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霾議題的媒體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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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民採取保護行為等面向。從既有研究中可發現，新聞媒體是喚起公眾對當下環 境危機意識的重要管道（Lewis & Boyce, 2009），Wang 等人（2016）的調查發現，

大多數受訪者的霧霾認知主要從新聞渠道獲得；類似結果在 Yang 與 Shi（2017）

的研究中亦有體現，他們指出民眾接收霧霾訊息的主要來源為包括電視、報紙在 內的主流媒體，共佔所有媒體來源的 67%。此外，新聞媒體在為公眾提供環境議 題資訊並形塑其對不甚瞭解之環境與健康問題的感知中扮演重要角色（Lin et al., 2017）。

雖然新聞媒體可能對公眾的霧霾問題認知產生種種影響，媒介的傳播效果向 來是傳播學領域研究的興趣之一，但研究者認為在探討效果與具體影響之前，實 有必要檢視傳播鏈條前端，即媒體是如何形塑特定議題，並為公眾提供了怎樣的 內容，以及為何會呈現如此的訊息樣貌。

第二節 霧霾議題的媒體再現

霧霾已是世界性的空氣污染議題，但除了中國，關於媒體再現霧霾議題之研 究並不多；就本研究所蒐集資料來看，或因歷史上的重大霾害事件距今較為久遠 等原因，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以及部份南亞國家，相關研究偏向於針對綜合 性的大氣污染，甚至是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等更為巨觀的環境議題進行探討；當 然，霧霾亦包涵於其中，但並未發現有將霧霾作為獨立議題加以考察，多半作為 研究的簡要背景（Mayer, 2012; Murukutla, Negi, Puri, Mullin, & Onyon, 2017;

Olofsson , Weible, Heikkila, & Martel, 2017）。

然在 20 世紀末的馬來西亞，森林火災造成至今仍棘手的霾害問題，引起在 地傳播學界的注意，一些研究就此展開（Forsyth, 2014; Lee & Pang, 2014; Massey, 2000）。由於東南亞霾害污染具有跨國的特殊性，相關研究多將環境污染議題上 升為國家與政治議題加以考察（Massey, 2000; McLellan, 2000；轉引自 Forsy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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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除此，亦有從風險傳播角度探討不同媒體類型（如報紙報導、論壇與社 交媒體等）在霾害風險社會放大過程中扮演角色的研究，即將霾害污染定性為風 險危機事件（Chong & Choy, 2018）；以及通過霧霾危機下不同行為主體線上訊息 傳播行為間的差異，分析其各自的利益與訴求（Christantyawati, 2017）。

另有研究討論馬來西亞、新加坡與印度尼西亞三國的報紙在霾害新聞中的議 題建構與公眾關切，例如從文本內容與主題的角度劃分不同報導框架，並透過不 同年份對該議題的媒體內容分析發現，霾害報導的重點逐漸從短期內污染的經濟 與健康影響，轉為較複雜的政策與社會議題，及對地區的投資與消費產業進行批 判與反思（Forsyth, 2014; Massey, 2000）。另外，存在探討霧霾新聞的論述方式與 修辭之研究，其指出情感元素在環境議題報導等硬新聞的說服策略中佔據重要地 位（Hasan, 2016）。雖然上述研究關注的重點與研究方法各有不同，但研究發現 均強調在地文化和社會情境與霾害議題建構間的關聯。

霧霾是近年來中國大陸深為困擾的環境污染議題，也頻頻出現在媒體新聞中，

並衍生出數量頗豐的研究文獻。以下將就相關研究進行系統性爬梳，包括對中國 大陸的媒體系統以及環境議題報導特色，及中國霧霾議題之媒體研究。

壹、中國大陸的媒體系統與環境議題報導

由於中國大陸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與國情的特殊性，中國共產黨對大眾媒介這 一社會輿論與宣傳工具的控制並不鬆懈，尤其針對具意識形態屬性的新聞媒體

（李良榮，2007）；從延安時期（20 世紀 30 年代中後期）延續至今的「黨管媒 體」的辦報傳統和理念仍是新聞管理體系的核心（夏倩芳，2004）。

中國大陸的媒介管制起始於黨和政府對媒體的絕對控制，因此以改革開放為 節點，大陸的媒介管制總體上是不斷放鬆的過程（喻國明、蘇林森，2010）；改 革開放後，大陸的新聞媒介系統出現新變化，以人民日報社為代表的七家全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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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報社於 1979 年開始實行「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制度，在事業單位運營中 採取管理企業的模式，以獲取更高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中國大陸的媒介系統 開始改革轉型（周茂君、姜倩、車蒙娜，2008）。自 1992 年市場化經濟確立後，

大陸的媒體制度繼續轉變，市場化運作滲透到中國媒體的各方面，相繼出現廣告、

商業贊助報導等現象（Chen, 2014）；中國傳媒集團化進程亦隨之進行，但這些傳 媒集團的事業單位性質並未改變（黃玉波、張金海，2006）；而新聞領域則依舊 保持不變，新聞仍是中國共產黨控制的輿論喉舌，存在不少的審查制度（Zhao, 2008；轉引自 Chen, 2014; Tong, 2014）。

因此，中國大陸的新聞體制無論如何改革，「黨管媒體」這一核心在「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情境下仍是新聞改革的目標與路徑。在「黨管媒體」的前提下，

各級黨委的黨報、國家電視台、電台，對外宣傳機構等傳統意義上的主流官方媒 體皆屬共產黨管理的範疇（夏倩芳，2004）。

雖然大陸的新聞媒體作為黨的輿論喉舌，存在禁止敏感議題的審查制度，並 需要保持媒體與政治和經濟機構間的良好關係，卻並未完全禁止環境議題的報導

（Tong, 2014）。然環境保護等公共議題需經由主流官方媒體先行報導，尤其通過 諸如大陸媒體建制中最關鍵且重要的媒體——中央級別黨報等的報導，方具備意 識形態的合法性，以利其他媒體跟進（曾繁旭，2009）。

但是黨媒與商業性媒體對相同環境議題報導的內容卻並非差異甚遠；在十家 發行量高的全國和地方報紙（包括中央黨報和商業性報紙）中，環境議題調查報 導的媒體框架差異與報紙本質（如是否為黨媒）以及報紙類別的相關程度很小，

即無論是否為黨報，這些報紙對環境問題的敘述大致相似（Tong, 2014）。

主流新聞媒體是民眾接收環境訊息、感知環境議題的重要來源。普遍而言，

在非專業性報紙中並非只有環境議題，為爭奪有限的新聞版面，環境新聞必須與 其他議題共同競爭曝光機會；因此總體而言環境新聞報導帶有濃厚的事件導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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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Cox, 2013）。以中國大陸的環境問題報導為例，學者通過比對媒體中空氣污 染相關報導與訊息的數量與同期的空氣品質指數後發現，在空氣品質較差的時期，

關於空污的報導數量明顯大於其他時期（張高琿，2015；Shi & Gao, 2017）。

而一個環境問題之所以被認定為「問題」，則是由傳播的建構本質所導致

（Cox, 2013）。Hansen（2010；轉引自 Cox, 2013）也指出，所謂的環境、環境災 難、環境議題或問題都不是自發產生的，而是被「生產」、「操弄」或「建構」的。

可見環境新聞並非完全客觀中立，是記者、編輯等共同建構的結果。透過新聞文 本的分析，可藉以探尋文字背後的建構過程。

貳、媒體中的中國霧霾議題

中國的霧霾問題引起關注後，躍升為社會問題，不再僅停留在單純的環境面 向，媒體中關於霧霾的訊息也隨之增加，並促發不少傳播相關研究。這些研究大 致分成兩類：一是作為媒體從業者對於該議題中傳播實務的觀察以及對媒體工作 經驗的反思。例如周婕（2014）認為中國霧霾報導能夠滿足閱聽眾的知情權，平 衡事實與價值，從科學的角度闢謠；張伏（2016）則從媒體責任與倫理的角度指 出傳統媒體在霧霾議題報導中的不足，凸顯價值觀引導、媒介專業主義以及客觀 性等面向的欠缺，這些不足可能影響公眾對霧霾的認知與判斷。嚴格來說，上述 這類論述基本上偏向於感想式議論。

另一類研究則是通過實證方式，分析媒體中中國霧霾議題的訊息呈現樣貌或 特徵等，這些研究中大部份有特定的理論基礎作為支撐，研究結構相對比較完整。

本研究以下的文獻回顧將根據這些實證研究對象的地域屬性分為兩種類型進行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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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媒體中的中國霧霾圖景

中國的霧霾問題不僅引起國內關切，也漸受國際媒體的注意。污染事件比環 境災難更易產生社會污名化（social stigma）（Edelstein, 1991，轉引自 Swain, 2007）， 因此第一類的實證研究涉及國際媒體中中國霧霾訊息傳播，包含單純針對外國媒 體報導以及中外媒體內容比較。

姚榮華（2014）分析 2007 至 2013 年美國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與

《華爾街日報》中的中國霧霾新聞報導，指出美國媒體對中國霧霾議題報導與以 往美對中的刻板印象有所不同，國家主義立場明顯，且與過去相比，在負面消息 的報導上相對客觀。劉新鑫與陳驍男（2015）分析 2007 年至 2015 年《BBC》網 站有關北京霧霾的新聞，發現多為霧霾污染狀況描述的深度報導，報導傾向包含 負面與中立；與前述姚榮華的分析結果類似，此研究指出外媒對中國負面訊息的 傳播並未出現單一的態度傾向。然陰衛芝與唐遠清（2013）對比英、美、澳、德、

俄等國的傳統媒體對 2013 年北京重霧霾的報導後指出，總體而言國外媒體仍在 污名化中國的國家形象。

上述研究就國際媒體對中國的「友好度」看法存在一定反差，不排除研究者 的既存態度影響其文本解讀過程。除了關心國外媒體如何呈現中國霧霾問題與中 國形象，也有研究著重對比國內外媒體對於霧霾問題的報導。例如 Liu 與 Li

（2017）比較《中國日報》、《紐約時報》、《泰晤士報》與《衛報》2011 至 2014 年中國霧霾報導中的論述，指出國外報紙側重強調霧霾對中國民眾的健康影響，

傾向於將其戲劇化地描述為「災難」，從氣候變遷的語境下建構中國政府被迫因 應的負面形象；而中國對外報紙中的霧霾則是天氣現象，對於公共健康危害不太 嚴重，同時側重建構國內政府積極應對且負責任的正面形象。

傾向於將其戲劇化地描述為「災難」，從氣候變遷的語境下建構中國政府被迫因 應的負面形象；而中國對外報紙中的霧霾則是天氣現象，對於公共健康危害不太 嚴重，同時側重建構國內政府積極應對且負責任的正面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