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探討電視劇的社運敘事語藝，因此將研究對象聚焦於探討社會運 動議題的電視連續劇。由於探討社會運動議題的電視連續劇數量稀少，並且本研 究欲以個案電視劇作為電視劇社運敘事語藝研究的初步研究成果，因此根據研究 者個人的觀賞經驗，選擇以公視《孽子》及台灣同志運動作為研究文本。
公視《孽子》
黃道明論述在台灣同志運動中，白先勇的小說《孽子》「被宣示為同志運動前 期的歷史書寫，它更成為『同志』這個新身分認同標誌表意的操作場域」(3)。而 在《搖起彩虹旗：我的同志運動經驗》這本同志運動的重要書刊之附錄，列舉出 探討同志議題的三部電視劇，分別是單元劇《童女之舞》與台視《逆女》，及公視
《孽子》，可見得白先勇之《孽子》其及相關的影音產品已被台灣同志運動者視為 是重要的發聲媒介。其次，公視《孽子》為一電視連續劇，目前所累積的相關學 術研究與相關影音文本取得較其它二者來得豐富與容易。除此之外，據李公權的 研究，公視《孽子》因應電視劇受眾的認知習慣，打破原著章節鬆散跳躍的敘事 順序，使得故事結構更為完整緊湊；增加與深化多組角色與人物關係(母子關係、
同志友誼、同志戀情、已婚同志)等，不僅得以全面性的刻劃角色內涵，也使主題 精神在原著小說的基礎之上，另外提出了父子關係和解的可能與對破碎家庭的同 情。在影像情感表達上相當注重情感流轉變化的過程與合理性與情感的醞釀發 酵，敘事觀點同樣也在第一人稱與全知、其他敘事觀點間做轉換。公視《孽子》
在原著的基礎上所進行的這些改動與調整，究竟對於其作為同志運動的發聲媒介 有何作用？而李佳軒認為公視《孽子》已在種種權力佈署之下，將同志再現為一 異性戀社會大眾所可接受的乾淨形象，包括排除壞性、將孽子們去孽、去汙名化、
重申嚴父孝子的傳統家庭圖像，與將原著《孽子》的同性愛場景予以含蓄再現，
從而再現了社會的恐同情結。換言之，李佳軒對於公視《孽子》作為同志運動的
發聲媒介，與傅銘偉相似，皆抱持著負面與批評的看法。
凡此，顯見公視《孽子》作為同志運動的發聲媒介，其所存在的代表性與爭 議性的不同意見，無論是肯定與否定，都使得以公視《孽子》作為研究對象，有 相當的研究價值。因此，根據上述原因，本研究選擇以公視《孽子》作為研究對 象，以公共電視於2003 年出版之 20 集《孽子》DVD 影音資料作為研究樣本，冀 望從社運語藝的角度切入並整合相關的學術研究文獻，為台灣同志運動的發展貢 獻一己之力。
台灣同志運動
據白佩姬的觀察，90 年代的台灣同志運動是「延著雙重軌道在經營：一是呈 現同志文化的秀異觀點，一是訴諸平權觀念的政治角力」(52)。到了 90 年代中期，
原來文化與政治雙軌分行的路線有了交集：「特別是文化資本的累積，已經能夠作 為供給政治角力的能量，並在兩者之間產生加權式的效應」(56)。對於同志運動 的發展，白佩姬認為「拿捏整合文化與政治的雙曲線」是從一而終的必要途徑。
白佩姬所勾勒的文化與政治雙軌並行而後交集的同運路徑，與朱偉誠的觀察 有些許差異。朱偉誠認為台灣同運「從一開始原就是個『文本運動』(117)，是發 生在電影、文學、電視劇、大眾媒體的主流場域，也就是文化先行的策略。直到 90 年代末期，同運面臨瓶頸，才在 21 世紀初轉向，選擇以公民權利等政治議題作 為主要方針。
無論是文化與政治並行，還是文化先行政治在後的圖像，都清楚說明了文化 與政治議題是論及台灣同志運動發展所不可缺漏的面向。而據莊慧秋及朱偉誠的 描述，台灣同志在政治議題上的平權運動是從90 年代才開始蓬勃發展的，在此之 前，同志身影只稀稀落落地出現於幾間鮮為人知的酒吧、三溫暖等地，同志的生 存權、空間權等基本權利都未得滿足，持續飽受著愛滋病的汙名及現身的壓力。
80 年代末期，女性主義的課堂與讀書會中逐漸浮出了女同志的認同議題，並培育 了日後籌組女同志組織的運動健將。1990 年 2 月，台灣第一個女同志組織「我們
之間」成立，正式開啟台灣同志平權運動的新紀年。隨後，1993 年，出現了台灣 第一個合法的校園同志社團──台大男同志問題研究社 Gay Chat，二年後台大女 同志社團浪達社Lambda 也相繼成立，帶動了此後校園同志社團的成立熱潮。
這些校園同志社團有別於其他以社交聯誼為主的同志社群，學術理論的滋養 使其以學生菁英團體之姿躍上同志平權運動的舞台，「透過刊物的編、寫、讀、應 網絡這種新的集結方式」(簡家欣 71)取得有力的戰鬥資源，對於建立同志主體性 與運動意識功不可沒。「同志團體的從無到有，同志的議題出現並受到討論和同志 學生的現身」(王雅各 62)是校園同志社團所帶來的效應，為此，王雅各評論 1993 年之後陸續成立的校園同志社團「可能是台灣同志人權社會運動的先驅」(63)。
在同志平權運動史上，校園同志社團在爭取同志集會與結社的基本權利這個層面 上有著重要的意義。
除了以校園同志社團打頭陣，揭開同志平權運動的序幕之外，對於以「歷史 的短暫與事件的缺乏」(王雅各 70)為憾的同志平權運動而言，各種點綴其間的新 聞偶發事件，都足以成為衝撞體制與壯大同志運動的機會。每個事件都有其意義，
都共同成就一個同志運動年代的到來。它們並非「彼此之間似乎沒有關連」，而是 表明「我們所身處的是一個和以前大不相同的時代」(ibid. 66)，將會是一個同志 議題逐漸被搬上檯面、同志人權逐漸獲得重視、同志運動逐漸圓熟的時代。其中，
抗議涂醒哲與新公園重劃事件則是同運史上兩次重大事件。
1995 年 3 月 25 日，同志團體首度走上街頭，向涂醒哲及異性戀霸權進行抗議。
起因於涂醒哲所做的愛滋病研究持著學術研究的正當性，而明顯歧視、輕蔑了同 志社群。這次的抗議遊行由於倉促成軍、動員不周，而出現許多缺失。但即使如 此，王雅各認為這次抗議遊行至關重要，原因在於這是同志們首次集體現身以對 抗社會偏見的開端，也是「同志媒介教育」(81)的第一堂課，更是同志主體發聲 的意識覺醒時刻。同年12 月，為抗議台北市政府重新規劃新公園，企圖抹去同志 族群的歷史記憶，第一個同志聯盟團體「同志空間行動陣線」成立，以保存同志
歷史記憶與公共空間為訴求。兩次偶發事件，卻成就了兩次規模龐大的抗議遊行 活動，以集體現身之姿展現同志對於正名權與空間權的要求。
除了繼續對醜化同志的各種事件表達抗議之外，同志平權運動的發展也逐步 試探保守體制的忍耐度。同光教會的成立與許佑生結婚事件則是同志進一步地向 異性戀社會爭取同志宗教權與結婚權的例子。1996 年 5 月 5 日，同光教會由原本 的團契形式正式成為一個教會組織，為台灣保守的宗教界投下一顆震撼彈。肩負 宗教與社會運動的使命，它不僅強化了同志信徒的自我認同，更在社會運動的宗 教領域裡進行同志平權的工作，迫使宗教界正視、關懷人數眾多的同志信徒存在 的事實。1996 年 11 月 10 日，作家許佑生在台灣舉辦了他的同志婚禮，這是台灣 同志平權運動史上，首度以具體事件的方式而獲媒體友善對待的、向異性戀社會 爭取同志結婚權的先例。
90 年代末期，據朱偉誠的觀察，同志平權運動似乎遭遇到了瓶頸。原來就極 端依賴媒體策略、擅長以製造議題和強化衝突以吸引媒體報導的同志運動，於此 時期卻彷彿成為媒體棄兒，無法再挑起媒體窺奇的欲望，同志運動「面臨了『無 運動可做』的困境」(122)。直至 21 世紀初，政黨輪替帶來政治機會的轉變，同 運路線始自覺地轉向為公民運動並聚焦於政治議題，以爭取「『公民』以及『權利』
為論述主軸的運動方向」(130)。
運動方向的改變也成就了同志平權運動的一次大躍進，公民轉向的策略開始 奏效。2000 年，同志諮詢熱線正式在內政部立案通過，台北同玩節更是首度以官 方預算編列舉辦的同志公民運動，同志團體首度從體制外晉身到體制內，成為全 國性的組織，享有合法的地位、豐富的資源，開始邁向「機構化」與「體制化」(賴 鈺麟 79)的發展。
文化途徑作為一條生猛的路線，並未在同運產生公民轉向的時候就此放棄，
而是繼續深入做著「打地基」(白佩姬 54)的工作。原就從文本運動起家的同志運 動，在文化活動這條路徑上，持續利用各種可以「連結和凝聚同志朋友」(王雅各
144)的媒介，已然發展出一種龐大的同志「論述工業」，即由「人、理念、文本和 機構」(ibid. 145)所共同交織建構起來的同志文化王國。這個由酒吧、咖啡廳、講 座、各種藝文出版品和同志刊物所構築起來的同志文化王國，刺激了相當可觀的 文化消費額度。
公視《孽子》在同志運動發展史上，自然是在文化活動層面具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本研究所欲關注的是公視《孽子》作為一電視劇文化產品，其社運敘事語 藝如何得以為同志運動在政治議題與文化氛圍上有所貢獻？亦即在最保守最主流 的電視劇場域裡頭，公視《孽子》如何陳述同志心聲、如何作為同志運動的發聲
然而，本研究所欲關注的是公視《孽子》作為一電視劇文化產品，其社運敘事語 藝如何得以為同志運動在政治議題與文化氛圍上有所貢獻？亦即在最保守最主流 的電視劇場域裡頭，公視《孽子》如何陳述同志心聲、如何作為同志運動的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