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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疇與素材
一、研究範疇
1. 新文學小說中的「戀愛」：
日本統治下臺灣的新文學運動，可以說和新文化運動及臺灣社會運動有 不可分割的關係，不過以近代思想為背景的新文化運動的勃興，是一九 一○年後的事情。臺灣新文學運動的萌芽可說是一九一一年四月下旬，
中國的流亡政客梁啟超應臺灣大富豪且後來成為臺灣社會運動之領袖 的林獻堂邀訪來臺時開始的。然而，實際上新文化運動成為一個運動組 織在臺灣出現，卻源於一九一四年二月老政治家板垣退助來臺之後，同 年十二月在臺北成立「臺灣同化會」之時。13
這是河原功對臺灣新文學運動展開背景的描述。雖然臺灣同化會於一九一 五年即遭總督府下令解散，但組織新文化運動的社會能量已然開始萌芽。隨著 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民主和自由思潮在世界各地的廣泛傳播，以及朝鮮三一運 動與中國五四運動等民族自決行動出現的震撼性影響，臺灣知識青年開始積極 組織自身的文化運動。以在日臺灣留學生為起點，知識分子於一九一九年後相 繼發起「啟發會」（而後改稱「新民會」）及「臺灣青年會」等團體作為政治社 會運動的據點，並以臺灣大眾為對象，在其機關誌《臺灣青年》以降的一系列
「臺灣民報系」刊物中持續進行新知識的引介與論述工作，進一步引發了臺灣 新文學運動。
13 河原功著，莫素微譯，《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臺北：全華，2004）， 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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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臺灣新文學運動刺激之下所誕生的臺灣新文學，起初具有不容質疑的反 殖民、反資本、反父權等脫胎自社會運動脈絡的戰鬥性格，然而，隨著一九三 一年後日本當局對臺灣社會運動的嚴厲壓迫，使得知識青年不得不逐步將運動 經營的重心由社會改造轉向對新文學的經營之上，自此，臺灣新文學開始走向 在戰鬥之外的、自主多元的道路。同時，一九三○年代「島都」臺北的逐漸成 形，也為新文學提供許多不同以往的新鮮元素與豐富養料；更具體地說，都市 公共空間的興起，為人際之間的相互交往營造了新的可能，觸發了新的意義，
而這樣的轉變，也呈顯在映照人之心理活動的文學表現之轉變上。觀察臺灣新 文學從萌芽的一九二○年代初期，到其逐步成熟的一九三○年代中期之間的變 化歷程，在昔往慣用的反殖民、反資本、反父權等大論述的分析向度之外，與 個人主體切身相關的「戀愛」，也是極為值得嘗試的論述主題。在「戀愛」的 論題之中，啟蒙知識的傳話，男女關係的變化，甚或社會秩序及個人想法的對 話等文化現象，皆是可以觸及的研究範疇，亦為可能形成繽紛論述風景的基點。
本文以臺灣新文學脈絡小說作品中的「戀愛」為主要研究對象，觀察新知 識分子在這些作品之中書寫「戀愛」的敘事細節與變化歷程。在文本的選擇上，
以由「戀愛」作為小說情節發展主線的作品為主，敘事者或主角對戀愛的思考、
體驗甚或反對，皆可以納入研究討論的範疇。至於其它稍微言及「戀愛」一詞 但非以「戀愛」為主題的小說、或雖以「戀愛」為主題但非小說敘事類而是詩 歌類的作品，則僅作為論文的補充對照向度，暫時置於討論的主軸之外。必須 一提的是，在決戰氛圍與其它因素的影響之下，一九三七年之後的新文學作品 具有較為複雜的面貌，基於避免歧路亡羊的考量，本文暫將論述的重心，限定 於一九二○年代至一九三七年間出現的文本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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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知識分子」：
本文以「新知識分子」統稱日治時期新文學的寫作者，他們兼含男女二方，
以白話中文或日文作為書寫語言，並至少具有以下其中一種特質：一、相對於 僅受過傳統「書房」教育的前代漢文人，「新知識分子」具有接受近代化教育 的經驗，如國民學校與職業學校就學經驗、甚或赴日留學經驗等；二、「新知 識分子」以「臺灣民報系」等新文學運動的媒介刊物為文學創作的主要發表園 地，而通常本人也曾加入新文學社團，成為上述刊物的同人。
新知識分子是日治時期與近代化知識接觸頻繁的一群人，同時也是所謂的
「殖民地新中間層」，於權力位階上低於殖民者，卻又在被殖民者中居於思想 行動上的領導地位。他們觀看事物的視角，介於日本官方論述與臺灣在地傳統 間，於其思想表述與文學創作中，時常可見與前述二者相互對抗或相互承繼的 辯證表現。接受近代化浪潮洗禮的新知識分子視角，是日治以後臺灣社會新起 的觀照向度，而由其意識觀點轉化而成的文學書寫，也具有在一定程度上象徵 開創或透露侷限的特殊指向性。新文學小說中的言論指向與意涵指涉，和其書 寫者「新知識分子」這樣一種身分所採取的觀看視角，有著極為強烈的相關性，
在本文的研究裡，將不斷緊扣「新文學」和「新知識分子」二者之間的關聯，
作為論述展開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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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素材
本文以「新文學小說」為主要分析文本，這些作品取材自一九二○至一九 三七年間、目前筆者所能掌握的新文學刊物與書目之中，包括由東方文化書局 復刻的《臺灣青年》、《臺灣》、《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南音》、《第一線》、
《先発部隊》、《人人》、《フオルモサ》、《臺灣文藝》（臺灣文藝聯盟）、《臺灣 新文學》、《新文學月報》等日治時期新文學報刊雜誌，以及如王白淵《蕀の道》、 林輝焜《爭へぬ運命》等小說單行本。除此之外，由東京綠蔭書房整理出版的 一系列臺灣小說作品，以及由明潭、遠景、前衛等出版社翻譯成書的日治時期 臺灣小說選集，亦為本文搭配參考的重要資料。
另一方面，除了在研究小說敘事的部分必須使用的作品文本外，於討論臺 灣對近代「戀愛」思潮的接收與詮釋時，也須參照小說之外的其它史料，這些 史料或見諸於前述的報刊雜誌復刻本間，或查找自東京綠蔭書房整理出版的
《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學 文芸評論集》，以及由國家臺灣文學館據此翻譯而成 的《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除此之外，亦有其它前輩整理的史料如明潭 出版社的《日據下臺灣新文學：文獻資料選集》等。
整體而言，本文以「新文學小說中的『戀愛』主題作品」為主要研究素材，
並且配合新文學媒介刊物中與「戀愛」議題相關的社說、評述、言論為輔進行 詮釋。至於如《臺灣日日新報》等雖非新文學運動者主要活動場域、卻亦具有 一定程度影響力的刊物，則作為本研究的旁支參考資料，暫不列入主要的研究 素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