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糾紛處理法草案」得受理之案件限於告訴乃論案件，並未處理非告訴 乃論案件，因而有黃明和立法委員297及邱永仁、彭添富等三十七名立法委員建議 增訂：「醫療糾紛之當事人於調解成立後，調解方案或仲裁判斷已經履行者，得
297 黃明和立法委員提案擬具「醫療糾紛處理法第三十七條至第四十條之修正草案」中，建議第 三十七條宜修正為：「醫療糾紛之當事人於調解成立後，調解方案或仲裁判斷已經履行者，得 免除或減輕其刑或為緩刑之宣告。」，此係基於醫療糾紛影響醫病關係和諧，醫病雙方皆須付 出極大之代價及社會成本，是以若能在草案中增訂促成調解誘因條文，當可促成雙方儘早完成 調解，保障病人及醫事人員雙方權益，安定醫療秩序，降低社會成本，因此參考《期貨交易法》
第一一八條、《商標法》第六十七條、《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三條亦明訂「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之規定而提案。惟其前提設定在醫師金錢補償後才有適用之可能，並非無條件的減免刑事責。
請見：立法院第四屆第三會期第十八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廿日印發，
委105-107 頁。http://lis.ly.gov.tw/ttscgi/ttsweb?@0:0:1:/disk1/lg/lgmempro@@0.71446335758201 27，在〈立法院法律提案系統〉以「醫療糾紛處理法」搜尋（2008.03.28 瀏覽）、李毓珮，200 1，頁 120。
免除或減輕其刑或為緩刑之宣告298。」，而邱永仁等立法委員所擬具之「醫療糾 六號，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五月四日印發，委135-141 頁。http://lis.ly.gov.tw/ttscgi/ttsweb?@0:0:
1:/disk1/lg/lgmempro@@0.7144633575820127，在〈立法院法律提案系統〉以「醫療糾紛處理
惟，自民國九十一年二月八日公佈實施緩起訴制度之修正條文後，依《刑事 訴訟法》第二五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 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檢察官參酌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 維護，認以緩起訴為適當者，得定一年以上三年以下之緩起訴期間為緩起訴處 分，其期間自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日起算。」，即應以「法律效果303」作為具體刑 事案件得否進行調解前置程序之判斷標準，而不再是告訴或非告訴乃論之罪的區 別，以免在法律體系內部產生矛盾。此外，緩起訴處分之優點在於，其處理程序 較法院審理程序簡便，且緩起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者，非有例外情形，不得對同 一案件再行起訴（《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條），並且不會留下前科。基於此，
醫療過失犯罪（包括業務過失傷害罪、重傷害罪及致人於死罪）可先經由調解前 置之預審制度處理。
不過，加害人．被害人調解既然在整體刑事訴訟程序中皆可進行，因此，本 文認為醫療糾紛處理機制並不以預審功能為限，亦可處理審理中或上訴程序中的 調解案件。畢竟當事人間有意願再次進行調解，亦是解決紛爭的機會，法律制度 應鼓勵並協助之。
二、建立醫療糾紛之加害人．被害人調解制度
根據前述「醫療糾紛處理及補償條例草案」之介紹可知，醫療糾紛調查委員 會處理醫療糾紛時，醫病雙方原則上無需到場，僅於委員會於調查時認為有必 要，得要求當事人或醫事人員到會陳述或說明（草案第八條）；由此可知，在該 草案之規劃下，醫病雙方在處理程序中並無進行直接溝通之機會。
屬人性的意見，形成證據資料，讓司法審查能將專業部分與常識分開，只要用常識去注意事理 的違法性、職責範圍或有無其他重要瑕疵即可，請見：蘇盈貴，2000，第 4 頁。
303 即依《刑事訴訟法》第二五三條之一第一項所規定，緩起訴之適用範圍為「被告所犯為死刑、
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刑法》第二七六條第二項規定業務過失致 人於死罪之最輕本刑為拘役，因此依法得為緩起訴處分。
然而，修復式司法之重點在於，加害人、被害人，在檢察官不介入之情形下，
透過參與對談的程序讓被害人的疑問，以及其實質上因犯罪行為所面臨之困難獲 得解決，而加害人必須直接面對被害人，理解被害人所受的痛苦與犯罪的實際後 果，使雙方有可能修復因犯罪而破碎的人際關係以及其他損害（詳見第二章）。
由此可知，純正的加害人．被害人調解制度除要求檢察官不主動介入調解外，更 期望加害人與被害人能直接溝通；縱使在命令式調解，亦必須尊重被害人之意 願。基於此，「醫療糾紛處理及補償條例草案」之規劃不符合犯罪被害者學強調 對被害人之尊重，亦不符合加害人、被害人調解制度之要求，雖然該草案設有無 過失補償制度，但仍非理想的醫療糾紛處理機制。
三、調解成立後，調解書應送請檢察官或法官審核
「醫療糾紛處理法草案」（草案第二十三條）和「醫療糾紛處理及補償條例 草案」（草案第十四條），均有調解書或作成醫療糾紛處理報告書後，應送請管轄 法院審核之規定。然而，為妥善處理醫療過失犯罪，在醫療糾紛案件起訴前，調 解書等應送請檢察官審核，起訴後則由受訴法院審核。
就起訴前即調解成立之案件而言，依《刑事訴訟法》第二五三條之一第一項 規定，緩起訴之審酌基準有「《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 護」兩項，皆須經由檢察官針對具體個案進行審酌，始能決定是否為緩起訴處分。
例如，在執業生涯中屢次發生醫療過失的醫師，可能代表其專業能力或執業態度 有問題，若毫無限制的以緩起訴處分處理其醫療糾紛，會減損民眾對醫師專業及 倫理的信賴，並對醫界全體造成傷害，基於公共利益之維護，檢察官不應再給予 該醫師緩起訴處分（此亦為醫師懲戒制度存在的理由之一）304。如此一來，雖然
304 基於上述理由，不得以法律任意剝奪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之裁量權，以免產生違憲之疑義。
因此，有論者建議「調解方案或仲裁判斷已履行者，檢察官應為緩起訴處分」，顯不可採。相 關之建議請見：高添富，〈醫療糾紛處理法草案增修條文之荒謬〉，《醫療糾紛與醫師風險管理》， 台北市：元氣齋，2006，初版，頁 55-57。
可發揮監督醫療品質的目的，卻可能減損本文試圖營造讓醫師坦承錯誤並從中學 習的環境，因此，針對個別醫師不能再容忍其醫療過失的界限為何，必須拿捏得 宜，這有賴更進一步的研究及個案分析始能界定。
至於醫療糾紛處理機制所為調解之效力，係依《民事訴訟法》第四一六條及 第三百八十條之規定而生，並非法院之核可所賦予；且依《刑事訴訟法》第二五 三條之二第二項規定，緩起訴處分之負擔若涉及財產之給付者，得為民事強制執 行名義，因此由檢察官為調解書之審核並無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