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討論與結論

研究發現，父母罹患精神疾病對青少年子女是多重的慢性壓力，症狀的急性發作容 易使家庭生活陷入危機、生活功能的退化影響家庭的經濟安全、失常與不當的教養行為 增加家庭暴力與虐待的風險，與過去研究發現相符（蕭淑貞，1993；Smith, 2003），也 支持兒福聯盟對兒少家庭精神疾病議題的調查結果，高達七成的兒少曾遭遇生病家人的 情緒失控與行為失序（謝孟穎，2017），本研究受訪者普遍經歷過父母症狀的急性發作、

也有近半數曾目睹自殺行為及承受自殺威脅，更發現患病父母可能出現失常的照顧表現 而影響子女的基本生活照顧，對孩子的日常生活是全面性的衝擊。

在個人層面，青少年會出現睡眠困擾的壓力反應，並感受到擔心害怕與痛苦憂鬱，

與過去研究提出青少年普遍承受高強度情緒負荷的心理議題一致（蕭淑貞，1999；周文 君等，2004；張秀如等，2008；梁育慈譯，2016），而青少年普遍能發展因應策略維持 身心生活的穩定，但本研究進一步發現有意識、無意識地忽略、隱藏、壓抑負向情緒可 能影響青少年未來的人際關係與情緒覺察，青少年的憂鬱症狀也可能會在父母面前壓 抑，而在父母過世後才明顯表現。另外，青少年心理與前述文獻相左的是受訪者普遍對 自己抱持正向的自我概念，甚至發展高度自我要求與強迫正向思考的人格特質，其中高 度自我要求能讓青少年免於發展行為問題但可能增加生活的壓力感受，而強迫正向思考 雖能保護情緒不困於憂鬱低落但也可能發展成忽略情緒議題的習慣；在行為適應的部 分，本研究不同於過去研究強調青少年容易發展行為問題與普遍學業成就較低的部分

（蕭淑貞，1999；梁育慈譯，2016；Gladstone, 2010；Trondsen, 2012），本研究少有行 為問題之經驗，家庭壓力可能造成青少年在課業學習上較缺乏心思，卻也有青少年會藉 由積極念書轉移自己對壓力與負向情緒的注意力。

在家庭層面，研究發現家庭關係的變化是部分青少年痛苦情緒的來源，呼應過去研 究提出孩子會想念過去的家庭互動而感到失落（Valiakalayil et al., 2004；Trondson, 2012），而家庭衝突是不同次系統的共同議題，研究結果支持過去研究對家庭衝突與溝 通困難的觀察（林美珠，1991；周文君等，2004；郭志通，2005），症狀干擾與固著行 為影響日常生活並增加溝通困難的關係困境，其中妄想症狀容易衝擊父母婚姻關係而增 加青少年目睹家暴的風險與面臨父母離婚議題的壓力，本研究更發現家庭成員若對疾病 接受度低或缺乏照顧因應技巧也會增加關係衝突的發生。在親子關係的部份，過去研究 強調精神疾病的烙印感會造成親子間困難建立信任與親密感（蕭淑珍，1993；Valiakalayil et al., 2004），本研究發現青少年從他人異樣眼光而感到被歧視而影響與父母一同外出的 意願，但並不影響關係的親密感，青少年仍願意主動接近患病父母，此外，本研究看見 青少年子女對父母展現無條件的愛，許多受訪者即便未能從患病父母獲得足夠的支持、

或未能於親子關係中滿足情感需求，仍會嘗試維持家庭的日常互動、改善親子關係、對 病情抱有期待。

社會對精神疾病的不理解與歧視也影響青少年的社會適應，如同過去其他研究者對 自身生命經驗的闡述（曾淑玲，2012），青少年也敏感於社區鄰里的態度，有受訪者提 出國小三年級就曾因發現自己被標籤化而感到難過，而社會仍普遍存在對精神疾病的不 理解與歧視可能引發青少年內在的自卑感，但研究也發現青少年普遍能不予理會或能發 展正向思考的人格特質與之對抗，且隨著正確疾病認識的建立，對父母罹患疾病的接受 度也會增加並能具備對抗烙印的能力，甚至有青少年能出現對社會烙印的思辨。

另外，相較過去研究普遍聚焦於病理經驗，本研究同時發現青少年能看見父母在疾 病復元的努力，而透過規律生活習慣的建立能改善生活功能、具有信任關係的專業協助 也有助於家長病情穩定，進而有機會處理家庭議題、改善家長的親職角色功能，而隨著 復元階段的發展，部分家長漸能有效發揮親職角色功能，重拾對子女的照顧行為，親子 溝通也獲得改善，青少年子女能減少對父母的擔心並增加對父母的接受度；因此，工作 者在處遇工作時也應將家長的努力視為家庭優勢，並相信疾病復元的可能性。

貳、 與精神醫療的接觸經驗與看法

在父母接受精神醫療的部分，相較於國外研究普遍認為烙印感是阻礙父母就醫的主 要因素（Corrigan & Miller, 2004 ; Fjone et al., 2009；Boursnell, 2014），在本研究中，除 了一位受訪者的家長因此而拒絕到精神科病房住院，青少年普遍能認同精神醫療的必要 性而不受烙印的影響，在本研究中阻礙患病家長接受治療的主因，除了家長本身缺乏病 識感而抗拒治療，國內《精神衛生法》第 32 條對精神病人強制就醫之條件限制，造成 警消單位在面對精神病人家庭的就醫需求表現消極態度，而成為社區精神病人就醫過程 的阻礙。

過去研究指出青少年感受到精神醫療服務系統的忽略與不受尊重（Trondsen, 2012；Yamamoto, 2017），於本研究並未看見，在訪談資料中有和精神醫療專業接觸的 青少年普遍能肯定藥物衛教的重要性、同時在意衛教內容是否易於理解、專業人員是否 關心父母的生活經驗而非只討論藥物，而最重要的是專業協助與建議能否實際改善家庭 的困境，對於缺乏病識感、抗拒治療的患病家長，專業人員能否和家屬一起從就醫困境 中找方法，而非以「病人當下無自傷傷人而無法協助送醫、或病人不簽屬住院同意書就 只能讓病人回家」等法令限制搪塞，未與家屬共同面對處境壓力與人身安全的擔心，讓 遭遇此狀況的青少年對國內精神疾病防處置政策感到失望與無力。

而研究結果也發現，青少年在進入高中或大學階段，具有一定的疾病認識之時，會 漸漸出現參與父母就醫過程的主動性，包含陪同回診、探視住院、協助就醫與鼓勵復健 等，而與精神醫療專業有所接觸，相較國外研究指出有些青少年能透過參與父母醫療的 機會獲得個人身心健康的關注與協助，本研究發現即便有參與父母就醫過程的機會也未 有青少年獲得個人身心健康與處境需求的關注與專業協助，也未有青少年聽聞及參與過 醫院辦理的家屬座談會與家屬團體，反映出國內醫療專業尚未重視青少年家屬的現象，

同時也可能顯示國內青少年家屬普遍未覺察到自己的需求，以及認知自己也可以是精神 醫療專業、心理資源的使用者。

參、 青少年的疾病認識與態度

青少年從得知父母生病、觀察症狀的起伏與變化、探索患病原因、蒐集不同疾病資 訊到發展自己對精神疾病與患病父母的觀點是一連串經驗與反思的堆疊，因而建構出不 同的疾病認識與態度。

在青少年得知父母生病事實的部份，研究發現多數父母會主動向子女告知有關父母 的患病事實或疾病名稱，此部分與過去研究提出精神疾病是家庭秘密的觀點有所不同

（Mordoch, 2010；Trondsen, 2012；Boursnell, 2014），但父母普遍期待子女包容症狀干 擾行為或減少對患病父母情緒症狀的刺激，少針對疾病症狀做進一步的解釋也未關心子 女對疾病的疑問，導致有些青少年曾對疾病出現錯誤的聯想如「擔心憂鬱症會傳染」而 出現不必要的擔心害怕；而過去研究提出父母為了減輕子女壓力而刻意隱瞞病情的狀況

（Trondsen, 2012），於本研究也有同樣經驗並發現青少年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遭遇父母急 性發作會更加慌亂，且更有可能引發長期的壓力反應，也有青少年對於隱瞞一事感到自 己不被當家人而難過；因此，父母生病事實的主動告知與討論是必要的。

青少年與患病父母一起生活普遍經歷過病情的起伏與急性發作，支持文獻中認為孩 子的疾病認識多來自共同生活經驗的觀察（Cogan et al., 2005；Mordoch, 2010），研究發 現青少年敏感於父母情緒行為的變化，能覺察症狀干擾的表現與疾病慢性化對父母生活 功能的影響，而能從日常生活的觀察建構對精神疾病的基礎認識，也會從其他家人、網 路資訊、電視節目與專業課程書籍蒐集相處照顧技巧、他人照顧經驗、復健資源及協助 就醫方式並在生活中進行嘗試，與過去研究認為青少年未能理解與應用非正式管道資訊 以緩解壓力的論點不同（Mordoch, 2010），雖然網路資訊可能引發青少年的負向情緒、

青少年嘗試網路方法的經驗也有成功失敗，但能肯定網路是青少年觸手可及的資訊資 源，青少年也具備足夠的能力去辨識非正式管道資訊的真實性與實用性。

在探索病因的部分，研究發現青少年對父母患病原因的想法相當多元，會自行整合 生活經驗與疾病資訊找出可能的患病原因，與 Cogan 等人（2005）的研究相比較，多 數青少年如同過去研究傾向採取社會環境觀點，未將患病原因歸因於單一事件而認為是

諸多壓力事件的累積促成，但與過去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未見有青少年子女將父母患

諸多壓力事件的累積促成，但與過去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未見有青少年子女將父母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