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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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主題為「互為相對人案件之處遇模式研究」，希望能透過系統性的 整理，呈現社會工作者提供互為相對人案件服務的豐富經驗，包含提供服務的 過程中所面臨的價值衝突有哪些、該如何因應；以及提供服務的過程中，看見 互為相對人案件有哪些樣貌、需求，又採取那些處遇觀點等，希望能成為一種 經驗傳承，讓未來欲踏進家庭暴力防治工作領域的社會工作者有所參考與理 解。在第五章，筆者承續研究分析的結果，並結合既有文獻進行研究結果的說 明，也會在最後提出研究限制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

從訪談資料中可以大致整理出互為相對人案件的樣貌，而容易讓社 會工作者產生價值衝突的面向包含了「被害人不再弱勢；相對人不再強 權」以及「工具性的通報進案」，以下分別敘述之，並在最後整理出社會 工作者在面對這些衝突時是如何予以因應的。

受訪者對於互為相對人案件中，被害人與相對人的樣態描述已經不 若過往，被害人不再只單單是女性與弱勢者，相對人也不定真的握有強 權，如同文獻所提到的，並不能將女性排除在婚姻暴力挑釁者之外，女 性本身有可能是煽動暴力發生的來源（Straus,1993），且女性對男性的 暴力並非都是自我防衛（McNeely, & Robinson-Simpson,1987），而是有 更多的樣貌呈現在眼前，而過去習慣面對單一樣態的社會工作者，也勢 必要開始學著面對這些多元的案件內容與被害人、相對人的角色。

(一)、 被害人不再弱勢、相對人不再強權

在社會工作者進到實務工作場域前，無論是社會氛圍或是在 學校中所學習到的家庭暴力，皆是以被害人為服務主體，進行體制 的規劃訂定與討論，對於被害人與相對人角色的想像也多有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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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者與強權者的角色樣態固著於大眾的心中，然而當社會工作者 帶著這樣的想像進到實務工作場域中，甚或是開始接觸到互為相對 人案件時，才發現「被害人」、「相對人」兩種身分；「弱勢」、「權 控」兩個形容詞；「女性」、「男性」兩種性別反而並無法真正的彼 此對應，甚至可能是截然相反的角色樣態，因此，當被害人不再弱 勢、相對人的權力也沒那麼強大的時候，社會工作者所面臨的衝突 是能夠想像的。

(二)、 工具性的通報進案

除了上述不同樣貌的呈現外，特別是在互為相對人案件中，

彼此權力位置不相上下，各自的通報或保護令的聲請皆可能存有不 同的目的，例如申請離婚、爭搶監護權等。這也回應到李靜華、蔡 宗晃（2007）所表示的，保護令原先設計的目的是保障受暴的被害 人，能盡速獲得法律的保障，不須受到一些冗長的司法程序之干 擾，有其立法的美意的存在，但也不難發現有些人為了拿到保護令 來威脅對方，甚至甘願冒著可能構成偽證罪和誣告罪、妨害名譽罪 的風險，來向法院聲請保護令的婚姻暴力保護令異常動機個案的存 在。又如同王行（2007）所述，社會工作人員難以用局外人的角度 還原夫妻暴力衝突事件的動機真相。因此當通報成為一種用來壓制 對方的手段；聲請保護令成為一個為了達到目的而使用的工具時，

社會工作人員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便需要洞悉個案的想望，看見個 案需求背後的真正目的，仔細思考該如何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

(三)、 社會工作者的因應與面對

除了對被害人與相對人角色未有想像差異的受訪者以外，實 務工作者在提供互為相對人案件服務後開始看見不同的角色樣貌，

雖然與原本的想像有所差異，也有部分衝擊，但幾位受訪者表示經 過直接接觸或是與網絡合作的經驗中去理解對造的想法，並從中調 整自己的工作方法與步調後，多認為還蠻願意與另一造工作，即便 不是直接與另一造接觸，也更能與對方的社工彼此合作，找到共同 的處遇目標。而不斷的自我檢視是否過度侷限被害人與相對人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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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或是尋求督導與同儕的幫助等，這些都是受訪者曾提及的尋求 協助的方法，皆有助於讓自己找到自己能夠立足的立場去提供互為 相對人案件服務。

二、 相對人社工角色的衝突

本研究中兩位受訪相對人社工除了對於他們在提供服務時與被害人 體制的衝撞有諸多描述外，他們也表述了許多關於「要以誰為案主」的 價值選擇議題，以下分別述之。

(一)、 與被害人體制的衝撞

在與被害人體制衝撞的部分，兩位社工皆對於當前以被害人 為服務主體的體制有相當強烈的感受，除了人力與得以運用的資源 相較有限外，被害人社工對於相對人社工的角色也容易以質疑、不 信任的態度面對，擔憂相對人社工可能會將相關訊息透漏給相對 人，抑或是害怕相對人社工是相對人派來調查被害人情況等，這些 擔憂與害怕多立基於對相對人社工的不瞭解，但其實受訪的兩位相 對人社工對於自己提供相對人服務的立場皆是以「安全」為前提要 件，無論是被害人方或是相對人方都沒有人得以對彼此使用暴力，

在此前提下再去提供相對人服務，例如，若相對人社工能知道被害 人方有離婚的意願，便能與相對人方多討論這方面的議題，並了解 相對人的想法，避免相對人在沒有心理準備之下被告知而引發情緒 不穩，甚至傷及被害人的情況，但被害人社工卻常因為前述的擔憂 與害怕而不願向相對人社工透漏相關訊息，這也使得相對人社工難 以著力。因此，若被害人社工與相對人社工能更加暸解彼此的工作 立場、方法時，雙方的合作或許會更加流暢，也更能落實家庭暴力 防治以「非暴力」與「安全」為主軸的工作目標。

除了社工個人的努力之外，政府也必須重新審視當前的服務 體系是否有改變的需要，如同Mills（2004）所表示的，應當重新 檢視或省思現有的服務體系，是否過度將暴力二分為男性對女性之 施暴，破除女性主義將女性視為是弱勢、無助的刻板印象，協助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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侶雙方重新看待自己的關係，並將決定權回歸到親密關係暴力中的 女性。唯有打破既有的想像疆界，被害人社工與相對人社工將彼此 視作一同打擊暴力的夥伴，才能跳脫暴力的消極處理，並真正的幫 助雙方找到關係中的問題，共同面對與解決，才是面對暴力、阻止 暴力再次發生的積極方式。

(二)、 「要以誰為案主」的價值選擇

「要以誰為案主」所說的是在相對人社工提供相對人服務 時，會有在「擔心被害人的安全」之餘，也要花心力「幫助相對 人」；抑或者是「配合被害人社工的處遇」後，反而需要想辦法

「壓制相對人」，在這些衝突感發生的過程中，相對人社工產生一 種矛盾的心態，明明是互為相對人案件，但自己的評估與處遇似乎 需要配合著被害人方的需求與被害人社工的服務，在配合的同時可 能也會損及自己個案的權益，如同社工 C 所提出的疑惑：「增強了 相對人反而弱化了受暴者，這個時候我才有點拉扯，因為我還是要 考慮他（相對人），那我要放到什麼程度？那這件事我要以什麼為 主？」，這中間該如何平衡與選擇，便是相對人社工常需要面對的 兩難。

而相對人社工也慢慢的在這樣的兩難工作經驗中，整理出以

「安全」做為提供服務的主要前提要件，而這個安全便需要與被害 人方的社工彼此信任，相信被害人方的社工能夠確認被害人方安全 無虞，且能保護自身安全，則相對人方社工便能更自在的提供相對 人方應獲得的資源；而被害人方的社工也需要相信相對人方社工會 在以安全為前提之下提供相對人服務，不會讓自己的個案受到任何 安全上的威脅。

無論是與被害人體制的衝撞或是要以誰為案主，「安全」都是 相對人社工所選擇的優先要件，而這也是當前家庭暴力制度中最為 重要的目標，但在互為相對人的案件當中，「安全」的重視則不能 僅限於進案至被害人單位的個案，而應當是雙方的共同需求，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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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工與被害人社工的處遇工作皆需要立基在安全之上，進而找到 雙方合作的共同目標。

貳、 提供互為相對人案件服務時所運用的處遇觀點 一、 選擇能夠接受的處遇觀點

無論是所任職的機構所給予的或是個人本身所持有的價值，本研究 的受訪者皆表達出各自對於不同處遇觀點的接受程度與看法為何，較多 提到的觀點主要包含女性主義與優勢觀點，另外，受訪社工在敘述如何 提供互為相對人案件服務時，也常提到系統觀點，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 女性主義觀點

任職於以女性主義起家的單位的受訪者表示，以女性主義觀點 提供單一方受暴的權控型個案服務是非常順暢的，然而，受訪者也 表示，在提供互為相對人案件服務時，女性主義觀點有時過度單 一，反而會限制社工無法看見互為相對人案件背後的全貌。除了各 個機構以外，女性主義也是各文獻中最常用來解析家庭暴力的觀 點，當家暴的相關研究、政策立法、處遇模式，皆以女性主義作為 主軸進行論述時，社會工作學生在家庭暴力領域的學習便容易產生

任職於以女性主義起家的單位的受訪者表示，以女性主義觀點 提供單一方受暴的權控型個案服務是非常順暢的，然而，受訪者也 表示，在提供互為相對人案件服務時，女性主義觀點有時過度單 一，反而會限制社工無法看見互為相對人案件背後的全貌。除了各 個機構以外，女性主義也是各文獻中最常用來解析家庭暴力的觀 點，當家暴的相關研究、政策立法、處遇模式，皆以女性主義作為 主軸進行論述時，社會工作學生在家庭暴力領域的學習便容易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