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摘述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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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與結論

本章共分兩節：第一節為針對第四章的分析結果進行摘述與討論，包括霧霾 新聞基本資料的呈現樣貌，對量化數據進行總述；並基於框架分析結果，探討出 現不同建構框架的社會文化情境根源。第二節則依據分析結果提出研究意涵及新 聞實務上的建議，特別是在環境污染議題報導面向。最後本節將總結分析結果，

進一步提出研究限制及未來研究進路的方向。

第一節 結果摘述與討論

本研究以《人民日報》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七年間共 575 篇與霧霾相關的新聞作為研究對象，試圖探究中國大陸全國性主流官方傳 統媒體的霧霾議題報導呈現特色，並藉此剖析其如何反映國家與政府對環境污 染議題的輿論導向和立場態度。本研究採用 van Gorp 的新聞框架分析架構，並 結合新聞資料的內容分析，通過質、量化並舉的研究方法，不僅把握一定數量 下樣本呈現的特徵，同時可從更深層的社會與文化情境一探霧霾新聞框架化的 過程。以下將分別從霧霾報導的新聞資料媒體呈現與新聞框架表現兩個面向進 行討論。

壹、霧霾報導之媒體再現

在霧霾報導的時間分佈上，《人民日報》的相關報導無論以年份、月份、或 季度為觀察維度，都可發現在霧霾天氣頻發的時間點上，報導數量遠高於其他 時期。以年份觀之，2013 與 2014 年數量為最，2016 年後報導量進入平穩階 段；以月份與季度觀之，則冬春時節（一、四季度）中月份的報導量屢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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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除此，報導多分佈於生態環境相關版面，其次為頭版／要聞版面，第三為 社會綜合版；就報導形式而言，則以純淨新聞為最，專題報導次之，二者合計 逾六成五的比例；報導引述的消息來源主要為政府官方、專家學者以及民眾。

霧霾污染的出現受人為因素為主、自然因素為輔的共同影響。冬春季節由 於居民採暖、年節慶典（如：春節）中燃放煙花等需求，加之氣候與地形的特 殊情況，造成冬半年空氣中污染物增加且難以擴散，以致嚴重霧霾頻頻發生

（Lin, Lachlan, & Spence, 2016; Wang & Liu, 2014; Zhang, Li, & Zhang, 2014）。此 外，中國大陸 2011 年秋季起霧霾情況逐漸嚴重，以及社群媒體上關於空氣品質 監測數值的爭議使社會開始廣泛關注霧霾議題；在 2013 年首季度中曾出現新中 國建立 52 年來最嚴重且影響地域最廣的霧霾污染等（王慶，2014；Lin,

Lachlan, & Spence, 2016）。在污染及相關事件頻繁出現的時期報導數量更多之 結果，亦說明環境新聞報導中的事件導向特徵（Cox, 2013）。

霧霾新聞主要出現於環境版面、頭版／要聞以及社會綜合版面三種。首 先，霧霾新聞在生態環境相關版面上的分佈為最大宗，顯示《人民日報》對於 霧霾新聞的定位仍以環境議題為主。其次，該議題報導在頭版／要聞中刊登的 數量亦不可小覷，一方面霧霾污染事件的出現及其給社會的生產生活秩序造成 的不良後果，具備傳統媒體報導實務中的新聞價值，如顯著性（prominence）、

時效性（timeliness）與影響性（impact）等（Weigold, 2001），因此常出現於頭 版／要聞版面，另一方面亦說明《人民日報》對霧霾議題的重視程度。最後，

霧霾污染不僅是環境問題，其對人類言，也會妨礙正常的社會生活，故報導會 探討民眾的生產生活等活動受影響狀況或個體的因應情況等，而這些範疇則屬 於社會綜合新聞。

從報導形式的分佈來看，雖然純淨新聞與專題報導等形式的文章數量逾六 成，但社論或評論、投書或論壇等形式總計亦達近四成，尤其是社論或評論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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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佔總體超過兩成，約為投書或論壇數量的四倍。由此可見，《人民日報》在 霧霾議題上的官方輿論導向性較強，具體的引導方向需結合框架分析結果，容 後討論。此外，結合評論類與投書論壇類文本佔一定比例但數量不多的情況而 言，說明《人民日報》作為中央級別的黨報在霧霾報導中雖容納一定數量的媒 體之外言論與意見，但重視程度有限。

最後，《人民日報》霧霾議題新聞以官方機構、專家學者和民眾為消息來源 的三大支柱；其中官方機構為最，專家學者次之，民眾為三者最少。總體而 言，《人民日報》在霧霾議題上傾向於引述政府官方與專業權威的觀點。這種對 政府權威系統與專家消息來源的偏好，不僅與該媒體作為中國大陸最高級別的 黨報性質有關，也涉及霧霾問題的特殊性。在面對環境與科學等專業議題時，

民眾仍需藉助媒體以傳遞或「轉譯」正確的訊息（陳憶寧，2014；Chen,

2014）。在當前的媒體環境下，負責環境新聞路線的記者未必為相關科系出身，

其專業知識亦有限，因此需倚賴官方權威與專家學者達此目的。此亦可解釋何 以在「官方機構」與「專家學者」兩類消息來源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分別為

「環境官方」與「環境領域專家學者」。至於「民眾」在霧霾報導的消息來源引 述中亦佔有一定比例之現象，本研究發現報導引述「民眾」來源時，其內容多 為對污染現象之描述或感想，較不涉及巨觀或抽象層面，如對政策或因應措施 的態度與看法等；該結果與過去有關中國大陸時政新聞研究曾發現，民眾參與 新聞敘事的功能多在於強化國家與政府主體的論述（李朗、歐陽宏生，2014）

相呼應。由此可看出，《人民日報》在呈現霧霾議題的社會行動主體與利害相關 者中，仍偏重於政府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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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霧霾新聞之框架建構

本研究在《人民日報》霧霾報導的新聞框架分析部份，通過歸納分析階段 總結出報導使用的五類共六個框架包裹，分別為「經濟框架」、「環境框架」（包 含「適應自然次框架」與「行動決定論次框架」）、「政府作為框架」、「健康框 架」與「公眾責任框架」；每個框架亦可找到典型的論述呈現範式。

「環境框架」包裹（含「適應自然」與「行動決定論」兩項次框架）是本 研究蒐集的《人民日報》霧霾報導樣本中使用最多的框架，此呼應前述報導版 面與消息來源數量分佈特徵，傾向於將霧霾議題定位為環境議題。此框架包裹 的「行動決定論次框架」是所有框架類型中報導量最多者，顯示《人民日報》

對霧霾議題的建構總體立於「人類活動導致污染後果」之基礎；在承認人類社 會對大氣環境所犯「錯誤」的同時，更傾向於對自然的彌補，該框架文本的論 述中始終表達「人類通過行動可改善既有不良環境現狀」之內涵，強調人的主 觀能動性。但是，該框架在歸咎霧霾責任時並未指明單一行動主體，而是認為 全社會都有承擔因應霧霾之責任，無論政府、企業、公眾等；這種廣泛歸責的 方式可模糊社會對污染追責的認知。

「環境框架」中的「適應自然次框架」基本上將霧霾來源歸結為天氣自然 條件不佳，故報導多與氣象新聞結合，此類報導亦因此多出現在霧霾污染頻發 時期。從社會輿論層面出發，環境污染事件通常可發展為社會危機事件，若處 理不當，易引發社會公眾不滿，並對政府或民眾認為的其他在事件中需擔責之 主體的社會形象造成不良影響。因此，主流媒體使用「適應自然次框架」，將霧 霾天氣建構為客觀世界中特殊的自然現象，通過外部歸因同樣可轉移社會對污 染追責的視線（王慶，2014），並一定程度上帶有「天意不可違」的「宿命」色 彩，以達安撫民眾之目的。將霧霾作為天氣現象進行建構之結果與中國對外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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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關於霧霾新聞的論述方式相似（Liu & Li, 2017），然而此類框架的霧霾報導在 所有框架中所佔比例明顯較少，不到一成，顯示此非作為對內主流官方媒體之

《人民日報》再現霧霾議題的重點。

「政府作為框架」下霧霾問題作為行政管理問題存在，該框架的報導量位 居第二，僅略少於「環境框架」中的「行動決定論次框架」，此反映出《人民日 報》在霧霾議題建構中濃厚的官方立場。該框架的建構帶有明顯的中國特色，

是國家因應霧霾過程中「雷聲大、雨點大」之特徵的體現：除了政府採取雷厲 風行的實際行動應對霧霾外，報章上亦需大力宣傳、強調政府在公共事務中的 所作所為。此外，「政府作為框架」報導中對官方政府的行為描述側重於將來的 規劃、計畫和過去的工作總結。前者顯示政府對於霧霾治理做好充分準備，能 夠妥善解決污染問題；後者表明政府確實採取因應行為，並非向社會開「空頭 支票」；二者結合有助於形塑政府的正面、光輝形象，該建構方式亦符合《人民 日報》作為輿論喉舌之角色，也是該媒體在報導霧霾問題時的重點之一。

進一步探究「政府作為框架」之形成脈絡，從中國大陸的環境保護運動的 發展歷程觀之，始於上世紀 70 年代末的環保運動模式基本由「政府主導」，其 中政府囊括法規政策制定、執行、管理、監督、以及通過媒體等各種方式進行 宣傳的全部職責（王利濤，2011）。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政府屬全能政府性質，在 壟斷社會資源的同時亦包攬所有社會公共管理事務；進入 19 世紀 80 年代後，

政府的全能模式雖然放開，但在此前的運作傳統下，政府仍習於承擔各項社會 公共事務，而民眾亦對政府形成高度依賴性，認為所有問題（含環境問題），政 府都可穩妥解決（覃哲，2012）。這種社會與政府雙方間的「默契」，以及民眾 對政府的依賴，不僅體現在因應重大污染事件時政府在實際問題解決過程中的 絕對主導姿態，亦體現於媒體報導的內容中。

政府的全能模式雖然放開，但在此前的運作傳統下，政府仍習於承擔各項社會 公共事務，而民眾亦對政府形成高度依賴性，認為所有問題（含環境問題），政 府都可穩妥解決（覃哲，2012）。這種社會與政府雙方間的「默契」，以及民眾 對政府的依賴，不僅體現在因應重大污染事件時政府在實際問題解決過程中的 絕對主導姿態，亦體現於媒體報導的內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