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語藝批評 - 電視劇的社運敘事語藝與能動潛力──以公視《孽子》為例

(一) 語藝

在古典主義語藝學中，語藝(rhetoric)僅是政治人物為政治性目的所作的政治演說形式，而在新語藝學裡，語藝不僅是演說，它也是日常話語，更是人們所理解的現實世界，語藝的定義已從政治演說擴大為日常話語等象徵形式：古典主義語藝學誕生於西元前 5 世紀的希臘城邦國家，民主的社會風氣使希臘公民經常以演講和辯論形式來獲取他人的支持並由此決定公眾事務，以實現其政治目的。此時，

語藝的定義僅僅侷限於演說。Kenneth Burke 對於語藝的嶄新認知開啟了新語藝學與多元化語藝批評模式的時代。柏克認為人是製造象徵、使用象徵的動物，人甚至活在以象徵構築而成的現實裡，並以象徵來與外界回應與喚起行動。語藝即是一種象徵，人使用語藝的目的不僅僅出於有意的說服別人，更多時候還是出於交流的慾望，即無意識的認同驅使。如此說來，語藝不僅是演說，它也是日常話語，

更是人們所理解的現實世界。在 Burke 的認知裡，語藝的定義已從政治演說擴大為日常話語等象徵形式，語藝的使用者是所有人，語藝的環境則從政治環境擴展為人類普遍生存環境，新語藝學研究範疇因此包括了「演講和日常話語的所有象徵活動」(常昌富 19)。

因此，從林靜伶為語藝所下的定義：「關切語言作為說服工具的藝術」(6)中，

我們可知「語言」一詞，已經包含了一切人類所使用的象徵符號。語藝乃是人類出於改變所在情境、誘發他人認同(鄭子瑜 45-46)、改變他人態度與行為、與人分享情感(謝文華 22)等目的，所使用的一切象徵符號。語藝乃是在言者、聽者與情境三者互動之下所產生的象徵符號。

綜合以上的討論，我們得知語藝乃是言者在具體情境之下，以象徵符號的形式，來達成說服聽者或取得聽者認同目的的語言藝術。語藝不是客觀、超然的符號組合，事實上它正反映出人類行為的策略性與選擇性。

(二) 語藝批評

在古典主義語藝學裡，由於其對語藝的認知侷限為政治演說形式，因此語藝批評目的僅在於評斷演說的直接效果。以新亞里斯多德語藝批評模式 (neo-Aristotelian criticism)為例，該批評模式認為必須從演說者的個人特質、演說對象的特質、演說內容的組織與表達等等項目，針對一場演說作整體的效果評估。

新語藝學的語藝批評目的則是要更深刻地理解人類的所有象徵活動，使人類溝通過程與生存環境更臻完善。而後現代主義語藝批評則是要將所有的話語形式、文化現象、文化產品都納入意識形態和權力的分析解讀中，揭示權力關係如何對語藝文本的操控。後現代主義思潮對一切的話語形式都採取懷疑、小心、審慎的態度，其認為知識、真理、理性都是人為的設計，無不蘊藏著意識形態與權力關係。後現代主義語藝批評便是要「破解社會文本，揭示文本的社會特徵、文本所蘊含的社會認知和文本自身各種複雜社會權力關係對說服性話語的操控」(曲衛國，轉引自姚喜明等編 224)。

於此，我們可以看到隨著語藝定義的不同，語藝所能達成的效果也從說服他人、獲取認同，到鼓吹知識、建立社群等更廣泛而有可能失控的程度，因此必須在道德層面上加以監督、批判。林靜伶便指出早期的語藝批評多以過去的語藝現象作為分析對象，但至於今日，語藝批評應該要「秉持使命感，對社會有洗滌及教化功能」(張瑋容 42)，監督語藝發展得在道德的範圍之內進行。語藝批評所生產的知識必須要「增進對人類溝通行為的一般性瞭解」(林靜伶 147)，與成為「批判與改變社會的動力」(ibid. 148)。

語藝批評在目的上，則包括「評估性的目的」(ibid. 10)：評估語藝對聽眾的效

果、表達方式的品質，與所涉及的道德問題等；「瞭解性的目的」(ibid.)：瞭解語藝所呈現的價值觀、世界觀與論述動機等；「理論性的目的」(ibid. 11)：從分析結果反思其對語藝理論的貢獻。

語藝批評的在範疇上，涵括了所有的人類論述，這包括一切文字的與非文字的、口語的與書寫的、語言的與非語言的，按林靜伶的解釋來說，「凡有說服意涵

──包括明顯的與潛藏的，自覺的與不自覺的──的訊息，都可以是語藝批評的對象」(8)。

語藝批評在方法上，選擇特定的語藝批評模式，作為分析文本的思考切入點，

依據研究問題、文本特性來設計方法步驟，「在分析過程中盡舉證與論證的義務」

(ibid. 7)、「為某一現象提供解釋觀點，而不應只是支解的、機械的描述性結果」

(ibid.)。

語藝批評因應語藝的多種形式與研究者的目的發展出多樣的批評模式與批評目的。除了針對演說形式評估演說整體效果的古典語藝學的新亞理斯多德批評模式外，新語藝學的語藝批評模式則包括：戲劇主義的語藝批評與社會學的語藝批評。戲劇主義的語藝批評，諸如戲劇五因批評、幻想主題批評、敘事批評，分別嘗試了解：言者隱含的動機、小團體的世界觀、言者如何透過故事達到說服目的(林靜伶 64，79，96)等有關「修辭的文化形態」(常昌富 10)。社會學的語藝批評則從社會群體的角度探討「修辭對社會的影響」(常昌富 11)，諸如：發掘社會運動的語藝功能與語藝策略的社會運動語藝批評、研究各種情境下所衍生的語藝類型的類型批評、了解文本如何在維繫父權或挑戰父權上具有說服力，從而改善女性生存環境的女性主義語藝批評。此外，還有研究運用比喻的語藝所欲達成的論述目的與內容的比喻批評、關切論證的推論方式與理性基礎的論辯批評。

儘管語藝批評的觀點與方法種類繁多，但其批評精神大抵不脫溝通本質的範疇，也就是研究言者、聽者與情境三者的互動關係，詢問：在何種情境之下，言者運用何種語藝方式，試圖影響何種聽者，達到何種目的，其語藝成效如何等等

問題。

(三) 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

以語藝批評的觀點研究社會運動，所關切的即是社會運動的語藝在何種情境之下、運用何種語藝策略、試圖影響何種聽者、達到何種目的、社運語藝成效如何等等有關社會運動論述的問題。語藝批評對於社會運動也有著不同於社會學的、屬於語藝的定義²。

其中，功能論的社運語藝研究者認為，社會運動必須執行某些必要的功能使其得以成立，而語藝是執行這些功能的中介(agency)(Stewart 78)。例如，1970 年，

Simons 從社會組織的功能性觀點，總結出社會運動領袖所必須執行的三項語藝要求 (常昌富譯 105-18)，這些功能包括：動員、運用外在的影響力、對反挫勢力的對抗(王靖婷 9)。

之後，Stewart 繼承 Simons 功能論的觀點，提出社會運動語藝的說服功能的分析架構，「希望能藉由功能論觀點的分析途徑……提供社運語藝研究一個更為鉅觀且更具普遍性的分析視野」(王靖婷 9)，並建議研究者從檢核社運語藝實踐說服功能之狀況，去發現社運語藝與外界協商的語藝策略，從而有助社會運動的發展 (ibid.)。這些功能包括：

一、改變社會真實的認知(transforming perception of social reality)(Stewart, C.

J., Smith, C. A. & Denton, R. E. 50-58)：社會運動的語藝必須要能改變受眾對於社會真實的認知，這包括受眾對於過去、現在與未來的認知。過去對受眾而言可能是未知的、充滿不悅的，受眾所熟知的過去可能對社運是有害的，社運語藝必須要使受眾意識到過去、展望未來、或是提出事實來改變受眾對過去的認知。對於

2社運語藝批評之於社會運動研究的一大貢獻，在於以語藝形式界定社會運動，得以關照到更多不同形式的社會運動。社運語藝批評史在發展之初，不斷困擾於「何謂社會運動」、「何謂社會運動的語藝」等有關研究對象定義的問題，連帶地也影響了研究目的的走向。有關社運語藝批評史，與社

目前的現況，受眾可能不知道問題的存在、拒絕相信問題的存在、或認為問題不會危害到他們並且可以透過正常管道組織來解決，因此社運語藝要描述現狀的急迫性，並使受眾覺得問題與他們息息相關。對於未來，社運語藝必須提供一個亟待目前行動改變的未來觀，讓受眾意識到如果現在不做，將來就會後悔的急迫感，

讓受眾相信問題是可以透過行動來解決，改變是有可能發生而不是毫無希望的。

二、改變抗爭者的自我認知(altering self-perception of protestors)(Stewart et al.

58-61)：加強抗爭者的自我認知是社運語藝很重要的一環。社運語藝必須說服抗爭者具備強壯的、健康的自我，足以面對強大的政府體系。社運語藝必須建構抗爭者的自我認同與團體歸屬感，使後者相信有足夠的能力來改變自身與周遭的世界。

三、正當化社會運動(legitimizing the social movement)(ibid. 61-69)：正當性 (legitimacy)的概念「指涉著權力的行使是否被視為合理及有效」(謝文華 34)，社會運動若具有正當性，也就是「取得合法行使權力的權威」(ibid.)，這是「運動能否獲得支持與維持的基礎」(ibid.)。因此，社運語藝為社會運動尋找合法正當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一環，社會運動要想成功，它必須使自己在政府與大眾的眼裡看起來是合法正當的。

獲得正當性的語藝必須使用合作與對抗的策略。合作策略 (coactive strategies)(Stewart et al. 63-67)在運動初期具相當重要性，它是說服者企圖說服大眾了解現有問題與進入抗爭場域的關鍵。社會運動若要從社會的邊緣進入正當性所在的中心，就必須要與既存的社會秩序、傳統價值認同，才可以改變原本處於弱勢的位置。結合傳統價值的論述不僅在於獲得正當性，更企圖表示他們比既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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