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霧霾新聞框架建構：以《人民日報》為例 - 政大學術集成

全文

(1)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傳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 以《人民日報》為例. 學. ‧ 國. 政治大中國大陸霧霾新聞框架建構：立 News Framing of Haze in Mainland China:. Nat. n. al. er. io. sit. y. ‧. A Case of the People’s Daily. Ch. engchi. i n U. v. 指導教授：徐美苓博士研究生：李子甜撰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27 日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

(2) 謝誌轉眼在政大已經三年，雖然用文字給時間做總結略顯蒼白，但還是說幾句。首先，需要感謝我的論文導師兼學業導師徐美苓博士，初入學見到美苓師時莫名有些親切感，可能源於和我母親名字僅一字之差，遊學異鄉大多會盡可能找熟悉的人、事、物為寄託吧。老師在健康與環境傳播領域的研究中頗有建樹，亦深深影響我的研究興趣與方向。碩一下學期修習老師的環境與健康傳播課程期間，最讓我佩服的是老師對待課程的嚴謹；而後在跟隨老師寫作學位論文的過程中，對學術的嚴謹要求亦貫穿其中。另外，美苓師在指導我的論文時，總是敏銳而清. 政治大. 晰地發現并指出我的思路偏差，幫助我不斷修正研究與論文的邏輯；我的碩論能. 立. 順利進展與老師悉心指導斷不可分，在此鄭重向她致以謝意！. ‧ 國. 學. 還要感謝我的口委施琮仁老師、楊意菁老師；琮仁老師開的專業課是我在政. ‧. 大上的第一門課，老師的專業實力與風趣幽默委實讓人印象深刻。知道意菁老師則是從完成課程論文的文獻梳理開始，有幸邀請意菁老師擔任我的口委，頗有一. y. Nat. 的幫助與建議，讓我受益良多。. al. er. io. sit. 種與「神交已久」的朋友見面的興奮感。非常感謝兩位老師為我的碩論提供切實. n. v i n Ch 同時謝謝我的父母，是我每個選擇的堅強後盾與退路，語言再多永遠無法表 engchi U. 達我的感激；還有亦白，在我求學台灣期間給我的陪伴與支持，我愛你們！另外，謝謝在政大認識的每一個朋友，戴薇、心赟、怡瑩、關源、陳翔、幀昕，還有每週桌遊的你們。最後，非常感謝這三年的我，讓我經歷不一樣的風景。.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

(3)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

(4) 摘要現代工業文明帶動社會進步的同時，改變了人與環境的關係，但也帶來一系列環境問題。近年霧霾造成的空氣污染廣受中國大陸關注，相關議題見諸於媒體的頻率日益增加，也引起傳播學界重視。相應的媒介研究數量頗豐，但在該議題上仍存在深入挖掘的空間。鑑於霧霾議題的既有媒體框架研究並未完整闡明框架的建構過程與邏輯，本研究以《人民日報》2011 至 2017 年間共 575 則霧霾報導為例，通過 van Gorp 質. 政治大. 量方法兼具的新聞框架取徑，分析大陸全國性主流官方媒體對霧霾議題的框架建. 立. 構。. ‧ 國. 學. 在質化的框架分析歸納階段，主要分別從框架裝置和推理裝置層面解構框架，. ‧. 並進一步探討框架形成與社會情境和文化脈絡間的聯繫。本研究共萃取出「經濟. sit. y. Nat. 框架」、「環境框架」（包含「適應自然次框架」與「行動決定論次框架」）、「政府. n. al. er. io. 作為框架」、「健康框架」與「公眾責任框架」等五類框架。各框架的框架裝置與. i n U. v. 推理裝置特徵不同，且各自有典型的寫作範式：「經濟框架」多採用「先抑後揚」. Ch. engchi. 的論述結構；「適應自然次框架」以「氣象報導+歸因分析」為主要佈局形式；「行動決定論次框架」則採「追因+因應」的結構安排；「政府作為框架」存在「積極的中央／上級政府」與「消極的個別地方政府」兩種範式；「健康框架」亦採兩種範式，為「對健康影響」及「防護的科普」；「公眾責任框架」則分別以「積極的公眾」與「消極的公眾」為主要範式。本研究的量化演繹階段發現，「環境框架」中的「行動決定論次框架」報導量為最，其次是「政府作為框架」，二者各佔總體的三成以上。從報導時間與版面的分析中發現，霧霾新聞多集中於污染頻發與嚴重時期，除近四成報導刊於「環 i.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

(5) 境」相關版面外，「頭版／要聞」中刊登數量為次多，說明《人民日報》對霧霾議題的報導具事件導向特徵，且較為重視該議題。報導形式則以「純淨新聞」為最大宗，「專題報導」次之，二者數量均逾三成，再次為「社論／評論」類文章。、「專家學者」和「民在消息來源部份，按數量多寡排序，霧霾新聞以「政府官方」眾」為主，總體傾向於引述政府官方與專業權威的觀點；而對「民眾」來源的引述較少涉及巨觀或抽象的態度與看法，多為現象之感想。另外，各框架論述重點不同，偏好的消息來源出現顯著差異，「環境框架」與「政府作為框架」均重視. 政治大境框架」的偏好來源；「健康框架」的論述帶有較強專業性，故側重「學者專家」立. 「官方來源」，但「環境框架」探討內容更綜合，因此「學者專家」來源亦為「環. ‧ 國. 學. 與「醫療機構」的消息來源。. 總體而言，《人民日報》將霧霾作為環境議題為主、政府行政議題為輔進行. ‧. 論述，報導重視官方立場。另外，權威性媒體作為民眾瞭解環境等專業議題的主. y. Nat. er. io. sit. 要管道，本研究建議在未來霧霾議題甚至環境污染議題的新聞實務中，可適當增加除「行動決定論次框架」、「政府作為框架」外其他類型框架的報導比重，尤其. n. al. i n C 是「健康框架」，助以提升民眾的環境與健康素養。 hengchi U. v. 關鍵詞：人民日報、空氣污染、框架建構、新聞、環境傳播、霧霾 ii.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

(6) 目錄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背景··········································································· 1 第二節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 ··························································· 5 第二章文獻探討 ················································································9 第一節空氣污染、霧霾問題與公眾感知 ············································ 9 第二節霧霾議題的媒體再現 ··························································17. 政治大第四節研究問題··········································································36 立第三節框架理論與新聞框架分析取徑 ··············································28. ‧ 國. 學. 第三章研究方法 ··············································································37 第一節研究對象與樣本蒐集 ··························································37. ‧. 第二節新聞框架分析 ···································································39. sit. y. Nat. 第三節內容分析··········································································43. n. al. er. io. 第四節研究架構··········································································48. i n U. v. 第四章分析結果 ··············································································49. Ch. engchi. 第一節霧霾新聞基本資料 ·····························································49 第二節霧霾新聞框架分析 ·····························································52 第三節霧霾新聞內容分析 ·····························································82 第五章討論與結論 ···········································································89 第一節結果摘述與討論 ································································89 第二節研究意涵、建議與限制 ·······················································98 參考文獻 ······················································································· 103 附錄一：新聞框架分析引用樣本 ·························································118. iii.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

(7) 附錄二：中國大陸霧霾新聞內容分析編碼表 ········································· 122 附錄三：中國大陸霧霾新聞框架建構研究編碼須知 ································ 124. 表目錄表 2-1：框架矩陣 ··············································································33 表 3-1：框架裝置與推理裝置組成範例···················································41 表 3-2：《人民日報》大陸霧霾新聞的框架類型 ········································42 表 3-3：霧霾新聞框架建構內容分析信度結果 ·········································47. 政治大. 表 3-4：研究問題與分析策略 ·······························································48. 立. 表 4-1：《人民日報》大陸霧霾新聞的框架矩陣 ········································54. ‧ 國. 學. 表 4-2：霧霾新聞消息來源分佈表（N = 575） ·········································84 表 4-3：霧霾新聞各報導框架使用消息來源之差異（N = 575）····················86. ‧ y. sit. Nat. 圖目錄. n. al. er. io. 圖 2-1：框架研究架構 ········································································26. i n U. v. 圖 4-1：霧霾新聞報導時間分佈圖（2011-2017, N = 575） ··························50. Ch. engchi. 圖 4-2：《人民日報》霧霾新聞各框架分佈圖（%, N = 575） ·······················83. iv.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

(8) 第一章緒論第一節研究背景上個世紀末，德國社會學家 Ulrich Beck 提出風險社會（risk society）的概念以描述現代工業文明社會，認為在片面追求「進步」與「科學／科技至上」的單一理性意識形態指導下，科學與科技的功利性發展使科學家忽視對技術的反思與批判（周桂田，2005），最終會給生態、環境、甚至人類自身健康與生存帶來難. 政治大在 18 世紀的工業革命之後，新的生產技術推廣與機器的大規模使用，對燃立. 以評估的嚴重後果。. ‧ 國. 學. 料的需求陡然增加，進而造成能源，尤其是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其結果除了不可再生能源存量減少外，亦改變環境品質並造成環境問題。. ‧. 中國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化進程不斷深化，在「科技是第一生產. sit. y. Nat. 力」指導方針之下，中國在提升經濟實力的同時，亦不忘追求科技這一生產力決. n. al. er. io. 定性因素的發展（鄧小平，1989）。但工業與科學的發展在提高生產力的過程中，. i n U. v. 往往延後考慮甚至忽略其相伴隨之風險（Beck, 1986／何博聞譯，2004）。因此，. Ch. engchi. 科技的進步與運用雖改善了生活條件，卻也衍生出不少難以預料與控制的問題，甚至引發災難。社會現代化發展離不開對自然資源的利用，而毫無節制的開發以及一些重利者「經濟至上」的思維，終導致諸如環境污染、生態破壞、食品安全等與人類生存休戚相關的嚴重問題。以環境污染為例，中國因現代化發展造成的環境問題不斷，如水體、土地、大氣等污染，無論何者都已不是短期顯著且易於改善之問題，而成為長期性的常態現象（洪大用，1999；張玉林，2014）；其中空氣污染，尤其「霧霾」已是近年來引發中國社會廣泛關注的重要環境污染議題之一（穆泉、張世秋，2015）。. 1.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

(9) 霧霾是一種能見度較差的大氣污染現象，在談論霧霾議題之前，首先需要區分「霧」與「霾」之差別：「霧」是由空氣中的液體珠滴或冰晶組成，而「霾」則是對空氣中各種懸浮的固體物質之總稱；前者只是特殊的氣象條件，一般由自然環境產生，而後者從本質而言，則由人為活動造成（楊小陽、白志鵬，2013）。整體而言，霧霾是對大氣中各種超標的懸浮顆粒物含量之籠統表述，其中，顆粒物（particulate matter, 簡稱 PM）通常被認為是形成霧霾的重要構成（吳萍、余文周，2014）。顆粒物指人們所呼吸的空氣裡混雜的許多成分複雜的顆粒懸浮物質，這些懸. 政治大. 浮物質的出現除了自然原因，多由人類活動所致：例如製造業工廠、能源工廠、. 立. 垃圾焚燒、機動車交通運輸、建築活動、大火以及自然界的沙塵等。. ‧ 國. 學. 一般而言，顆粒物可按大小分為三類：一為超細顆粒（ultrafine particles），. ‧. 指顆粒物的氣體動力直徑小於 0.1μm；第二類為精細顆粒（fine particles），此類顆粒物的氣體動力直徑小於 1μm；第三類則為粗顆粒（coarse particles），氣體動. y. Nat. er. io. sit. 力直徑大於 1μm（Kampa & Castanas, 2008）。社會生活中用於描述霧霾的 PM2.5 與 PM10 則分別指氣體動力直徑小於 2.5μm 和 10μm 的懸浮顆粒物（Brunekreef &. n. al. Holgate, 2002）。. Ch. engchi. i n U. v. 由於這些顆粒物形態細微，尤其是 PM2.5，可通過呼吸進入人體，經由血液循環並在體內臟器沉積，同時這些細微顆粒可能負載有重金屬或病菌，因此可誘發包括呼吸系統、心血管等其他器官疾病，重則可導致癌症（Boldo et al., 2006）。美國一項關於顆粒物與人體健康關係的研究顯示，與其他環境風險因素相比，曝露於 PM10 的空氣下平均會減少一至二年的壽命（Brunekreef & Holgate, 2012）；女性、老人、孩童、具過敏史、心肺疾病的人群以及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弱勢群體更易受影響（Kan et al., 2008; Peled, 2011）。美國癌症協會（American Cancer Society）曾於 1982 至 1998 年進行一項跟蹤研究發現，當空氣中的 PM2.5 增加 2.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

(10) 10μg/m³時，成年人的總體死亡率、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以及肺癌死亡率都相應有所增加（劉宗偉等，2016）。因此，隸屬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簡稱 WHO）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於 2013 年 10 月將這些室外空氣污染的顆粒物列為一級致癌物質（胡彬等，2015）除了顆粒物，一般空氣污染物中包括的氣體污染物，如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一氧化碳（CO）、臭氧（O3）等；有機污染物，如戴奧辛等；以及重金屬污染物；均可能存在於霧霾天氣中（Kampa & Castanas, 2008）。世界多個國家和地區曾經或正在經歷因工業生產帶來的霾害污染問題。英國. 政治大. 倫敦在 1952 年底遭遇一場嚴重的空氣污染事件，導致約 1.2 萬在地民眾死亡（含. 立. 因空氣品質不佳而過早死亡之身體羸弱者）；且這起霾害事件對市民健康造成的. ‧ 國. 學. 影響持續了五年之久（Brunekreef & Holgate, 2002; Davis, 2002）。美國則在 20 世. ‧. 紀 40 年代，因工業生產與汽車尾氣排放導致大量大氣污染物的增加（Wang & Liu, 2014），以致在 1940 至 1960 年間的空氣污染十分嚴重。上述兩地在空污事件爆. y. Nat. er. io. sit. 發後均花了逾 50 年的時間解決霾害問題（Wang & Liu, 2014）。除了中國，亞洲多個國家與地區亦曾遭受空污影響，如南亞、東南亞的印度、. al. n. v i n Ch 新加坡；東亞的日、韓等國；甚至台灣近年來亦深受空氣污染的困擾（〈比食安更 engchi U 可怕！台灣空污遠超過世衛標準〉，2015 年 3 月 14 日；〈空污引爆口水戰中日韓 26 日除霾大會〉，2017 年 4 月 14 日；〈韓國加入全球污染最嚴重國家行列〉，2017 年 3 月 29 日）。進入 21 世紀後，中國以霧霾為代表的空氣污染問題日益嚴重。上文提及霾是人為形成的空氣污染，中國科學院（簡稱中科院）2013 年對中國霧霾污染主要來源的界定與此一致，主要包括工業生產、能源消耗與民眾生活等各方面（Zhang et al., 2013）。從中國霧霾污染的歷史變化角度來看，中國自 2001 年以來便持續存在 PM2.5 重污染現象，平均每年約七成的省份受其影響；在 2001 至 2012 年間， 3.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

(11) PM2.5 重污染的發生狀況大體呈減少的趨勢，但 2013 年為轉折點，該年在中國的中東部地區曾出現長時間 PM2.5 的重污染事件（趙源，2016），成為 2001 至 2013 年間重污染發生比例最高的一年（穆泉、張世秋，2015）。在 2013 年之後，大陸的霧霾情況也並未好轉。這一情況同樣反映在大陸的文獻中，在分別以「霧霾」、「PM2.5」等為關鍵字從文獻資料庫（《中國知網》，www.cnki.net）進行全文檢索時，發現與之相關的學術研究（不分學科）分別以 2013 和 2012 年為界，研究數量前後可相差數倍，以「霧霾」為例，2012 年發表的中文文獻不足 200 篇，然 2013 年竟陡增至 3,000. 政治大. 篇以上，並保持至 2017 年；而提及「PM2.5」的文獻在 2011 年僅 300 多篇，而. 立. 2012 年則達到近 1,000 篇，此後每年（至 2017 年）保持在 1,000 篇以上。另外，. ‧ 國. 學. 在報紙資料庫（以《人民日報》為例）中以同樣方式進行粗略檢索，可發現 2011. ‧. 年後提及「霧霾」的相關新聞報導數量約佔該議題新聞報導總數的八成以上。雖然大陸的霧霾污染並非新事物，但在近幾年才成為社會輿論重視的環境問. y. Nat. er. io. sit. 題。2015 年 2 月，正值中國大陸的全國兩會召開之際，前中國中央電視台著名調查記者柴靜自費攝製了一部霧霾的深度調查紀錄片【柴靜調查：穹頂之下】；. al. n. v i n Ch 加之當年 1 月起，中國大部份地區經歷了長時間的霧霾（趙源，2016）；因此影 engchi U 片上線 48 小時內，各視頻網路平臺的播放量總和超過兩億次（向密，2015 年 3 月 2 日）。該紀錄片迅速引發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與探討，雖然後來因考慮影片的社會影響以及其內容存在爭議，僅上線三天便被撤下網路，但此時該片的網路瀏覽量已逾三億次（熊亞飛，2015；鄭夢琛，2016；Branigan, 2015）；可見媒體在推動社會公眾感知和關注霧霾議題的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之角色。在面對環境、科學等議題時，媒體承擔了溝通在地民眾與專家、政府等多方利益相關者間訊息的責任。雖然個體可親身經歷霧霾，但由於認知有限，個人對霧霾可能造成的健康影響與因應舉措等的認識不足，直至接觸媒體相關報導後才 4.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

(12) 可能意識到霧霾之不良影響，因此媒體對環境或科學事件的「轉譯」是民眾認知其風險的重要來源（陳憶寧，2014）。有學者強調，人們對世界的認知與印象主要不是來自於個人生活經驗，而是由其媒介接觸所建構（杜濤，2014），這個觀點在個人認知複雜、嚴肅議題的過程中尤為突出。相關研究指出，一般民眾缺乏環境、科學等領域的專業知識，導致其對媒體訊息的依賴加深，而媒體是民眾，尤其是脫離學校教育後的一般常民，面對諸如科學等「高深」或不熟悉之議題時，獲取相關訊息的重要渠道，且民眾的科學、健康或環境等素養的培養亦需要依靠媒體予以協助；因而媒體亦順理成章地成為民眾瞭解複雜環境議題的重要訊息來. 政治大. 源（黃俊儒、簡妙如，2010；施琮仁，2015；Gamson & Modigliani, 1989）。. 立. ‧ 國. 學. 第二節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 ‧. 中國的環境危機與健康問題日益嚴峻，中國生態環境部（原環境保護部）為提升中國公民的環境與健康素養教育提供可行之標準，委託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編. y. Nat. er. io. sit. 制《中國公民環境與健康素養（試行）》（以下簡稱《素養》）並於 2013 年 9 月推出，其中包含對空氣污染，尤其是霧霾天氣的相關描述，包括霧霾可能對人體造. al. n. v i n C（h〈關於發佈《中國公民環境與健康素養成的影響及個體因應行為的建議（試行）》 engchi U 的公告〉，2013 年 9 月 29 日）。中國環境科學學會依此《素養》為基礎，於 2015 年對大陸居民進行環境與健康素養抽樣調查，結果顯示民眾的環境與健康素養普遍較低。專家指出，居民在環境健康素養上出現認知和技能錯位的現象；以霧霾為例，受訪者知道霧霾卻不知如何有效保護自己（〈環境與健康素養調查結果不樂觀〉，2016 年 11 月 1 日）。另有針對中國大學生族群霧霾風險認知與行為的實證研究顯示，雖然大學生對於霧霾的風險認知較高，但對其危害的認知卻不足；同時，在因應行為層面的認知淺顯，故採取保護行為的傾向性較低（趙思茹，2016）。 5.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

(13) 自 2011 年來，中國大陸各種媒體中與霧霾相關的新聞報導及其他訊息並不鮮見。而在這些所有的訊息中，新聞報導因其專業性與權威性，是一般民眾瞭解諸如霧霾等環境污染議題的重要方式；且 Cheng 等人（2017）發現，中國城市居民對於霧霾風險的感知多通過官方媒體等權威來源獲得。因此，當我們欲探討為何民眾未積極採取因應霧霾的行動以及新聞報導對民眾產生怎樣的影響時，首先需要關注訊息是如何被呈現於公眾面前。相對於鏡像論認為新聞報導乃客觀環境的反映， Walter Lippmann 在《民意》（Public Opinion）一書中指出，大眾傳播媒介建構了一個「擬態環境」（pseudo-. 政治大. environment），除了客觀環境本身，擬態環境也包含媒體中的主觀因素（Lippmann,. 立. 1922；轉引自 Crenshaw, 2014）；換言之，媒體基於一定的傾向性，對外部世界的. ‧ 國. 學. 訊息進行選擇與加工後傳遞給公眾，即為公眾塑造了一個擬態環境。由此，無論. ‧. 傳統大眾傳媒或基於互聯網的新媒體，傳遞的所有霧霾訊息皆構成了一般民眾認識霧霾圖景的擬態環境。. y. Nat. er. io. sit. 中國大陸嚴重霧霾問題自 2011 年至今已持續約八年之久，霧霾污染議題的環境與社會顯著性亦引起環境傳播學領域的重視。雖然圍繞霧霾議題的研究數量. al. n. v i n Ch 頗豐（田棟、任占文，2016；岳璐、方世榮，2016；Tong, 2014；Zu, 2015），且 engchi U 其中也有關於媒體的報導與議題建構分析（林世華，2016；徐雲方，2015；Zu, 2015），但普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研究的深度有所欠缺、研究理論的定義不清等；本研究將在第二章詳細闡述之。另外，在中國大陸霧霾污染持續的近八年時間內，針對該議題的媒體報導可能已形成相應的定式或規則，或可能產生新的變化；因此再檢視霧霾議題的新聞建構過程有其必要性。框架作為媒體與閱聽眾呈現與理解社會現實的重要工具，本研究意圖從報導框架的角度剖析霧霾議題的新聞建構。基於既有的霧霾議題媒體再現研究中存在之不足，本研究在前人研究之基礎上，嘗試提出較為完整的新 6.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

(14) 聞框架研究策略與架構（詳見第二章）。大陸的霧霾問題並非僅是局部區域的在地性空氣污染，加之中國大陸媒體系統及其在環境等公共議題上輿論引導的特殊性（曾繁旭，2009），因此本研究試圖以 van Gorp（2007）質量化兼具的框架分析方法，更全面地剖析中國大陸全國性的主流官方傳統媒體中關於霧霾的新聞報導，檢視此類報導背後具體的框架邏輯以揭示媒體建構霧霾議題之過程，據此分析主流官方傳統媒體在建構環境議題時的立場與態度，進而折射國家對霧霾議題的輿論導向，同時本研究也將進一步探討更廣範圍的社會文化情境與脈絡對環境污染議題新聞建構的可能影響。.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7.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

(15)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8.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

(16) 第二章文獻探討本章共分為四個部份：第一部份梳理世界空氣污染事件發生發展的情況，重點關注中國大陸當前霧霾問題，並探討媒體訊息對公眾霧霾感知的影響。由於媒體在霧霾議題的傳播中是各方利害相關人的溝通橋樑，因此第二部份將檢視關於霧霾議題媒體再現的研究，總結既有研究之不足，以及本研究可繼續發展探討之處。第三部份則是從本研究所立基的框架理論入手，討論 van Gorp 的新聞框架分析取徑在中國大陸霧霾議題新聞報導研究中的適用性。最後則根據以上討論，. 政治大. 總結並列出本研究欲回答的研究問題。. 立第一節空氣污染、霧霾問題與公眾感知. ‧ 國. 學. 壹、世界範圍內空氣污染事件. ‧. 20 世紀以來，由於世界範圍內的工業化發展，對能源的需求不斷增加，化石. y. Nat. er. io. sit. 能源的大量消耗造成一系列問題，除了因化石燃料的不可再生可能帶來能源短缺外，能源燃燒對大氣成分亦有所改變，嚴重者則導致空氣污染。空氣污染的主要. al. n. v i n Ch 包括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氮化物、臭氧、重金屬以及可吸入顆粒物。雖然空氣 engchi U. 污染物的化學成分不同，但均可經由化學反應或生產排放等方式擴散至空氣中，進而對人類健康產生一定的影響（Kampa & Castanas,2008）。其中，英國的「倫敦煙霧事件」最為有名。英國作為世界第一個開始工業化進程的國家，工業革命雖然開啟人類歷史新紀元，但其發展也為社會帶來副作用（楊小陽、白志鵬，2013）。1952 年 12 月 4 日至 12 月 9 日，席捲倫敦的濃重「煙霾」（smog）不僅致使在地上萬民眾死亡，同時使心血管疾病甚至癌症的患病率大大上升；雖然這次事件並非所有亡者死亡的直接原因，但空氣品質惡劣加速了這一過程（Brunekreef & Holgate, 2002）。 9.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

(17) 一些研究分析指出，倫敦的煙霾災害主要因煤炭、柴油及固體燃料等的使用造成，加之倫敦地區的燃煤火力能源站運作與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因此在缺少強風的自然氣候下，空氣污染物無法有效擴散（Brunekreef & Holgate, 2002; Wang & Liu, 2014）。為因應霾害，英國政府於 1956 年頒佈了《清潔空氣法》（The Clean Air Act），通過改進生產技術和改變燃料類型以減少污染（吳萍、余文周，2014； Wang & Liu, 2014）；該法也分別針對交通、建築等行業制定相關的規範措施。《清潔空氣法》實施後，倫敦地區二氧化硫的含量從 1950 年的 400 mg/m³降至 1980 年的 75 mg/m³（Wang & Liu, 2014）。. 政治大. 類似的情況亦出現在美國。美國作為世界上較早進入工業化的國家之一，曾. 立. 因工業發展的廢氣排放和交通汽車尾氣等因素遭受嚴重的空氣污染（傅成雙，. ‧ 國. 學. 2011；楊小陽、白志鵬，2013），其中 1940 至 1960 年間發生在洛杉磯「光化學. ‧. 煙霧」（photochemical smog）是世界有名的大氣污染事件。工業與機動車排放是導致霾害污染的主要原因，這場煙霾使 1955 年的洛杉磯逾 400 位 65 歲以上老人. y. Nat. er. io. sit. 因污染致死，許多民眾亦出現不同程度的疾病症狀（〈美國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 75%以上市民患了紅眼病〉，2004 年 12 月 27 日）。在地政府在其後 50 年中雖. al. n. v i n Ch 努力採取措施改善空氣品質，但洛杉磯地區仍存在嚴重霾害天氣。 engchi U. 洛杉磯的空氣污染主要為氮化污染物，其中約 55%是由陸地交通引起，21% 來自於建造業，其他則源於製造業工廠和能源工廠的排放；洛杉磯周邊山脈圍擋形成逆溫層（inversion layer）亦加劇空污狀況。為因應污染，1959 年加利福尼亞機動車污染控制委員會（California Motor Vehicle Pollution Control Board）對機動車進行規範管理，同時政府著手改善能源清潔問題（Wang & Liu, 2014）。英美兩國以外的世界各地同樣遭受空氣污染困擾，其中工業化及重工業生產多為主源。二戰後日本從 20 世紀 50 年代起，雖依託重工業和區域開發實現經濟的迅猛發展，卻也需面對棘手的環境問題：四日市在 1955 年建設石油化學聯合 10.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

(18) 大型工廠，工廠運轉、石油冶煉和工業燃油排放出大量以重金屬顆粒和二氧化硫為主的空氣污染物，嚴重影響空氣品質；在地居民出現程度不同的呼吸道疾病症狀。至 60 年代，污染日益嚴重，民眾健康問題也更加嚴峻，許多人哮喘病發作，「四日市哮喘」一度成為流行詞彙（高娜，2015）。另外，東南亞在 20 世紀末也因燃燒等原因遭遇霧霾天氣（Massey, 2000）。以馬來西亞為例，早期的發展壓力較小且資源豐富，並未多關注環保議題，但自從東南亞地區分別在 20 世紀 80 年代及 90 年代先後出現五次嚴重灰霾（haze）天氣，以及由於馬來西亞工業排污導致的空氣和其他環境污染，開始引起在地社. 政治大. 會對於環境的重視。經過監測統計，馬來西亞的空氣污染成分主要為二氧化氮和. 立. 懸浮顆粒物；其來源依序為地面交通、工業排放和露天焚燒，其中地面交通的污. ‧ 國. 學. 染貢獻率高達 70%至 75%（Afroz, Hassan, & Ibrahim, 2003）。. ‧. 由上可見，從世界範圍的角度來看，空氣污染事件並不鮮見；各國或地區的空污主要來源和構成雖不盡相同，但通過對污染事件進行梳理，可發現各地的空. y. Nat. er. io. sit. 污狀況存在著相似之處，社會現代化與工業化發展均為主要肇因。. n. al 貳、中國的空氣污染與霧霾問題 Ch. engchi. i n U. v. 回觀中國，空氣污染並非近年才出現，而是長期存在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49 年成立後，國家重視經濟發展，50 年代起主要以重工業帶動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簡稱 GDP）提升，中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開始起步。1978 年實行改革開放的基本國家政策，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戰略，中國大陸東部和南部地區首先發展，而中部和西部地區亦從 1980 年代開始經濟改革，這種全國性優先發展經濟的戰略佈局刺激了地方政府管理的積極性（漆思、楊淑琴，2009；Tong, 2014）。在「經濟優先」與「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指導思想下，中國社會現代化雖取得不小成就，卻也造成資源短缺以及環境和生 11.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

(19) 態問題，如大氣污染、水體污染、土壤污染等，成為中國推行綠色可持續發展中首要解決的困難（簡新華，2009）。其中，作為大氣污染種類之一的霧霾問題，近年來逐漸成為媒體與社會公眾關注焦點並廣泛被討論。其實霧霾天氣在中國並不新鮮，21 世紀初已出現 PM2.5 相關的新聞報導（李浩鳴、史公軍，2014），但由於媒體報導數量較少，且霧霾問題不如近幾年般突出，加之中國的網路媒體尚不發達，社群媒體還未出現，一般民眾對於「霧霾」或「PM2.5」等概念尚為陌生。北京在 2011 年 10 月遭受持續性霧霾天氣，該期間內，美國駐華大使館監測. 政治大. 的空氣品質指數和北京環境保護局公佈的指數相距甚遠，此爭議使「霧霾」、. 立. 「 PM2.5 」等概念進入公眾視野（趙欣， 2014 ），並在社群媒體新浪微博. ‧ 國. 學. （http://www.weibo.com；簡稱微博）上引起網友廣泛討論（Tong, 2014）。同時，. ‧. 媒體也開始大量報導相關新聞，曾有報導提及中國進入 21 世紀以來，全國的霧霾天氣日數明顯上升，尤其是大陸的中東部地區，霧霾天數增長趨勢十分明顯（朱. y. Nat. er. io. sit. 嬌虹，2015）。在社會各界的關注和輿論呼籲下，中國政府在 2011 年底通過新的《環境空氣品質標準》，在常規空氣品質監測中納入 PM2.5 作為指標（趙欣，2014；. al. n. v i n Tong, 2014）。北京市從 2012 C 年h 1 月 21 日起在空氣品質監測中加入 PM engchi U. 2.5 數值，. 並每日向社會公佈，而此前空氣品質監測主要以 PM10 與二氧化硫為指標；當年 3 月召開的全國兩會中，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到 PM2.5，並向社會承諾改善空氣和環境品質（趙欣，2014）。 2013 年元旦後，中國大陸霧霾更加嚴重，第一季度（1 月至 3 月）共出現逾十次大範圍霧霾天氣，空氣監測指數不斷刷新歷史記錄，達 52 年來之最，且影響範圍甚廣，涉及全國 20 多個省市（王慶，2014）。12 月初，因天氣條件不佳以及冬季燃煤供暖需求上升，中國東部地區再次經歷嚴重霧霾，這次霧霾持續十餘天，波及 7 個省份的 9 個主要城市（Lin, Lachlan, & Spence, 2016）。 12.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

(20) 。該進入 2015 年後，中國大部份地區又出現嚴重的霧霾天氣（趙源，2016）年 2 月底，紀錄片【穹頂之下】在網路上線，影片追溯了中國大陸的霧霾來源，並批評環保部門、大型重工業的國有企業和工廠；雖然影片在線上的時間不長，但因導演柴靜作為長期致力於報導環境污染問題的調查記者，其本身的名人效應以及影片內容的敏感性，短短幾天內【穹頂之下】讓社會對霧霾的關注達到新高。在當年的兩會工作報告中，環境污染問題亦成為政府工作的重點討論議題之一（Zu, 2015）；同年 12 月，北京首次啟動了霧霾預警中的紅色預警，是預警等級中的最高級別（劉珂，2016）。. 政治大. 中國霧霾問題的成因大致可分為兩類：一為自然原因，二則是人為原因。自. 立. 然原因涉及相關地區的地形、特殊氣候等因素。以北京為例，秋冬季節霧霾問題. ‧ 國. 學. 十分嚴重，這與北京溫帶季風氣候在冬季的高壓少雨天氣以及三面環山的地形位. ‧. 置分不開；冬季高壓抑制對流的發展，促進逆溫層形成，空氣流動性較差導致污染物懸浮於大氣中，加之環山地形弱化了空氣循環，因此霾被滯留於該地區. y. Nat. er. io. sit. （Wang & Liu, 2014; Zhang, Li, & Zhang, 2014）。雖然自然因素不利於霧霾擴散，但中國大陸霧霾天氣的形成則更多由於人為活動導致。. al. n. v i n Ch 縱觀世界歷史上嚴重的空氣污染事件，其污染的源頭多與在地工業發展、交 engchi U. 通運輸等因素緊密相關。2013 年中科院的大氣物理研究所一項相關研究指出，中國的 PM2.5 有六個主要來源，分別為煤炭燃燒、工業污染、生物質燃燒、交通排放與垃圾焚燒、土壤揚塵以及二次無機氣溶膠等（Zhang et al., 2013）；這些污染源基本涵蓋工農業生產生活等面向。為促進經濟發展，中國政府鼓勵國內外資本投資，而中國大陸地幅遼闊，資源相對豐富，因此在國家發展的初期對土地、石油、水和礦產等資源的開採和使用並未加以節制（Tong, 2014）。進入後工業時期，全球資本擴張下的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對資源無止境的開發與片面追求利潤和財富的同時忽略了環境，最終 13.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

(21) 將導致不可避免的嚴重問題（Zhang, Mol, & Sonnenfeld, 2007）；而中國在這種「先污染後治理」的發展路徑下，雖然在改革開放後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之一，背後的代價卻是犧牲環境（Zhang, 2016）。煤炭是中國發電廠的基本能源，燃煤排放的空氣污染物主要為懸浮顆粒物和二氧化硫。近年來中國雖為實現節約能源的戰略目標，減少熱能發電廠比例並重視再生能源的使用，但截至 2012 年底，燃煤發電廠在全國發電廠中的比例仍高達 78.6%（Kan, Chen, & Tong, 2012; Wang & Liu, 2014）。除了燃煤發電廠，中國重工業生產中的煤炭消耗量佔據全國的煤炭總消耗的 75%；有研究指出，中國的. 政治大. 霧霾天氣與重工業地域分佈有顯著相關（Wang & Liu, 2014）。. 立. 另外，中國許多城市正處於市政基礎建設的高峰期，拆遷與建築等施工產生. ‧ 國. 學. 的灰塵，加上一些城市冬春季節大風且乾燥少雨，易形成較嚴重的揚塵污染並加. ‧. 劇霧霾（吳萍、余文周，2014）。同時，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下，城市機動車數量劇增給在地環境帶來不小的壓力，汽車尾氣排放中的細顆粒物，成為城市霧霾. y. Nat. er. io. sit. 另一主要來源（〈大氣污染防治工作簡報 2017 年第 7 期（總第 148 期）〉，2017 年 9 月 15 日；Kan, 2009）。以北京為例，資料顯示北京市交通工具尾氣排放量佔據. al. n. v i n 的 22.5%（〈機動車CPM 22.2%〉，2014 年 1 月 3 日）；截 h e貢獻率高於 ngchi U. 全市 PM2.5. 2.5. 至 2015 年底，北京市的機動車保有量全國最高；儘管政府採取了嚴格的限制措施，但每年仍有約 20 萬輛新車上路（Wang & Liu, 2014）。面對這些環境問題，中國政府頒布了相應的環保政策和法規，但政策制定的前提仍是保證經濟優先發展，因此環境政策的落實和執行力度較弱。在中國，很多高污染鄉鎮企業是在地經濟的主要支柱，地方政府為保證在地經濟發展進而形成在地保護主義，對這些企業並未加大懲罰；同時，地方政府認為關停這些高污染企業會增加失業率與社會不穩定因素，種種顧慮下，中央政府所制定之環保政策的執行障礙重重（Li, 2013; Zhang, 2016）。中國現在這種依賴高資本投資和能 14.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

(22) 源消耗的經濟發展模式，短期內雖然可使經濟明顯增長，但長期而言，卻會對經濟和環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經濟後果中包含對人體健康的危害與成本。具體而言，霧霾產生的健康影響側重於呼吸系統疾病、心血管系統疾病、傳；WHO 曾估計骯髒的空氣每染病以及心理健康等面向（孫鵬鵬、周浩亮，2013）天會導致六百萬人死亡，北京大學和綠色環保組織共同實施的一項關於霧霾的健康評估研究顯示，中國的上海、廣州、西安、北京等地在 2010 年約有 8,500 人因 PM2.5 過早死亡（Greenpeace, 2012）。從經濟後果的面向出發，Zhang 等人指出 2004 年中國的 111 個中等規模城市因 PM10 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約達 291.79 億. 政治大. 美元，其中包含污染治理成本以及降低既有生產速度帶來的損失等（Zhang, Song,. 立. Cai, & Zhou, 2008）；其他研究亦佐證該結論，認為 PM 污染（含 PM10 與 PM2.5. ‧ 國. 學. 等）問題已成為中國的經濟負擔，並估計 PM 和臭氧可給國家帶來上百億美元的. ‧. 經濟損失（Matus et al., 2012）。. Nat. er. io. sit. y. 叁、公眾霧霾感知. 既然霧霾問題日漸顯著，且與人類生存和經濟發展息息相關，實有必要瞭解. al. n. v i n Ch 公眾對霧霾的認知與態度行為。霧霾問題不論在地域或時間範圍上都分佈較廣， engchi U 因此國內外均有不少學者針對民眾對霧霾的感知進行實證研究。 Bazrbachi 等人（2017）調查馬來西亞民眾的空氣污染或霧霾問題認知發現，多數民眾對在地空氣污染的嚴重程度均有較強認知，也對污染來源以及責任歸屬認知趨於一致，然民眾的空污認知與環保行為間仍存在不小差距，例如民眾認同機動車會導致空氣品質惡化，但大多數擁有私家車的受訪者卻不願使用公共交通；而當他們感知私家車尾氣會影響自身健康時，才可促使他們改變通勤模式。由此可見，將空氣污染與民眾自身利益產生關聯時，方有助於促進民眾採取環保行為。民眾環境健康意識的培養離不開大眾媒體的參與。Dworkin 與 Pijawka （1982） 15.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

(23) 在針對加拿大多倫多 1968 年至 1978 年空氣品質變化之公眾感知的研究中指出，在環境議題上大眾傳媒對公眾的行為與態度具有一定影響力。一項對新加坡大學生霧霾訊息風險感知的研究亦發現，傳統大眾媒體（報紙、廣播與電視）及網路媒體的霧霾訊息傳播，均有效鼓勵民眾採取防護措施；人際傳播亦可幫助民眾加深議題印象及健康風險感知（Lin, Li, & Bautista, 2017）。在中國民眾的霧霾感知上，趙思茹（2016）對污染嚴重地區大學生進行的調查顯示，大學生對霧霾的整體認知較為有限，相關常識以及危害瞭解均不足。彭建等人（2016）調查外地居民來北京旅遊意向後指出，霧霾污染不僅影響民眾對. 政治大. 來京旅遊的健康風險以及體驗風險的感知，亦影響對北京城市的形象認知；而民. 立. 眾對此類訊息的感知渠道按比例大小分佈則為媒體報導、人際交往傳播以及個體. ‧ 國. 學. 親身經歷。Ma（2015）的研究則指出媒體報導內容與公眾對霧霾議題的感知內容. 是公眾並未因此積極採取行動並努力改善空氣品質。. Nat. y. ‧. 間存在鴻溝，公眾會通過質疑當前經濟發展模型參與進空氣污染議題，但遺憾的. er. io. sit. 與城市相比，鄉村地區因經濟、教育、資源等各方條件限制，相同強度的霧霾天氣對鄉村造成的不良影響可能更嚴重。有研究指出偏鄉地區在地民眾接收霧. al. n. v i n Ch 霾相關訊息的主要渠道為傳統大眾媒介；不到 U e n g c h i20%的民眾願意採取環境保護措施；與如何增加收入、食物等個體生存層面的物質問題相比，應對霧霾污染的行為意願很低（Jiang, Hiltunen, He, & Zhu, 2016）。民眾感知霧霾天氣並非難事，多數時候直接觀察便知，因此民眾普遍承認霧. 霾是一個存在的問題，並認同其對人體健康的損害，但這種感知大多是淺顯的印象，該現象在中國大陸的民眾中尤甚。常民對霧霾的深層認知有較大的提升空間，例如霧霾的科學常識、負責歸咎、以及環保行為與個人健康後果間的關係等。另外，上述許多研究指出，大眾傳媒在民眾獲取空污或霧霾相關訊息的過程中不可或缺，尤其是在對環境問題的認知、環境健康素養的培養，或僅僅是促進 16.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

(24) 常民採取保護行為等面向。從既有研究中可發現，新聞媒體是喚起公眾對當下環境危機意識的重要管道（Lewis & Boyce, 2009），Wang 等人（2016）的調查發現，大多數受訪者的霧霾認知主要從新聞渠道獲得；類似結果在 Yang 與 Shi（2017）的研究中亦有體現，他們指出民眾接收霧霾訊息的主要來源為包括電視、報紙在內的主流媒體，共佔所有媒體來源的 67%。此外，新聞媒體在為公眾提供環境議題資訊並形塑其對不甚瞭解之環境與健康問題的感知中扮演重要角色（Lin et al., 2017）。雖然新聞媒體可能對公眾的霧霾問題認知產生種種影響，媒介的傳播效果向. 政治大. 來是傳播學領域研究的興趣之一，但研究者認為在探討效果與具體影響之前，實. 立. 內容，以及為何會呈現如此的訊息樣貌。. 學. ‧ 國. 有必要檢視傳播鏈條前端，即媒體是如何形塑特定議題，並為公眾提供了怎樣的. ‧. 第二節霧霾議題的媒體再現. y. Nat. er. io. sit. 霧霾已是世界性的空氣污染議題，但除了中國，關於媒體再現霧霾議題之研究並不多；就本研究所蒐集資料來看，或因歷史上的重大霾害事件距今較為久遠. al. n. v i n Ch 等原因，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以及部份南亞國家，相關研究偏向於針對綜合 engchi U 性的大氣污染，甚至是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等更為巨觀的環境議題進行探討；當然，霧霾亦包涵於其中，但並未發現有將霧霾作為獨立議題加以考察，多半作為研究的簡要背景（Mayer, 2012; Murukutla, Negi, Puri, Mullin, & Onyon, 2017; Olofsson , Weible, Heikkila, & Martel, 2017）。然在 20 世紀末的馬來西亞，森林火災造成至今仍棘手的霾害問題，引起在地傳播學界的注意，一些研究就此展開（Forsyth, 2014; Lee & Pang, 2014; Massey, 2000）。由於東南亞霾害污染具有跨國的特殊性，相關研究多將環境污染議題上升為國家與政治議題加以考察（Massey, 2000; McLellan, 2000；轉引自 Forsyth, 17.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

(25) 2014）。除此，亦有從風險傳播角度探討不同媒體類型（如報紙報導、論壇與社交媒體等）在霾害風險社會放大過程中扮演角色的研究，即將霾害污染定性為風險危機事件（Chong & Choy, 2018）；以及通過霧霾危機下不同行為主體線上訊息傳播行為間的差異，分析其各自的利益與訴求（Christantyawati, 2017）。另有研究討論馬來西亞、新加坡與印度尼西亞三國的報紙在霾害新聞中的議題建構與公眾關切，例如從文本內容與主題的角度劃分不同報導框架，並透過不同年份對該議題的媒體內容分析發現，霾害報導的重點逐漸從短期內污染的經濟與健康影響，轉為較複雜的政策與社會議題，及對地區的投資與消費產業進行批. 政治大. 判與反思（Forsyth, 2014; Massey, 2000）。另外，存在探討霧霾新聞的論述方式與. 立. 修辭之研究，其指出情感元素在環境議題報導等硬新聞的說服策略中佔據重要地. ‧ 國. 學. 位（Hasan, 2016）。雖然上述研究關注的重點與研究方法各有不同，但研究發現. ‧. 均強調在地文化和社會情境與霾害議題建構間的關聯。. 霧霾是近年來中國大陸深為困擾的環境污染議題，也頻頻出現在媒體新聞中，. y. Nat. er. io. sit. 並衍生出數量頗豐的研究文獻。以下將就相關研究進行系統性爬梳，包括對中國大陸的媒體系統以及環境議題報導特色，及中國霧霾議題之媒體研究。. n. al. Ch. i. e. ngch 壹、中國大陸的媒體系統與環境議題報導. i n U. v. 由於中國大陸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與國情的特殊性，中國共產黨對大眾媒介這一社會輿論與宣傳工具的控制並不鬆懈，尤其針對具意識形態屬性的新聞媒體（李良榮，2007）；從延安時期（20 世紀 30 年代中後期）延續至今的「黨管媒體」的辦報傳統和理念仍是新聞管理體系的核心（夏倩芳，2004）。中國大陸的媒介管制起始於黨和政府對媒體的絕對控制，因此以改革開放為節點，大陸的媒介管制總體上是不斷放鬆的過程（喻國明、蘇林森，2010）；改革開放後，大陸的新聞媒介系統出現新變化，以人民日報社為代表的七家全國主 18.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

(26) 要報社於 1979 年開始實行「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制度，在事業單位運營中採取管理企業的模式，以獲取更高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中國大陸的媒介系統開始改革轉型（周茂君、姜倩、車蒙娜，2008）。自 1992 年市場化經濟確立後，大陸的媒體制度繼續轉變，市場化運作滲透到中國媒體的各方面，相繼出現廣告、商業贊助報導等現象（Chen, 2014）；中國傳媒集團化進程亦隨之進行，但這些傳媒集團的事業單位性質並未改變（黃玉波、張金海，2006）；而新聞領域則依舊保持不變，新聞仍是中國共產黨控制的輿論喉舌，存在不少的審查制度（Zhao, 2008；轉引自 Chen, 2014; Tong, 2014）。. 政治大. 因此，中國大陸的新聞體制無論如何改革，「黨管媒體」這一核心在「中國. 立. 特色社會主義」情境下仍是新聞改革的目標與路徑。在「黨管媒體」的前提下，. ‧ 國. 學. 各級黨委的黨報、國家電視台、電台，對外宣傳機構等傳統意義上的主流官方媒. ‧. 體皆屬共產黨管理的範疇（夏倩芳，2004）。. 雖然大陸的新聞媒體作為黨的輿論喉舌，存在禁止敏感議題的審查制度，並. y. Nat. er. io. sit. 需要保持媒體與政治和經濟機構間的良好關係，卻並未完全禁止環境議題的報導（Tong, 2014）。然環境保護等公共議題需經由主流官方媒體先行報導，尤其通過. al. n. v i n Ch 諸如大陸媒體建制中最關鍵且重要的媒體——中央級別黨報等的報導，方具備意 engchi U 識形態的合法性，以利其他媒體跟進（曾繁旭，2009）。但是黨媒與商業性媒體對相同環境議題報導的內容卻並非差異甚遠；在十家發行量高的全國和地方報紙（包括中央黨報和商業性報紙）中，環境議題調查報導的媒體框架差異與報紙本質（如是否為黨媒）以及報紙類別的相關程度很小，即無論是否為黨報，這些報紙對環境問題的敘述大致相似（Tong, 2014）。主流新聞媒體是民眾接收環境訊息、感知環境議題的重要來源。普遍而言，在非專業性報紙中並非只有環境議題，為爭奪有限的新聞版面，環境新聞必須與其他議題共同競爭曝光機會；因此總體而言環境新聞報導帶有濃厚的事件導向特 19.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

(27) 徵（Cox, 2013）。以中國大陸的環境問題報導為例，學者通過比對媒體中空氣污染相關報導與訊息的數量與同期的空氣品質指數後發現，在空氣品質較差的時期，關於空污的報導數量明顯大於其他時期（張高琿，2015；Shi & Gao, 2017）。而一個環境問題之所以被認定為「問題」，則是由傳播的建構本質所導致（Cox, 2013）。Hansen（2010；轉引自 Cox, 2013）也指出，所謂的環境、環境災難、環境議題或問題都不是自發產生的，而是被「生產」、「操弄」或「建構」的。可見環境新聞並非完全客觀中立，是記者、編輯等共同建構的結果。透過新聞文本的分析，可藉以探尋文字背後的建構過程。. 政治大貳、媒體中的中國霧霾議題立. ‧ 國. 學. 中國的霧霾問題引起關注後，躍升為社會問題，不再僅停留在單純的環境面. ‧. 向，媒體中關於霧霾的訊息也隨之增加，並促發不少傳播相關研究。這些研究大致分成兩類：一是作為媒體從業者對於該議題中傳播實務的觀察以及對媒體工作. y. Nat. er. io. sit. 經驗的反思。例如周婕（2014）認為中國霧霾報導能夠滿足閱聽眾的知情權，平衡事實與價值，從科學的角度闢謠；張伏（2016）則從媒體責任與倫理的角度指. al. n. v i n Ch 出傳統媒體在霧霾議題報導中的不足，凸顯價值觀引導、媒介專業主義以及客觀 engchi U 性等面向的欠缺，這些不足可能影響公眾對霧霾的認知與判斷。嚴格來說，上述這類論述基本上偏向於感想式議論。另一類研究則是通過實證方式，分析媒體中中國霧霾議題的訊息呈現樣貌或. 特徵等，這些研究中大部份有特定的理論基礎作為支撐，研究結構相對比較完整。本研究以下的文獻回顧將根據這些實證研究對象的地域屬性分為兩種類型進行探討。. 20.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

(28) 一、國際媒體中的中國霧霾圖景. 中國的霧霾問題不僅引起國內關切，也漸受國際媒體的注意。污染事件比環境災難更易產生社會污名化（social stigma）（Edelstein, 1991，轉引自 Swain, 2007），因此第一類的實證研究涉及國際媒體中中國霧霾訊息傳播，包含單純針對外國媒體報導以及中外媒體內容比較。姚榮華（2014）分析 2007 至 2013 年美國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與《華爾街日報》中的中國霧霾新聞報導，指出美國媒體對中國霧霾議題報導與以. 政治大的報導上相對客觀。劉新鑫與陳驍男（2015）分析 2007 年至 2015 年《BBC》網立. 往美對中的刻板印象有所不同，國家主義立場明顯，且與過去相比，在負面消息. ‧ 國. 學. 站有關北京霧霾的新聞，發現多為霧霾污染狀況描述的深度報導，報導傾向包含負面與中立；與前述姚榮華的分析結果類似，此研究指出外媒對中國負面訊息的. ‧. 傳播並未出現單一的態度傾向。然陰衛芝與唐遠清（2013）對比英、美、澳、德、. Nat. sit. y. 俄等國的傳統媒體對 2013 年北京重霧霾的報導後指出，總體而言國外媒體仍在. n. al. er. io. 污名化中國的國家形象。. i n U. v. 上述研究就國際媒體對中國的「友好度」看法存在一定反差，不排除研究者. Ch. engchi. 的既存態度影響其文本解讀過程。除了關心國外媒體如何呈現中國霧霾問題與中國形象，也有研究著重對比國內外媒體對於霧霾問題的報導。例如 Liu 與 Li （2017）比較《中國日報》、《紐約時報》、《泰晤士報》與《衛報》2011 至 2014 年中國霧霾報導中的論述，指出國外報紙側重強調霧霾對中國民眾的健康影響，傾向於將其戲劇化地描述為「災難」，從氣候變遷的語境下建構中國政府被迫因應的負面形象；而中國對外報紙中的霧霾則是天氣現象，對於公共健康危害不太嚴重，同時側重建構國內政府積極應對且負責任的正面形象。 Duan 和 Takahashi（2017）以《中國日報》與《紐約時報》為例，比較中美 21.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

(29) 兩國 2008 年至 2013 年間關於中國霧霾的新聞，發現《紐約時報》對該議題報導較早，傾向於將污染政治化，文章主題多為負面，消息來源集中為美國在地來源以及中國民間組織；《中國日報》則傾向於採用中國的來源，對霧霾議題的新聞主題呈現「自我合法化」（self-legitimizing）的特徵，報導內容中除了強調治理的策略與措施外，也有一部份溫和的自我批評。中國環境污染問題在國際媒體的新聞報導中不僅是單純的環境問題，背後更牽涉複雜政治力與國家形象塑造的問題。將社會事件進行再現或框架的過程，不可避免地涉及訊息傳播者或操弄者的主觀認知，故勢必形成「偏見」（臧國仁，. 政治大. 1999）。中國與西方國家由於意識形態差異甚大，負面議題的國際傳播對傳播實. 立. 嚴重霧霾天氣時，亦更關注國際媒體如何傳播該議題。. 學. ‧ 國. 務界與相關研究者們而言則更加「謹慎敏感」，也更為重要；因此，當中國出現. ‧. 除了國際新聞媒體，霧霾與空污議題在以用戶生產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為主要特徵的社群網站傳播亦引起學者的研究興趣。Lin、Lachlan 與. sit. y. Nat. io. er. Spence（2016）通過對比中國新浪微博上關於霧霾的貼文（用戶主流為中國人）與推特（Twitter）上關於北美氣象事件的貼文（用戶主要為外國人）內容，發現. al. n. v i n Ch 不同國家民眾針對特定環境議題社群網站上的使用習慣有所差異。相較於推特用 engchi U. 戶，微博的相關貼文幽默元素更少，而且在環境危機發展的過程中並未出現強烈的情感傾訴（affective outpouring）。以上研究不少聚焦程度不足，所得之結論因而放諸四海皆通。另有些研究在方法上似需更嚴謹，例如王積龍與李湉（2016）內容分析《紐約時報》中的霧霾議題，但分析樣本並未區分報導是中國國內或國外的霧霾問題；媒體立場等因素會因報導對象的地域差異而影響分析結果。另外有一小部份研究缺乏理論支撐，如陳思思（2015）與魏世傳（2014）的研究，僅對霧霾議題的報導進行描述性分析，結論缺乏深度。 22.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

(30) 二、大陸媒體中的霧霾議題. 在中國大陸媒體的霧霾議題再現研究中，若以媒體類型劃分，有網路媒體與傳統媒體兩類。其中網路媒體研究大致呈現兩個方向：一為網路新聞媒體上霧霾訊息的單向傳播，以分析具體的報導內容為主，且普遍認為新聞網站的相關報導多傾向於淡化霧霾問題成為社會危機。例如在特定節慶期間，網站會將霧霾呈現成純粹的氣象新聞（尹忠偉，2014）；也有網站的報導通過操弄文本的霧霾歸因，淡化輿論追究問題產生的深層原因，同時藉助不同傳播策略模糊中國霧霾問題的. 政治大另一網媒再現研究方向為探討社群媒體上霧霾訊息的雙向流動。社群網站提立. 工業化根源以及各利害相關人對霧霾應負的責任（王慶，2014）。. ‧ 國. 學. 供一般民眾參與特定議題討論的機會，相關研究因而側重從公眾自我表達的角度分析社群媒體中霧霾訊息的內容和形式。此類研究普遍指出社群媒體能夠促進公. ‧. 眾參與霧霾議題討論，並有助於推動相關訊息得到廣泛傳播（劉宇晨，2017；Zhang,. Nat. sit. y. 2017a）；但也有研究反思社群網站提供的自我賦權與自我表達形式能否有效承擔. n. al. er. io. 公眾參與的責任；對短貼文的表達模式可能帶來過分追求文字吸引力的「形式狂. i n U. v. 歡」——例如霧霾「段子」（以幽默、調侃的方式說明社會或環境問題並表達意. Ch. engchi. 見）的出現，前期以調侃霧霾問題、自嘲生活環境為主，後期則只關注「好笑」和吸引眼球——進而對失去公眾討論議題之意義的現象表示擔憂（劉宇晨，2017）。就社群網站霧霾貼文的的內容框架言，當空污被形塑為人類健康威脅時，相關訊息比其他內容框架（如環境框架、對抗框架、國家框架等）傳播得更廣，此意味污染與自身利益的關聯可促進閱聽眾對議題的關注；另外相關研究發現國家對於批評政府的負面貼文審查並未如想像中嚴格，顯示政府已從完全壓制負面訊息轉向可容忍對污染的負面評論（Cairns & Plantan, 2015）。第二種以媒體類型區分的霧霾再現研究是在傳統媒體中，這也是佔目前中國 23.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

(31) 大陸霧霾再現研究比例最大宗者。這些研究一部份從新聞的報導策略、媒介倫理、以及風險社會理論等面向進行探討（田棟、任占文，2016；岳璐、方世榮，2016；張伏，2016；雍莉，2016）。例如從風險傳播的角度出發，《南方週末》的霧霾報導在消息來源分佈上體現了媒體話語權分配中各方力量的社會地位差異；而在風險歸因上，則將責任歸咎於黨政機構與制度政策，這種歸因方式是媒體參與公民決策的體現（岳璐、方世榮，2016）。另有研究並用風險社會理論與框架理論，以《新京報》與《澎湃新聞》中北京霧霾污染事件報導為分析樣本，指出《新京報》整體傾向於弱化區域風險並呈現公共議事框架；而《澎湃新聞》則強調區域. 政治大. 風險，表現了國家輿論導向框架（林世華，2016）。. 立. 在針對傳統媒體的霧霾議題研究中發現，若將中國大陸報紙媒體大致分為黨. ‧ 國. 學. 報（如《人民日報》）和商業性報紙（如都市報等）兩類，則報導在政府相關政. （徐雲方，2015；曾繁旭等，2013；Chen, 2014）。. Nat. y. ‧. 策之闡述與輿論導向總體目標上的差異不大，而在具體呈現的內容上則各有側重. er. io. sit. 在傳統傳媒的霧霾再現研究中，有為數不少的研究者從框架理論角度出發分析霧霾議題的新聞再現與建構（林世華，2016；徐雲方，2015；曾繁旭等，2013；. al. n. v i n C h。其中，曾繁旭等人（2013）通過分析《人民劉珂，2016；Ma, 2015; Zu, 2015） engchi U 日報》、《南方都市報》與《科技日報》中 PM2.5 議題的報導框架，發現在霧霾議題的若干框架中，《南方都市報》均為框架制定者，報紙間存在框架擴散的現象。 Chen（2014）指出 2013 年初北京霧霾事件的相關報導本質上反映出「問題解決」框架，承認環境污染並將霧霾視為中國當前工業社會政治經濟結構中待解決之問題；但是這些報導並未觸及中國過去 30 年發展道路背後的工業化與現代化邏輯，同時關於環境正義的問題亦被忽略。徐雲方（2015）的研究顯示，在霧霾議題的報導中，《人民日報》側重結果性框架，而《新京報》則以解釋性框架為主；在內容上兩報均強調政府導向型議 24. DOI:10.6814/THE.NCCU.COMM.034.2018.F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