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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途徑、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一、 研究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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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國內行為者進行探討,國內行為者對於國際事務的參與大多透過國家具體化,

但其意見與利益往往也會成為國家決策的考量,本文將從此觀點進行研究,探討 國內行為者的意見如何進入國際事務之決策。

第三節 研究途徑、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一、 研究途徑

本文試圖對東亞區域整合進行政治性分析,故而須先定義何謂「政治性」。 根據大衛伊斯頓(David Easton)的定義,政治為「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51。在 此定義下,政治所關心的是「管理眾人之事」,著重對於群體事務決策正當性的 探討,也探究群體事務所造成的價值分配結果;易言之,伊斯頓所定義的政治是 一個討論「制度」的學術領域。相對於政治,經濟則是在探討資源利用的形式,

即如何利用有限資源達到最高效益52,也就是一個探討「權衡關係」的學術領域

53。政治與經濟皆討論到利益,然而經濟性的分析中,利益幾乎等同於「效益」、

「利潤」;而在政治性的分析中,利益則指向「權力」、「權威」、「正當性」。

本文所採之途徑乃以普特南(Robert Putnam)之雙階賽局理論(Two-level Game Theory)為主,結合謝施耐德(E. E. Schattschneider)之偏差動員理論(Theory of Mobilization of Bias),針對區域決策中的國內行為者因素進行政治性分析與探 究。

普特南認為若要精確地描述外交政策與國際關係的關鍵因素,則必須著眼於 政治學的討論,而這包括了政黨、社會階級、利益團體、立法者、公眾輿論與選

51 David Easto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3), pp. 126-129.

52 張清溪、許嘉棟、劉鶯釧、吳聰敏,經濟學:理論與實際上冊,第 6 版(臺北市:翰蘆圖書,

2010 年),頁 19。

53 白雪潔譯,伊藤元重著,經濟學入門,第二版(臺北市:大地出版社,2004 年),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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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等非行政機關或制度性安排的國內因素54。普特南的雙階賽局理論,將外交決 策過程分做兩個不同層次之賽局,第一層次為政府代表者間的談判,普特南稱為 第一層次(Level-1 Game);第二層次是當政府代表將談判結果帶回國內要求立法 者批准的過程,稱作第二層次(Level-2 Game)。兩個賽局看似各自獨立,但實際 上有連動關係,無法通過第一層次的談判,自然無法進入第二層次,而「共識圈」

(win-sets)的規模,也會影響談判結果進入第二階賽局時是否能順利取得批准,國 際層次的談判雙方共識圈越大,在國際談判的議價彈性就越高,反之亦然;第二 階賽局中的批准程序與國內意見將會決定第一階賽局中各方議價的彈性,同時第 二階賽局中的組成份子往往也決定共識圈的規模與構成,共識圈的範圍不可超過 國內批准者所能容許的最低限度。雙階賽局理論著重於討論國內政治局勢與國際 談判過程的連動性,試圖藉由此連動性來使國家達到更高的議價能力,本文在此 欲以偏差動員理論配合之,以求能更精準的描述國內政治局勢的整合與動員。

在政治經濟學範疇中,偏差動員理論自謝施耐德提出以來,對於決策模型、

政治制度等研究領域形成極深遠的影響。根據謝氏的定義,他認為「任何形式的 政治組織皆隱含了特定的偏差,這種偏差僅利於某種衝突的呈現,而壓抑其他衝 突的表面化,因為組織本身即為某種偏差的動員。」55其所提出的「偏差」(bias),

並非是價值判斷上的失真現象,而是一種描述性名詞,指涉「一種涉及相關行為 者間有關資源利用與分配的特定模式,此模式隱含不同行為者在相關資源利用與 分配過程中的不同利害關係。」56易言之,我們可以將偏差視為一種行為者之間 對於利益分配上的想望,其起源來自於行為者稟賦之間的差異;它與共同利益不 同,它是特定行為者的獨佔性利益。

每一個理性行為者,為了追求利益的極大化,必然會針對不同的政經環境變

54 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Summer 1988), p. 432.

55 E. E. Schattschneider,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ollege Publishers, 1975), p. 30.

56 蕭全政,政治與經濟的整合(臺北,桂冠圖書,1994 年),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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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利用各種能夠形塑特定政策、法規或組織、制度等的行為,以體現對其較為 有利的特定利害得失關係模式的作為,即稱作「偏差動員」,亦即透過行動或動 員,而形塑、實踐某種特定偏差。由於涉及相關行為者的利害得失,任何偏差動 員都經常涉及各種政治性的聯合與衝突,就其作為所主要涉及的組織與制度範圍 而言,這些偏差動員,形塑、維護或變革各種隱含於組織或制度中的特定利害得 失關係,因而導致該組織或制度的形成、運作或歷史性的變遷皆屬於偏差動員。

57偏差動員理論也影響了後來巴克拉克與巴拉茲(Bachrach & Baratz)非決策模型 (non-decision making model)的產生,也就是制度使特定價值被排除於決策過程的 概念。

以此二理論針對東亞區域整合進行分析,首先需要界定行為者,其次則要判 斷個別行為者的政治稟賦(political endowments)與經濟稟賦(economic

endowments)。如蕭全政教授所言:「稟賦是行為者從事政治與經濟行為的重要基 礎...以特定行為者而言,其稟賦包括自身的特質及所擁有的其他身外之各種有形、

無形資源。稟賦隱含行為者從事政治或經濟活動所將面臨的機會與限制。」58易 言之,稟賦作為行為者的行為基礎,其判別將使研究者了解特定行為者之行為的 形式與限度。從此觀之,偏差動員理論與米爾錫海默(John Mearsheirmer)的攻勢 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有異曲同工之妙,以行為者權力決定行為者行動的 限度,最主要的差別在於偏差動員理論的分析中,結構本身就是行為者偏差所造 成的結果,而在攻勢現實主義中,結構則是獨立於行為者之外並影響行為者決策 的決定性因素;偏差動員中所考量的利益包含了政治性的權力與經濟性的利益,

攻勢現實主義則著重在政治性的權力與安全。本文的行為者將依層次分為「國內 行為者」與「區域行為者」,國內行為者包含國家下的各次級團體,包含政府、

公民社會與利益團體,區域行為者則為區域內國家,先討論國內行為者如何形成 對於談判協商的最低程度共識,再將國內行為者的共識視為集體之偏差,進入區

57 同前註,頁 63。

58 同前註,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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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層次與其他區域行為者之偏差進行競合,而後促成區域性的談判結果,形成區 域性的偏差動員,反饋回到國內層次尋求批准。

偏差動員理論作為政治現實主義的分支,其行為者邏輯與國際關係現實主義 並未有太大衝突,即「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其所著重之面向若以華爾滋(Kenneth Waltz)之觀點相比較,則著重於行為者層次,因而會有落入華爾滋所言「忽視體 系層次」的疑慮59;然而本文所持立場為將偏差動員理論作為銜接體系與國家層 次之「榫卯」,試圖以此來解釋國際體系因素如何影響國家,國家又如何個別形 成其利益,並在國際協調、衝突或合作後做成集體決策回應體系。個別行為者的 偏差足以決定行為者間衝突的範圍,偏差動員則是使個別行為者的偏差得以競合,

從而產生新的制度或是鞏固既存規範。

偏差動員理論雖是源於美國國內政治中利益團體行為而生的政治經濟學理 論,然而其解釋效力並不僅限於國內政治,因為偏差普遍存在於人類生活的制度 與文化之中;此外,經濟整合亦並非是純然的「經濟」活動,整合本身就是一種 政策,其結果將會產生新的建制(regime)或是制度,當中必然有政治性的考量。

本文試圖把區域整合之討論置於東亞脈絡下進行,嘗試將國內因素與區域結 構因素進行跨層次研究,基本架構將以雙階賽局理論為骨幹,配合偏差動員理論 針對議題進行分析。在本文研究範圍內,第一階賽局指的是區域整合的談判,有 時也包括事前談判(如日本在參與 TPP 前與美國的事前協商),第二階賽局為日 本國內政治的場域;在本文中,共識圈的構成會先透過偏差動員理論建構之,而 非先驗性給定。研究架構將以政治性目的為起點,探究東亞區域整合中特定行為 者的政治性目的與其行為的政治性效果。透過偏差動員理論與雙階賽局理論,我 們可以觀察各行為者的決策行為是由哪些因素所形成,而其決策又將如何彙整成 一個國家的偏差動員,進而進入國際談判的舞台形塑出協議的可能性與雛形。

59 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2 期(2003 年 3 月),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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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政治結構、領導人特質、官僚政治、民意、媒體與文化60。本文在此將援引 其部分見解,截用國內政治結構、官僚政治與民意的部分,針對國家內部因素進 行研究,試圖梳理區域行為者決策時可能考量之因素,進而理解東亞區域整合的 發展。又本文在此所探討之主題為東亞區域整合,其與經濟議題關聯甚深,故而 必須另外探討「產業結構」。產業結構所帶來的政治影響雖有可能包含於民意之 下,但在一般情形下,其所帶來的效果並不必然與民意相同。民意雖然亦有追求 利益之本質,但在進行國內分析時其所追求之利益仍與企業等經濟行為者所追求 之利益有所區分,例如對於勞動基準法的態度民眾與企業的觀感即有顯著差異,

故而本文除蔡明彥教授所指出的國內要素外也討論國內產業結構對於國家偏差 動員形成之影響。

本文將以歷史分析法與文獻分析法結合偏差動員理論,先梳理出東亞區域整

本文將以歷史分析法與文獻分析法結合偏差動員理論,先梳理出東亞區域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