不同國家基於本身的歷史文 化、國際地位、外交目標於條件等因素，來設定公眾外交的特定功能與角色，而 習慣使用不同的名詞，例如「媒體外交」（media diplomacy）、「學術外交」（scholar diplomacy）、「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國民外交」（civic diplomacy）、
「非政府外交」（non-state diplomacy）、「非正式外交」（informal diplomacy）
等，但其本身都是在從事公眾外交。1本文設為研究標的的日本，過去則習慣使 用「文化外交」一詞，與「援助外交」（aid diplomacy）做區分，但不管名詞的 使用為何，兩者都屬於公眾外交的一環。
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與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在學術界的 理解上其實也有所差別，在此先釐清公眾外交與文化外交的差別。「公眾外 交」是指一國影響外國民眾的看法，透過公關、交流等目標為媒體或民眾的活 動，來達到自身國家政策或外交政策目標。而「文化外交」與國家目標並沒有 緊密結合，可能也沒有特定的政策目標，不過兩者的確有重疊的部分，行使公
1 卜正珉，公眾外交——軟性國力，理論與策略（台北市：允晨文化，2009 年），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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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Milton Cummings 將文化外交定義為各國家政府、人民之間為了增進彼 此的了解，透過觀念、資訊、藝術、及其他的文化內容的交流來達成互相了解的
2 Kazuo Ogoura, “Japan’s Cultural Diplomacy, Past and Present,” chap. in Japan’s Cultural Diplomacy (Tokyo: Japan Foundation, 2009), 45.
3 Milton C. Cummings, Cultural Diplomacy and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 Surve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rts and Culture, 2009), 1,
<https://www.americansforthearts.org/sites/default/files/MCCpaper.pdf> (October 15 2017)
4 Juliet A. Sablosky, Recent Trends in Department of State Support for Cultural Diplomacy: 1993-2002.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rts and Culture, 2003), 1-2,
<https://www.americansforthearts.org/sites/default/files/JASpaper.pdf> (October 1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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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文化與資訊中心、1962 年設立的 Society for Teaching Japanese to Foreigners（現 名為日本語教育協會）、與數個社會主義國家簽訂文化交流協定等等。而日本國
5 Kazuo Ogoura, “From Ikebana to Manga and Beyond: Japan’s Cultural and Public Diplomacy Is Evolving,” 25.
6 廉德瑰，「日本公共外交的特點」，日本學刊，2011 年第 1 期，頁 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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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交流基金（独立行政法人国際交流基金，Japan Foundation）也在 1972 年正式 成立，主要三個任務為：協助海外的日語教育、文化交流、鼓勵海外日本研究。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初期，日本的公眾外交進入了新的階段，在自身經濟 發展已臻成熟後，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地位也有所提升，日本被期待對國際社會有 更多的貢獻，也自詡以一個「負責任的、受尊敬的、不自私的日本，努力用非武 力方式實現世界和平、繁榮與安全」的理想形象在國際社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呼應當時竹下登首相的政策，「強化國際文化交流」成為當時日本成為「為世界 有所貢獻的日本」政策目標一項重要工具，與「為世界和平強化合作」、「擴充 官方發展援助」並列三大支柱。7竹下內閣強化國際文化交流的同時，也強化傳 播日本真實面貌，其中最有效的一項措施就是向亞洲地區輸出電視節目，如電視 劇《阿信》，1980 年後期由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購買版權，無償提供給各國電視 台播放，傳遞了日本人民善良、真誠、堅韌的訊息，成功提升了日本的國際形象。
這個時期，國際社會對日本的疑慮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增強也不斷增加，日 本全國上下對於「國際化」擁有共識，認為日本必須對於國際社會更加開放，日 本本身也要國際更加接軌，日本國民積極想被國際所認識與理解，此時的公眾外 交政策的發展層級從中央機關延伸到了地方自治團體，JET Programme（外国語 青年招致事業，The Japan Exchange and Teaching Programme，JET Programme）
便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應運而生，由地方政府與中央合作，邀請全世界的青年前往 日本地方中小學指導日本學童外語，使得日本地方也能與國際社會接軌。文化層 面上擴大國際交流以及援助，協助開發中國家進行藝術或文化資產上的管理與修
7 丁兆中，「戰後日本文化外交戰略的發展趨勢」，日本學刊，2006 年第 1 期，頁 11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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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保存世界文化遺產。同時也為了降低歐美 國家對日本的經濟實力或貿易摩擦所產生的敵意，日本利用公眾外交去強化與已 開發國家之間的夥伴關係，1992 年，在國際交流基金底下設立了日美中心 (日米 センター，Center for Global Partnership，CGP)，用以促進新型態的美日文化或人 才交流，進行全球性議題的討論與研究，目標在於強調美日兩國對於全世界的共 交的主要角色，這些具備商業潛力的文化工具（內容產業，content industry）也 影響了日本的對外貿易政策，智慧財產權以及多元化的國際展覽會成為新的對外8 国際交流基金日米センター（The Japan Foundation for Global Partnership，CGP），
<http://www.jpf.go.jp/cgp/index.html>。（2017 年 10 月 15 日）
9 Kazuo Ogoura, “From Ikebana to Manga and Beyond: Japan’s Cultural and Public Diplomacy Is Evolving,” 26.
10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Matters in Asia,” Japan Times, 5 December 2005,
<http://search.japantimes.co.jp/cgi-bin/eo20051205a1.htm> (1 Januar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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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超級強權（cultural superpower），11大型綜合商社的失敗，反而賦權給了日 本年輕世代更多自由進行日本軟實力的拓展，產生了所謂Japan’s Gross National Cool（日本國民酷總值）。在少子化風潮下出生，衣食無虞且家庭溺愛下成長的 年輕世代，除了家庭給予較高的經濟自主性以外，大型商社失敗下也帶來了更高 的職涯選擇自由度，無關乎國家經濟好壞，他們的高消費力以及創造力，使得日 本走在後現代主義的最前端，傳統與現代的成功融合與不同文化因子的和諧展現，無論在建築、時尚、流行上，都讓各國年輕人趨之若鶩。12
Douglas Mcgray 的「日本國民酷產值」提出後，給予了日本政府靈感，「酷 日本」（クール・ジャパン，Cool Japan）的政策應運而生，成為日本 2000 年後 最重要的國家戰略之一。「酷日本」指的是以日本的大眾流行文化和現代文化為 賣點，擴大到時尚、飲食、出版品、電玩遊戲、甚至於傳統文化出口的政策，以 海外年輕世代為目標市場，作爲刺激日本經濟成長的新戰略。正如上述所提，日 本的動畫、漫畫、時尚、流行音樂、美食、小說等等這些具備商業潛力的文化工 具（內容產業，content industry），除了作為文化外交的工具外，其經濟效應也 不容忽視。日本經濟產業省於2010 年正式提出該項政策，並成立了「酷日本辦 公室」（クール・ジャパン室），安倍二次內閣也將「酷日本」作為經濟成長的 策略之一，2013 年提出三大基本戰略：第一，日本內容產品在海外的播出（媒體 事業）；第二，日本內容產業相關商品的海外銷售（流通事業）；第三，吸引海
Douglas Mcgray 的「日本國民酷產值」提出後，給予了日本政府靈感，「酷 日本」（クール・ジャパン，Cool Japan）的政策應運而生，成為日本 2000 年後 最重要的國家戰略之一。「酷日本」指的是以日本的大眾流行文化和現代文化為 賣點，擴大到時尚、飲食、出版品、電玩遊戲、甚至於傳統文化出口的政策，以 海外年輕世代為目標市場，作爲刺激日本經濟成長的新戰略。正如上述所提，日 本的動畫、漫畫、時尚、流行音樂、美食、小說等等這些具備商業潛力的文化工 具（內容產業，content industry），除了作為文化外交的工具外，其經濟效應也 不容忽視。日本經濟產業省於2010 年正式提出該項政策，並成立了「酷日本辦 公室」（クール・ジャパン室），安倍二次內閣也將「酷日本」作為經濟成長的 策略之一，2013 年提出三大基本戰略：第一，日本內容產品在海外的播出（媒體 事業）；第二，日本內容產業相關商品的海外銷售（流通事業）；第三，吸引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