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

義大利作家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 1972）說：「一 個人在荒野裡馳騁很長一段時間之後，他會渴望一座城市。」對 於長久在時間中旅行的人類歷史而言，城市不只是空間的意義。

德國學者史賓格勒（O.Spengler, 1992）曾說，所有偉大的文化都 誕生於城市，世界的歷史就是城市人的歷史（world-history is the history of city men）。

城市（city）的拉丁字源 civitas，是由拉丁文「公民」（cives）

延伸而來，文明（Civilization）的字源則來自城市（city），指城 市中形成的文化。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 1972）形容首位將東

這座城市之前，我只認得沙漠和旅行路線。」在其著作《看不見 的城市》中，卡爾維諾如此描述：

當馬可波羅描述他在探險歷程裡造訪過的城市時，忽必烈汗不見 得相信他說的每件事情，但是，這位韃靼皇帝確實一直全神貫注、

滿懷好奇地聽著這個威尼斯青年的故事，比聽他派遣的信差或探 子的報告還要專注。

城市的意義不只是地理區域與經貿關係，而是空間的量度與 過去事件之間的聯繫，集合了個體記憶、欲望、符號的累積。卡 爾維諾說：「每當抵達一個新城市，旅人就再一次發現一個他不 知道自己曾經擁有的過去。」（Italo Calvino, 1972）

世界人口往城市移動已是不爭的事實，2011 年全球有十個城 市超過千萬人，2012 年中國大陸城市人口首度超過農村，佔中 國 13 億人口的 51.27％。根據聯合國《世界城市化前景：2011 年修訂版》（2011 Revision of the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全球70 億人口中有半數生活在城市中。到了 2050 年，尼日利亞 城市人口預計增加2 億，使該國總人口增逾一倍；印度城市人口 將增加 4.97 億，使該國總人口增加逾 40％，印尼城市人口將增 加9,200 萬，使該國總人口增加 38％；美國城市人口將增加 1.03 億，使該國總人口增加三分之一，而中國總人口將增加四分之一，

城市人口增加3.41 億。聯合國在聲明中指出：“城市是移民化、

全球化、經濟發展、社會不公、環境污染以及氣候變化等各種壓 力最為直接的感受者。但與此同時，他們也是世界經濟的發動機 和創新中心。”

法國地理學家Philippe Pinchemel（2009）說：「城市現象是

一個很難定義的現實，城市既是一種景觀、一種經濟空間、一種 人口密度，也是一個生活中心和勞動中心。更具體地說，也可能 是一種特徵或一個靈魂。」查爾斯˙蘭德利（Charles Landry, 2008）

則認為必須使城市成為令人嚮往的居住與造訪地，因為人是城市 的主體，也是城市最重要的資源。人類的智慧、慾望、動機、創 意與想像力等，正取代地點，天然資源與市場通路，成為都市資 源。但是太多的城市卻以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複製過去的成功，

以致於在面對變化時倉皇失措。

無數的城市正在產生戲劇性的轉變，Roland Robertson（1992）

認為全球化帶來的改變，一是世界的壓縮（the compression of the world ）， 一 是 對 全 世 界 被 視 為 一 體 的 意 識 之 加 強 （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world）。麥肯錫管理顧問 公司在”2011 年的城市世界報告“中，評估 600 個對全球 GDP 貢獻最高的城市未來 15 年的願景。指出城市在世界經濟發展中 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從 2007 到 2025，這些城市加總的 GDP 產出將增加34 兆美元，全球 GDP 成長超過一半將會由這些城市 貢獻。這份報告並且提出城市地圖改寫的未來趨勢，全球城市的 分布將發生劇烈的板塊消長，發展中國家逐漸取代已開發國家的 重要性。到了2025 年，全球前 600 個高 GDP 的城市名單中，將 新增136 個發展中國家的新興城市，其中多達 100 個城市位於大 中華地區。已開發國家的城市將有三分之一被擠出排名之外，這 意味著城市競爭力的版圖將被改寫，在這個全球性的新動能中，

無論大小城市，都需要由地區、國家與全球的觀點，來重新評估，

並審思自身目標、角色與定位。任何有企圖心的城市，都希望在

永續城市、數位城市、幸福城市、安全城市、綠色城市、友善城 市等，擘劃嶄新未來的城市學，被廣泛的討論與倡議。

1996 年「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發表「知識經濟報 告」，認為以知識經濟為基礎的經濟將改變全球經濟的發展型態，

知識成為經濟發展的基礎。不僅對於整體的經濟發展提供挑戰與 機會，同時影響政府治理模式。隨著產業活動在多數都市地區的 式微，技術與知識密集成為城市競爭力發展的基礎，將知識資源 轉換為地方發展的動力，提供永續發展的基礎。如何以「在地化 特色」接受「全球化挑戰」，正考驗著城市政府的治理。因此，

學習型城市或區域（learning city or region）成為城市政府在因應 知識經濟時代發展的新治理型態。

歐洲向來是全球推展終身學習的典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與歐盟（European Union）長久以來以積極推動全民 終身學習發展，建立學習型歐洲為職志。自1990 年代中期迄今，

歐盟更致力於建構學習型城市，希冀透過終身學習的推動，提昇 民眾的自我實現力與城市的競爭發展力（吳明烈，2010）。歐盟 於 2000 年頒訂的《在歐洲知識基礎上推動積極性公民素養的終 身學習備忘錄》宣稱：「終身學習不再只是學習與訓練的面向，

它必須是一個提供與參與全面學習脈絡範疇的指導綱領。未來必 須以此為願景落實，即所有居住在歐洲的人民，皆有公平的機會 能因應社會與經濟變遷的需求進行調適，也更能主動積極地參與 形塑歐洲的未來」。此一終身學習概念，將學習從個體的心智活 動納入更結構的區域發展概念，學者何青蓉、方雅慧研究指出，

新的終身學習概念重新詮釋藉由資源配置與引導，如何將個人資

本、組織資本以及社會資本繁衍共生。因此，「學習型城市」拉 出了「一個結構性的與一個心智上的架構」，聚合個人層級至組 織層級的網絡關係，朝向有願景與目標的城市發展運作（何青蓉、

方雅慧，2011）。

歐洲終身學習促進會（European Lifelong Learning Initiative，

簡稱 ELLI）將學習型城市、區域定義為：一個城鎮透過發展公 民正式與非正式教育與訓練的計畫，提供市民充分的學習機會，

創造一個充滿生機的、參與式的、具有文化意識與經濟活力的環 境，有系統的提高全體居民的潛能與生活品質，以因應全球與國 際經濟的變化（林勤敏，2000）。因此，學習型城市結合適當的 學習資源、制度結構、現代科技與世界觀（cosmopolitan values），

使其成為知識經濟的重要啟動者與促進者。

傳統大量生產（mass production）與當代學習經濟（learning economy）在生產模式、產業關係、競爭力基礎的差異，Florida

（1995）提出比較如表 1-1-1。

學習型城市隨著世界著名城市的成功經驗蔚為趨勢，鄰近亞 洲國家日本、韓國也有顯著的推動績效，中國大陸則於 2003 年 共產黨十七大報告提出“建設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 會”，為貫徹此一目標，各大小城市紛紛響應，已有近 60 多個 城市把創建學習型城市作為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任務。相 對於中國大陸推動學習型城市的實踐先於理論研究，國內自1998 年頒布終身學習白皮書，雖然終身學習成為各類型成人教育的核 心概念，並且陸續引進世界思潮之終身教育、終身學習、學習型

為主體，並將之視為學習型組織的探討與實務經驗，則為明顯不

市學習型城市計畫」，此方案由教育部指導，市政府教育局社區 大學業務負責人提案執行。結合臺北市政府所轄之各項資源，包 括：台北市各社區大學、台北市立圖書館以及台北市家庭教育中 心。並於12 所社區大學設置 12 個社區學習服務中心，做為社區 資源整合平台，再運用學習城市網綜整全市終身學習資訊，最後 成立社區教育輔導團，輔導臺北市各終身學習機構。

國際推動學習型城市的脈絡，固然可以提供臺北市及合併之 後的各行政區域參考。然而城市經驗無法全面移植，歐盟學習型 城市著重政府政策承諾以及解決城市問題等，成功範例均與國家 發展及轉型目標一致，強烈突顯由上而下的治理色彩。反觀國內

「學習型城市」多列為地方政府突顯施政特色之專案活動，並未 有系統的納入施政藍圖中。臺北市首先將建構學習型城市納入市 政系統，雖由公部門主導，卻運用許多非正式組織資源，此具有 在地風格的建構模式，與國際學習型城市推動不盡相同，是否可 建立國內終身學習之典範與特色？是否可成為五都未來建構學 習型城市執行參考？以及在「城市競爭力」已漸取代「國家競爭 力」作為接軌國際的節點，臺北市能否藉由學習型城市回應全球 知識經濟的「城市學習藍圖」，為躋身國際的臺北市，指引一個 立基於促進永續發展的「城市競爭力」方向，是值得探討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