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限制

（一） 資料來源及造謠訊息的定性

59 王雲東，社會研究方法：量化與質性取向及其應用（新北市：揚智，2016），頁 404-417。

60 同前註，頁 266-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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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最大的限制在於無法確定訊息的性質為何。承上所述，錯誤訊息可 以分成「不實訊息」與「造謠訊息」。在研究中，前者可以藉由比對事實、各 種權威機構文本檔案或由非政府組織之調查等等手段而確認；然而，若要確定 是否為後者，則須回答：此種不實訊息的消息源究竟為何？背後是否有威權政 府的資助？以及最重要的，這種不實訊息是否抱有特定意圖？然而，欲回答這 些問題似乎遠超出研究者的能力以及倫理。

以我國 2018 年之地方選舉為例：在選舉後的國會質詢時，國安局人員雖然 客觀研判中共有介入的作為，卻仍表示無法找到直接證據；另外，本論文撰寫 於在概念初成形、議題發酵中的當下，許多相關案件仍然在調查中，資料的可 得性可能會因偵查不公開原則或是國家安全理由受限。

欲解決訊息定性的限制，筆者認為最妥適的方式，是將斷定「造謠訊息」

的權責交由相關權威機構，例如司法機構的判決、情治機關的公開文件或是行 政機構的註冊檔案等，再進一步進行內容分析。

（二） 深度訪談法的限制

採用深度訪談法，將在方法本身以及受訪者兩個面向上面臨限制。首先，

深度訪談法的代表性無法比擬抽樣調查法。此種方法只能提供部份受訪者較為 深入的意見，而不能判斷銳實力的效果如何在整個社會運作。且礙於研究資源 與時間之限制，本研究赴美期間僅能觸及到數位受訪者，可能未能建立廣泛的 代表性；另外，不可避免地，受訪者的答案將會受到其主觀判斷、政治價值或 意識形態影響。

另外，本議題在政治與法律上有一定的敏感性；在政治上，如前所述，銳 實力、機構信任等概念將直接觸及受訪者的國族認同、價值以及意識形態，這 可能會影響其潛在答案、甚至是訪談的意願。在法律上，相關議題可能涉及受 訪者母國的法律限制或是其他常規（norms），而使得受訪者不得或不願提供更 深入的資訊。

對此，本研究將以權威機構的二手資料進行輔助以及增進訪談技巧兩方式 來減少研究限制。在主觀影響的限制上，如同研究方法一節所述，深度訪談法 的目的在於探究接受者對於相關議題的主觀認知，而這正是本論文欲研究之目 標。惟回答內容是否會流於情緒化發言，則可以增進訪談技巧之方式，並利用 結構或半結構訪談的手段解決。至於代表性不足的問題，本論文意圖利用權威 機構的二手資料來輔助相關論點與發現。

（三） 對於「效果」的測定過於困難

社會科學的研究主體係人類行為，這使得其無法同自然科學般在研究中明 確地排除、控制特定變數。就本議題而言，本研究所假定之銳實力目標 －「創 造有利自身的輿論環境」、「令受眾國政府作出有利自身的政策」、「影響受 眾國民眾對民主制度之信心」等 － 其背後之影響因子便無法單單限於銳實力 之運用，更可能牽涉到該國國內政治、國家外交政策與國際體系結構等等變數 影響。

然而，即使研究者無法斷定此些目標之出現或變動是否單為銳實力所致，

特定社會現象之發生本身便是值得學術圈與政策決策者關注之標的。而藉由以 質性方法討論，本研究亦能試圖釐清銳實力之運作機制，並將之與該等依變數 連結。

（四） 銳實力概念過新，文獻基礎不足

雖然過去的國際關係研究與實踐中，類似的行為並非不存在，但銳實力真 正作為學術用語被提出是在2017 年底。本論文開始發展則是在 2018 年尾，相 對而言相當地新 － 在本文完成的當下（2020 年 1 月），正式使用銳實力一詞 的學術文獻可謂屈指可數（新聞與政治場域倒是日益增加）。如此狀況為操作這 個概念添加了一定的難度，可能亦無足夠的證據以支持本論文的假設。但一體 兩面地，如此浮動的概念也為本論文的寫作提供了一定的操作空間，也有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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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之的可能性。而這也正好符合本論文承先啟後的研究目的 － 將銳實力與過 去的相關概念對接，確立其作為分析概念的價值，並為未來的研究者指引一更 清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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