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院釋字第 684 號解釋作成後，大學生與學校的關係，已確定 脫離特別權力關係理論之支配。因大學生與學校間可能發生公法上關 係，也可能發生私法上關係，如學校對大學生所為的決定或措施，係 公權力之行使（例如退學或申請扺免學分之否准），則與學生發生公 法上關係，如有所爭議，大學生應循行政爭訟程序解決；如學校之決 定或措施非屬公權力之行使（例如停車位之租賃或文件表單之販 售），則與學生發生私法上關係，如有爭議，可循民事訴訟程序解決 紛爭。大學基於大學自治權，對於學問研究、教學、營運及管理等事 項可以自行決定，而不受國家之支配與干涉。同時，大學因公權力之 行使，則可能侵害大學生的基本權利，此時，大學生如欲保護本身的 權利，將可能循序提起行政爭訟，而與大學自治發生衝突，亦即大學 自治會與學生之基本權產生衝突。
過去，學生受制於傳統特別權力關係理論之支配，於權利受到侵 害時，不得請求救濟，遲至民國 84 年的司法院釋字第 382 號解釋，
始突破特別權力關係理論，開啟學生行政救濟之門，但得提起行政爭 訟之範圍，僅限於足以改變學生身分並損及其受教育機會之處分，對 於「其他公權力措施」，則仍不得提起行政爭訟。同時該號解釋意旨，
認為受處分之學生在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前，應先用盡校內申訴途 徑；亦即，須符合「申訴前置原則」。本文贊同大學生對於學校所為 之「行政處分」不服時，應先經學校之申訴途徑請求救濟。
於司法院釋字第 684 號解釋之後，大學生得提起行政救濟之範 圍，已擴及於「其他公權力措施」。本文認為，對於非屬行政處分之
「其他公權力措施」，大學生如對其有所不服，係屬可選擇是否先向 學校提起申訴，或是直接向管轄之行政法院提起一般給付訴訟或確認 訴訟；亦即，此類爭議，申訴制度並非強制必經之程序。
在大法官解除了大學生行政爭訟之限制後，代表大學生可以完全 享有憲法第 16 條之權利救濟請求權。但基於權力分立之原則，目前 行政法院依行政訴訟法第 197 條規定而自為判決或依同法第 200 條第 3 款判命行政機關作成原告所申請內容之行政處分的案件仍屬少數，
而對於大部分之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訟，則基於對行政權之尊重或 當事人利益之考量，於原告有理由時，仍會將案件發回訴願機關或原 處分機關，請其另為適法之處分。另外對於大學享有判斷餘地時，此 時，行政法院之審查範圍仍會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又縱使於大學生 提起訴訟係有理由者，然基於審級制度之設計，及法院之審理期間，
往往使大學生獲得勝訴時，為時已晚。凡此，皆構成大學生請求司法 救濟之先天缺陷。故本文認為，就大學生之行政救濟制度部分，替代 司法救濟有其重要性，尤其係大學的申訴制度，因該制度對於大學生 及學校而言，係最經濟、迅速及也最能保障學生實體權利之救濟制 度，而大學，則係實施大學生行政救濟制度中功能最適的機關。
其次，就司法院釋字第 684 號解釋回復大學生訴訟權，其所產生 的影響，本文認為有三方面，亦即對學校、對大學生及對行政法院的 影響：
（一）對學校之影響
本號解釋除了讓學生突破特別權力關係外，還宣告我國的大學法 制，進入了一個新的紀元。而在大學來講，首先考慮到的是學生提起 行政救濟的情形勢必會增加，也因而會造成學生與學校關係間之緊 張。
學生會提起行政救濟之情形，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即：學生與 學校發生衝突前、申訴階段及行政爭訟階段（包括訴願、行政訴訟）。
而學校本身能化解與學生間衝突之階段，係在前兩個階段。欲在此階 段來化解學生與學校之衝突，則繫於學校「申訴制度」之設計。
本文認為，本號解釋後，雖然會增加學生提起行政救濟之機會，
但學校可藉由上開學生行政救濟之前二階段，來化解與學生之衝突；
亦即，大學在訂定（或修改）自治規章時，盡量讓學生有表示意見的 機會與權利，另外於申訴程序之評議時，盡可能通知申訴人、原處分 單位之代表及關係人到會，賦予其陳述意見或說明之機會，如此，將 有助於申訴決定折服率之提高，而將大部分之申訴事件止於校園內，
讓學生毋庸再進行後續之行政爭訟程序。
（二）對大學生之影響
本號解釋解除了大學生提起行政救濟的限制，使得過去權利受到 侵害，亦不得請求救濟；或須改變學生身分並損及受教育機會之處分 時（司法院釋字第 382 號解釋參照），才得提起行政爭訟之不當限制，
至此完全清除。而學校為避免過多的行政救濟事件，將使得學生與學 校之關係趨於緊張，也促使各大學檢討現有的規章，將不適當之規定 予以修改，於訂定（或修訂）自治規章時，也納入學生代表參與，讓 其有表示意見之機會。
本文認為，本號解釋除了回復大學生憲法上的訴訟權外，也將擴 大學生參與大學自治之範圍，同時也促使學校及老師更加重視學生的
基本權。另值得一提的是基於學校對部分事項（如學業成績之評量）
具有其「判斷餘地」，於此部分，行政法院大多會尊重學校之專業判 斷。故學生對此類事項，欲提起行政爭訟，則須先考慮清楚，本身於 此事件是否有理由？學校之判斷或決定是否違法或顯然不當？亦 即，大學生於提起行政救濟前，應更加的慎重。
（三）對行政法院之影響
本號解釋之結果，雖會增加行政法院的負擔。惟基於大學生行政 救濟案件，在行政法院受理案件之比率原本就不高，而大學生濫訴的 情形尚屬輕微，且學校及老師，因本號解釋的作成，其決定或措施將 更為謹慎，另部分事項學校具有判斷餘地，加上提起行政訴訟須繳納 裁判費用，凡此，皆會使得大學生提起行政訴訟時更為謹慎。故本文 認為，本號解釋之後，大學生提起行政訴訟，增加的幅度應不致於太 大。
另外，從民國 19 年之司法院院字第 311 號解釋以來，影響我國 之特別權力關係理論，是否已為我國實務所揚棄？這點，因民國 100 年 1 月司法院釋字第 684 號解釋之作成，在大學生與學校關係這部 分，就程序基本權方面，實務上應已完全揚棄特別權力關係理論，解 除大學生行政爭訟之限制，另就實質（實體）上而言，該理論於大學 生權利救濟上之影響也已式微。而司法院釋字第 382 號解釋所設下許 可提起行政爭訟之限制，至此，也完全解除。
本文認為，司法院釋字第 684 號解釋，主要係解除大學生提起訴 訟之限制，亦即，僅涉及回復大學生憲法第 16 條保障之權利救濟基 本權。至於大學生欲利用行政救濟程序來保障本身的實體權利，仍須 先檢視本身之其他基本權（如學習自由權）是否確實受到侵害？且此 侵害，確係來自於學校本身之違法或不當。
另於大學生行政救濟爭議之部分。大學生於權利受侵害時，得否 提起行政爭訟之部分，於司法院釋字第 684 號解釋作成後，此項爭議 已獲得解決，亦即，大學生對於學校之「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 措施」不服時，皆可循序提起行政爭訟。而於救濟主體爭議部分，較 有問題的部分，係當事人於受大學之處分時，尚未具有學生身分（例 如大學入學申請未獲錄取），此時，當事人應如何救濟之問題？由於 大學及專科學校學生申訴案處理原則規定，得向學校提起申訴之主體 之一為學生，且須於受學校處分時具有學籍者為限，故該當事人並非 申訴程序之適格當事人；但因其受有學校不利之處分，故其屬訴願及 行政訴訟之救濟主體，而可依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來維護本身權益。
雖然非屬行政處分之「其他公權力措施」，已許可提起行政爭訟，
但是否為「行政處分」？仍會對大學生產生影響，其影響首先為得否 提起訴願？其次為於提起行政訴訟時，該以何種訴訟類型主張權利。
而行政處分之判斷，至今於實務上仍常發生爭議，因學校（或其他行 政機關）之措施是否為「行政處分」？有時界線並非很明確。本文認 為，對於學校所為之措施是否為「行政處分」有爭議時，可依行政處 分之六個要素判斷之，尤其要著重於大學的措施是否會「對外直接發 生法律效果」？而學生或學校對於大學的措施是否為行政處分有爭議 時，原則上應由行政法院作為認定之機關。亦即，大學生與學校之行 政爭訟，行政法院於審理該事件，對於大學之措施是否為行政處分有 爭議時，行政法院應對該爭議，作成最後之認定，也唯有如此，行政 法院才能正確審酌學生提起行政訴訟，其所適用訴訟類型之正確性。
在大法官解除了大學生提起行政救濟之限制後，大學生行政救濟 制度之方向，應如何建構？依功能最適之原理分析，本文認為，大學 生與學校的關係中，當大學生之基本權與大學自治發生衝突時，最能 擔任溝通並化解衝突的角色，非「申訴」程序莫屬，而在大學生權利 救濟的三個程序中，大學生最有機會獲得實體上權利救濟的程序，也 當屬「申訴」程序無疑，且大學生與學校的衝突，如能在「申訴」階
在大法官解除了大學生提起行政救濟之限制後，大學生行政救濟 制度之方向，應如何建構？依功能最適之原理分析，本文認為，大學 生與學校的關係中，當大學生之基本權與大學自治發生衝突時，最能 擔任溝通並化解衝突的角色，非「申訴」程序莫屬，而在大學生權利 救濟的三個程序中，大學生最有機會獲得實體上權利救濟的程序，也 當屬「申訴」程序無疑，且大學生與學校的衝突，如能在「申訴」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