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本研究訪談五位從事親密關議暴力防治的社工，了解在面臨案主遭遇重大家 庭暴力事件前後的介入服務歷程。以遭遇重大親密關係暴力事件的經驗為主體，

討論所構成的影響和採取的因應策略，反思目前所處的親密關係暴力防治工作，

彙整受訪者的想法與建議進行討論。

一、 案主自決程度高於專業危險評估

五位受訪者在描述與發生重大家庭暴力事件案主的接觸過程中，在接到案主 的通報案件後，從案主的 TIPVDA 的勾選題項和分數再加上與案主初步連繫得知 的現況狀態評估出案主呈現高危機狀態，面對高危機的案件，除了透過高危機個 案網絡會議進行網絡單位間對於危機因子的討論外，社工本身也會在與案主聯繫 過程中從案主所陳述的情境因素，分析對於案主會形成的潛在危險讓案主更有危 機意識，這部分與李易蓁、王招萍(2013)了解從事被害人垂直整合服務社工的處 遇內涵相似，初期的處遇工作會聚焦在危險評估以及案主的人身安全。在受訪者 小佳、心念的服務介入過程中，社工善盡提醒者和引導者的角色，期待能釐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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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在認知方面的想法，選擇安全的行動策略，案主雖能理解社工所分析的危險情 境，但對於結束關係的渴望大過於社工所分析的危險情境，多會認為自己有因應 的能力；或是案主的受助意願較低，未能充分進行服務介入，讓社工在初步關係 的建立上備受挑戰，而這類型高危機、低意願的案主為何受服務意願低，在沈慶 鴻(2019)的實務研究中可以了解到案主在接受服務介入的衡量會在於接受家暴 的服務介入後，是否會增加其再次受暴的風險，或是會考慮到經濟、孩子等現實 生活的因素後而選擇不接受處遇建議，再來有可能是會認為即使聲請保護令對其 幫助也不大，有可能會破壞其原訂的計畫，最後案主有可能不接受服務的原因是 其實還想繼續和相對人共同生活。從受訪者介入服務的經驗中，可以知道在與此 次發生重大事件的案主事前的工作時間並不長，最短為受訪者心念和小勇的案 件，通報進案後約莫 7-10 天就發生重大事件，因此，在短時間的處遇目標會聚 焦在人身安全，在這短暫的時間中社工即便提醒了案主，仍容易因為專業關係建 立不足，以及案主自身的影響因子而缺乏對於案主的影響力。

二、 介入服務重視危險評估與網絡合作

這六件案件在產生重大家庭暴力事件前，有四件在通報進案時，TIPVDA 大 於 8 分被列為高危機案件，在直接服務過程中，尚未被解除列管前，社政、警政、

衛政、教育等主要網絡單位，會密切追蹤案件的變化，評估危險因子降低與否。

因此，安全防護網高危機個案的危險管理，在實務研究中多認為透過這樣的危險 評估可以有效保護被害人，透過網絡單位的交換訊息，貼近案件的真實狀態，有 效降低危險情況(葉玉如、黃翠紋，2010；吳淑美，2011；劉淑瓊、王珮玲，2012；

吳淑美，2012)。這四件高危機案件，受訪者在介入服務的困難為：案主隱藏危 機因素，未告知社工、案主受服務意願低、進案時間短尚未聯繫上案主等，造成 在評估案主的危險因子上資料較不完整，在危機因子尚未降低前，就產生更嚴重 的暴力事件。另外兩件未被列為高危機案件卻也發生重大家庭暴力事件，從受訪 者的陳述可以了解到社工透過 TIPVDA 的評估和案主自述的情境，有覺察到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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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即使分析予案主瞭解，案主仍冒著危險採取行動，主要的因素除了案主自 決外，專業關係的建立未夠成熟，也較難取得案主的信任。另外，在尚未被列為 高危機的案件，較未有密集的網絡會議去評估案件的危險狀態，也容易落入只有 一個專業單位在主責，倘若未主動與其他專業網絡聯繫，也容易忽略某些危機的 訊息。

然而，受訪者對於網絡合作的部分，會因所處的縣市以及網絡間成員的穩定 程度在合作的感受有所差異，心念和小勇所處的縣市屬於小縣市，與衛政、警政、

司法等各專業網絡間的互動較為密切，加上各專業網絡的主要負責人員流動性 小，因此當面對重大家庭暴力事件時，彼此間會主動交流訊息；受訪者小佳、小 新、小順則對於網絡合作的部分，期待能有更好的互動與交流，較常合作的仍屬 警政，合作過程中感受到網絡成員主動交流訊息的程度不高，期許各專業網絡成 員對於如何進行網絡合作能有基本的概念。

三、親密恐怖主義暴力類型易形成重大親密關係暴力事件

從描述社工與案主間進行處遇的過程，六件重大親密關係暴力事件中，受訪 者小佳、心念和小勇的阿光的案件中，引發嚴重衝突的起因主要為對於親密關係 的忠誠度，性嫉妒的想法主要起因。受訪者小新、小順和小勇的阿美案件，則是 雙方間的相處中反覆出現暴力的議題呈現暴力循環，案主想離開卻又產生恐懼，

當最後選擇離開時，也引發了加害人的情緒失控。這部份的研究內容與王珮玲 (2012)和馬宗潔等(2012)分析出親密關係暴力殺人案件中，當出現性嫉妒和分離 威脅時容易出現玉石俱焚的情形相似。在研究者的實務經驗中，當案主的親密關 係暴力出現性嫉妒的議題時，其中一方便容易會出現許多控制的方式，如：監聽、

跟蹤、限制社交行動等。因此，就Johnson詮釋親密關係暴力的觀點，探究產生 重大家庭暴力事件的親密關係暴力呈現出何種暴力類型。Johnson(2008)針對親 密關係暴力的類型區分成：親密恐怖主義(Intimate terrorism)、暴力抵抗 (Violent resistance)、情境式伴侶暴力(Situational couple violence)、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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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暴力控制(Mutual violent control)。其中親密恐怖主義(Intimate terrorism) 的暴力類型又區分成兩種分別為：依賴型親密恐怖主義(Dependent intimate terrorism)和反社會型親密恐怖主義(Antisocial intimate terrorism)。每一 類型的區分是考量其「控制」和「暴力程度」，以及雙方採取暴力的方式「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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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念頭是我是不是有哪些地方沒有做好，接著會趕緊去處理事情，也會很擔心 在相關的會議中被究責，自責的情緒由此而生。自責之情的產生不與和案主建立 關係的程度而有所不同，會有這樣的想法和社工所接受的養成教育有些關聯，基 本的社會工作原則是以人權和社會正義為兩大原則，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的實踐便 是符合這兩大社會工作基本原則，但家庭暴力防治工作所面臨的風險除了傳統的 社會工作中所會遭遇到的情況之外，還會面臨到加害人的威脅和替代性創傷，然 而當我們內化了社工專業價值，卻也忽略了我們所面臨到的壓力與風險(汪淑 媛，2008)。游美貴(2016)彙整親密關係暴力防治社工的的倫理面向中也有提到 社工對於社會的責任，進行親密關係暴力防治工作中要積極推動社區網絡對於案 主及其家庭安全的維護，符合公平正義原則。在此次的研究中也發現多數的受訪 者在第一時間雖然感受到驚恐，但在陳述內容中仍會將案主的權益優先處理，而 是把自我的情緒需求放在之後處理。這部份內化的倫理價值似乎也是形成究責之 情的起源。

(二)、藉由社會支持度過低潮

Weidmann, Fehm, & Fydrich（2008）的研究中提到事件發生後創傷反應的 高低和社會支持的影響有關，社會支持的程度越低，創傷反應越明顯。轉引自王 靜嬋、許瓊文(2012)整理出了五種社會支持的類型，分別為：同儕支持、組織支 持、宗教支持、家庭支持、專業支持。受訪者在事件發生時，最先會尋求的是同 儕的支持，同儕的支持方式除了給予初步的關心，也在行政事務上給予部分的協 助，再來是以家庭支持，藉由向家人吐苦水，舒緩事件發生後感受到的驚恐、煩 躁。在組織上的支持部分，比較像是督導在協助資料上的彙整，以及主管機關在 後續司法出庭上給予的協助與支持。有宗教信仰的受訪者，透過宗教的力量沉澱 自己的心情與整理自己的想法支持自己繼續在服務工作中耕耘。尋求專業支持的 受訪者是透過心理諮商做初步的心理急救，調整自己的想法降低創傷事件對於自 己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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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轉化事件產生的意義，應用在直接服務中

對於受訪者而言，非預期性的重大家庭暴力事件對於主責社工而言，第一時 間的衝擊較大，一開始會呈現慌張、不知所措的狀態，隨著重大家庭暴力事件處 理程序上的規範，一步步行政作業的進行中，也開始去思考事件所帶來的意義。

在此次研究中的受訪者在經歷過重大家庭暴力事件後，並沒有因此而離開家庭暴 力防治的工作，多數的受訪者反而會將這樣的特殊事件放入在往後的處遇過程 中，作為提升案主自我危機意識的敏感度，受訪者會認為重大家庭暴力事件是自 己曾經介入服務過的加上有經過媒體的報導，會更加鮮活地呈現讓所服務的案主 更加有感覺。另外也是因為經歷過這樣特殊的案件，讓自己能更加去清楚在進行 危機介入時應注意的細節留意相關的危險因子。在受訪者的回溯陳述看見的是正 向的影響，在Rachel,Aillen,Frances & Steven(2016)的實務研究中提到專業助 人者為了賦能案主和關注案主的權益，容易面臨壓力和情感上的相互影響而導致 職業倦怠或是產生次級創傷，在訪談了133位專業助人者了解到專業助人者學習

在此次研究中的受訪者在經歷過重大家庭暴力事件後，並沒有因此而離開家庭暴 力防治的工作，多數的受訪者反而會將這樣的特殊事件放入在往後的處遇過程 中，作為提升案主自我危機意識的敏感度，受訪者會認為重大家庭暴力事件是自 己曾經介入服務過的加上有經過媒體的報導，會更加鮮活地呈現讓所服務的案主 更加有感覺。另外也是因為經歷過這樣特殊的案件，讓自己能更加去清楚在進行 危機介入時應注意的細節留意相關的危險因子。在受訪者的回溯陳述看見的是正 向的影響，在Rachel,Aillen,Frances & Steven(2016)的實務研究中提到專業助 人者為了賦能案主和關注案主的權益，容易面臨壓力和情感上的相互影響而導致 職業倦怠或是產生次級創傷，在訪談了133位專業助人者了解到專業助人者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