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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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上個世紀末，德國社會學家 Ulrich Beck 提出風險社會（risk society）的概念 以描述現代工業文明社會，認為在片面追求「進步」與「科學／科技至上」的單 一理性意識形態指導下，科學與科技的功利性發展使科學家忽視對技術的反思與 批判（周桂田，2005），最終會給生態、環境、甚至人類自身健康與生存帶來難 以評估的嚴重後果。
在 18 世紀的工業革命之後，新的生產技術推廣與機器的大規模使用，對燃 料的需求陡然增加，進而造成能源，尤其是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其結果除了不 可再生能源存量減少外，亦改變環境品質並造成環境問題。
中國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化進程不斷深化，在「科技是第一生產 力」指導方針之下，中國在提升經濟實力的同時，亦不忘追求科技這一生產力決 定性因素的發展（鄧小平，1989）。但工業與科學的發展在提高生產力的過程中，
往往延後考慮甚至忽略其相伴隨之風險（Beck, 1986／何博聞譯，2004）。因此，
科技的進步與運用雖改善了生活條件，卻也衍生出不少難以預料與控制的問題，
甚至引發災難。社會現代化發展離不開對自然資源的利用，而毫無節制的開發以 及一些重利者「經濟至上」的思維，終導致諸如環境污染、生態破壞、食品安全 等與人類生存休戚相關的嚴重問題。
以環境污染為例，中國因現代化發展造成的環境問題不斷，如水體、土地、
大氣等污染，無論何者都已不是短期顯著且易於改善之問題，而成為長期性的常 態現象（洪大用，1999；張玉林，2014）；其中空氣污染，尤其「霧霾」已是近年 來引發中國社會廣泛關注的重要環境污染議題之一（穆泉、張世秋，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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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霾是一種能見度較差的大氣污染現象，在談論霧霾議題之前，首先需要區 分「霧」與「霾」之差別：「霧」是由空氣中的液體珠滴或冰晶組成，而「霾」則 是對空氣中各種懸浮的固體物質之總稱；前者只是特殊的氣象條件，一般由自然 環境產生，而後者從本質而言，則由人為活動造成（楊小陽、白志鵬，2013）。
整體而言，霧霾是對大氣中各種超標的懸浮顆粒物含量之籠統表述，其中，顆粒 物（particulate matter, 簡稱 PM）通常被認為是形成霧霾的重要構成（吳萍、余 文周，2014）。
顆粒物指人們所呼吸的空氣裡混雜的許多成分複雜的顆粒懸浮物質，這些懸 浮物質的出現除了自然原因，多由人類活動所致：例如製造業工廠、能源工廠、
垃圾焚燒、機動車交通運輸、建築活動、大火以及自然界的沙塵等。
一般而言，顆粒物可按大小分為三類：一為超細顆粒（ultrafine particles），
指顆粒物的氣體動力直徑小於0.1μm；第二類為精細顆粒（fine particles），此類 顆粒物的氣體動力直徑小於1μm；第三類則為粗顆粒（coarse particles），氣體動 力直徑大於1μm（Kampa & Castanas, 2008）。社會生活中用於描述霧霾的 PM2.5
與 PM10則分別指氣體動力直徑小於2.5μm 和 10μm 的懸浮顆粒物（Brunekreef &
Holgate, 2002）。
由於這些顆粒物形態細微，尤其是 PM2.5，可通過呼吸進入人體，經由血液 循環並在體內臟器沉積，同時這些細微顆粒可能負載有重金屬或病菌，因此可誘 發包括呼吸系統、心血管等其他器官疾病，重則可導致癌症（Boldo et al., 2006）。 美國一項關於顆粒物與人體健康關係的研究顯示，與其他環境風險因素相比，曝 露於 PM10的空氣下平均會減少一至二年的壽命（Brunekreef & Holgate, 2012）；
女性、老人、孩童、具過敏史、心肺疾病的人群以及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弱勢群 體更易受影響（Kan et al., 2008;Peled, 2011）。美國癌症協會（American Cancer Society）曾於 1982 至 1998 年進行一項跟蹤研究發現，當空氣中的 PM2.5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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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μg/m³時，成年人的總體死亡率、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以及肺癌死亡率都相應有 所增加（劉宗偉等，2016）。因此，隸屬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簡稱 WHO）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於 2013 年 10 月將這些室外空氣污染的顆粒物列為一級致癌物質（胡彬等，2015）。 除了顆粒物，一般空氣污染物中包括的氣體污染物，如二氧化硫（SO2）、氮 氧化物（NOX）、一氧化碳（CO）、臭氧（O3）等；有機污染物，如戴奧辛等；以 及重金屬污染物；均可能存在於霧霾天氣中（Kampa & Castanas, 2008）。
世界多個國家和地區曾經或正在經歷因工業生產帶來的霾害污染問題。英國 倫敦在 1952 年底遭遇一場嚴重的空氣污染事件，導致約 1.2 萬在地民眾死亡（含 因空氣品質不佳而過早死亡之身體羸弱者）；且這起霾害事件對市民健康造成的 影響持續了五年之久（Brunekreef & Holgate, 2002; Davis, 2002）。美國則在 20 世 紀 40 年代，因工業生產與汽車尾氣排放導致大量大氣污染物的增加（Wang & Liu, 2014），以致在 1940 至 1960 年間的空氣污染十分嚴重。上述兩地在空污事件爆 發後均花了逾 50 年的時間解決霾害問題（Wang & Liu, 2014）。
除了中國，亞洲多個國家與地區亦曾遭受空污影響，如南亞、東南亞的印度、
新加坡；東亞的日、韓等國；甚至台灣近年來亦深受空氣污染的困擾（〈比食安更 可怕！台灣空污遠超過世衛標準〉，2015 年 3 月 14 日；〈空污引爆口水戰 中日韓 26 日除霾大會〉，2017 年 4 月 14 日；〈韓國加入全球污染最嚴重國家行列〉，2017 年 3 月 29 日）。
進入 21 世紀後，中國以霧霾為代表的空氣污染問題日益嚴重。上文提及霾 是人為形成的空氣污染，中國科學院（簡稱中科院）2013 年對中國霧霾污染主要 來源的界定與此一致，主要包括工業生產、能源消耗與民眾生活等各方面（Zhang et al., 2013）。從中國霧霾污染的歷史變化角度來看，中國自 2001 年以來便持續 存在 PM2.5重污染現象，平均每年約七成的省份受其影響；在 2001 至 2012 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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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重污染的發生狀況大體呈減少的趨勢，但 2013 年為轉折點，該年在中國的 中東部地區曾出現長時間 PM2.5的重污染事件（趙源，2016），成為 2001 至 2013 年間重污染發生比例最高的一年（穆泉、張世秋，2015）。在 2013 年之後，大陸 的霧霾情況也並未好轉。
這一情況同樣反映在大陸的文獻中，在分別以「霧霾」、「PM2.5」等為關鍵字 從文獻資料庫（《中國知網》，www.cnki.net）進行全文檢索時，發現與之相關的 學術研究（不分學科）分別以 2013 和 2012 年為界，研究數量前後可相差數倍，
以「霧霾」為例，2012 年發表的中文文獻不足 200 篇，然 2013 年竟陡增至 3,000 篇以上，並保持至 2017 年；而提及「PM2.5」的文獻在 2011 年僅 300 多篇，而 2012 年則達到近 1,000 篇，此後每年（至 2017 年）保持在 1,000 篇以上。另外，
在報紙資料庫（以《人民日報》為例）中以同樣方式進行粗略檢索，可發現 2011 年後提及「霧霾」的相關新聞報導數量約佔該議題新聞報導總數的八成以上。
雖然大陸的霧霾污染並非新事物，但在近幾年才成為社會輿論重視的環境問 題。2015 年 2 月，正值中國大陸的全國兩會召開之際，前中國中央電視台著名 調查記者柴靜自費攝製了一部霧霾的深度調查紀錄片【柴靜調查：穹頂之下】； 加之當年 1 月起，中國大部份地區經歷了長時間的霧霾（趙源，2016）；因此影 片上線 48 小時內，各視頻網路平臺的播放量總和超過兩億次（向密，2015 年 3 月 2 日）。該紀錄片迅速引發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與探討，雖然後來因考慮影片 的社會影響以及其內容存在爭議，僅上線三天便被撤下網路，但此時該片的網路 瀏覽量已逾三億次（熊亞飛，2015；鄭夢琛，2016；Branigan, 2015）；可見媒體 在推動社會公眾感知和關注霧霾議題的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之角色。
在面對環境、科學等議題時，媒體承擔了溝通在地民眾與專家、政府等多方 利益相關者間訊息的責任。雖然個體可親身經歷霧霾，但由於認知有限，個人對 霧霾可能造成的健康影響與因應舉措等的認識不足，直至接觸媒體相關報導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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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意識到霧霾之不良影響，因此媒體對環境或科學事件的「轉譯」是民眾認知 其風險的重要來源（陳憶寧，2014）。有學者強調，人們對世界的認知與印象主 要不是來自於個人生活經驗，而是由其媒介接觸所建構（杜濤，2014），這個觀 點在個人認知複雜、嚴肅議題的過程中尤為突出。相關研究指出，一般民眾缺乏 環境、科學等領域的專業知識，導致其對媒體訊息的依賴加深，而媒體是民眾，
尤其是脫離學校教育後的一般常民，面對諸如科學等「高深」或不熟悉之議題時，
獲取相關訊息的重要渠道，且民眾的科學、健康或環境等素養的培養亦需要依靠 媒體予以協助；因而媒體亦順理成章地成為民眾瞭解複雜環境議題的重要訊息來 源（黃俊儒、簡妙如，2010；施琮仁，2015；Gamson & Modigliani,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