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與討論

學者 Harman & Davis 曾提出「助人承諾」對於社會工作者安全意識的障礙。

因為助人的信念往往先於對於危機的思考，導致社會工作者忽略了危機存在的訊 號，甚至沒有認清什麼時候該抽身離開，因此許多的社會工作者不曾預想到暴力 威脅的存在（Newhill, 2003/2007）。前述或許是過去社會工作者受暴的原因之一，

然而隨著社會工作專業被賦予更多的公權力以及資源分配的權利，社會工作者要 面對的議題除了來自服務案主過程中的衝擊，還包含了在工作安全與自我照顧間 的平衡，種種狀況都考驗著社會工作者從事社會工作專業的決心。在社工工作權

益意識抬頭的發展過程，以及愈來愈多的實務案例與研究結果被廣為週知，社會 工作者已經開始重視自身的安全。社會工作者的聲音與權益應被重視與了解，並 從社會工作者的觀點出發來思考工作職場上的危機。

壹、 遭受加害人暴力威脅的的歷程與脈絡

正如同我們使用歷程與脈絡的觀點去討論家庭暴力被害人的受暴經驗，社會 工作者經歷加害人的暴力威脅同樣也應深入瞭解其中的歷程脈絡，而非簡化為單 一事件來看待，然而許多的討論與研究卻經常忽略這一點：許多報刊在報導社會 工作者受暴的事件，或相關論文進行受暴比例的分析，甚至是社會工作者自己講 述受暴事件時，旁人經常只關注事件當下發生的狀況，卻忽略了事件前後的脈絡 與歷程也是需關注的焦點，因此社工受暴被當成偶發事件看待，每發生一次就被 關注一次，但事過境遷之後，討論又逐漸銷聲匿跡，直到下一次的事件再次發生。

受暴事件並非無前因後果，突然就發生在工作情境當中，必定有其脈絡軌跡可 尋，只是這些線索往往潛藏而不易察覺。從受訪者的經驗中可以發現，從事婚姻 暴力防治的社工，其遭受加害人的威脅往往起因於社會工作者提供服務給被害 人，造成加害人對於被害人的不滿，連帶遷怒至社會工作者身上，進而做出攻擊 社會工作者的行動。有些較具敏感度的社會工作者會察覺到工作中可能產生的危 機，甚至事前做好防範措施與心理準備，但危險總是出其不意，讓人措手不及。

而根據受訪者的經驗，將其經歷加害人暴力威脅事件前後的歷程分成四個段落來 討論：

一、事件的發生

每個事件發生前，或許有蛛絲馬跡可循，亦可能毫無來由突然就發生了。不 論發生前是否有足以讓社會工作者預防與思考的跡象，對於社會工作者而言都是 危機。而這危機可能發生在各種情境當中，在機構、在案家、在法院，甚至是公 共場合中，都有可能面對來自加害人的暴力威脅。而暴力威脅的類型更是多元，

常會因不同的情境而產生不同類型的傷害，例如在離開機構後可能遭到跟蹤，在 機構可能遭遇電話恐嚇等不同型態。

二、事件的衝擊

不論社會工作者在踏入婚姻暴力防治工作前是否具備足夠的危機意識，或社 會工作者在事前是否預先思考擬定相關之危機預防計畫，只要面對突如其來的暴 力威脅狀況，對於社會工作者而言，都是一種危險與衝擊。即使社工在心裡已經 思考如何因應與預防，當事件「真實發生」時，社會工作者往往要面對的不只是 身體安全上的衝擊，還有心理上的衝擊。

生理方面的衝擊，社會工作者必須面對多元的暴力型態。統整歸納受訪者的 經驗可以發現，社會工作者遭受加害人暴力威脅的型態十分多元，輕則透過一些 眼神或語氣的挑釁：不友善的神情往往是社會工作者判斷安全與否的第一道線 索；再甚者則使用言語恐嚇威脅，例如三字經的咒罵、威脅將傷害社會工作者，

或企圖表現出傷害社工的行為以達到威嚇的效果；重則出手毆打造成社工在生理 上的傷害。對照相關文獻對於暴力行為具體型態的分析，研究結果與現有文獻之 描述類似，加害人的暴力威脅包含實際的身體攻擊與威脅，且以言語威脅為最普 遍；在財產損害部分，比例則明顯較低。在男女受暴比例部分，國外研究多發現 年輕男性社工更容易遭受職場暴力，然而本研究因聚焦於討論婚姻暴力防治社 工，受限於台灣從事婚暴防治直接服務之男性工作者缺乏，難以得知男女性別之 社工在受暴情況上的差異。

心理層面部分，正如同國外研究顯示，許多人群服務專業工作者在遭遇暴力 攻擊後產生心理創傷的後遺症，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或是感到耗竭

（burn out）、自我譴責等。本研究亦發現身為一位以協助他人為己職的助人工作 者，在經歷暴力威脅後，可能會感受到沮喪、難過、害怕等負面情緒，亦發現社 會工作者在低潮的情緒外，也會開始懷疑自己的專業能力，思考是否合適從事此 工作，這些情緒的震撼與波動，短則數天，長甚至可達數月數年。威脅恐嚇所帶 來的影響程度或許有輕有重，但不論程度為何，都可能造成無可抹滅的成果，甚 至影響其生活與專業上的改變。

三、事件的因應

面對危機時的因應策略決定了社會工作者的安全與否。大部分的社會工作者 在危機當下會選擇先保護自身安全，這也是人類的本能之一：感受到不安全的情

境時，會趨避危險，尋找安全可靠的環境。在事件當下，社會工作者會向機構或 可信任的人尋求立即的支援與協助；在危機解除後，社會工作者也多會尋求機構 同儕或督導的支持，支持包含具體的行動支持：如給予必要的安全計畫討論與督 導，或是情緒面的同理等。

四、事件的轉化

遭受加害人暴力威脅本身是一件負面的事情，對於社工而言，負面衝擊往往 多於正面的影響，然而，社會工作者願意繼續留在社會工作界努力，必須將負面 的衝擊轉化為正面的思考，才有可能長久持續地付出，不至於因為過度的擔憂而 迅速耗竭。有些社會工作者可能會經歷對於自己專業能力自信的缺乏，懷疑自己 的能力以及是否適合繼續從事該份工作；但有的社會工作者卻能跳脫對於自己能 力的質疑，反而增強了對個案處境的同理，甚至期待加強相關訓練，成為繼續從 事婚姻暴力防治工作的動力。

分析每位受訪者的故事，發現每個人經驗的過程、當下的想法與調適歷程或 許有其相似之處，但絕對有其差異，正如社會工作專業中所蘊含的豐富歧異性，

社會工作者面對不同的服務對象、加害人與工作情境，所面對的危險也不相同，

我們難以化約為單一現象或情境來討論，而簡化了此事件對於社會工作者的衝擊 與影響。類似或差異的受暴經驗對於社會工作者產生全然不同的影響，在受訪者 的分享中，不乏有些同事因為工作過於危險而選擇離開社會工作崗位，有些人則 繼續留在其中。然而，接受訪談的受訪者皆是面臨危機卻選擇留下，從他們的經 驗中分析，可以發現共通點在於能將負面的受暴經驗轉化為正向的思考，將負面 的感受轉化為新的觀點，如此正向的調適歷程與思考模式使得社會工作者繼續從 事社會工作的可能性提升。轉化的過程將在第三段有更多的討論。

前述之經歷暴力事件的發生、衝擊、因應與轉化四階段，正如同學者 Atkinson 所提出社會工作者經歷案主攻擊後的創傷三階段：自我解組階段、衝突階段、與 自我再調適階段，不同點在於 Atkinson 對於社會工作者面對創傷時的內在衝突 與轉化過程有更多的討論（Newhill, 2003/2007）。當衝擊事件發生後，社會工作 者無法視其不曾發生，必須透過個人內在的轉換才有可能解決事件帶來的衝擊與 創傷。而經過處理的創傷，或許在許久之後再提起受暴事件仍會有情緒上的波

動，但已經不再會對其造成更負面的影響了。

貳、 組織內外與正式、非正式資源的使用

在經歷加害人暴力威脅後，大多數的受訪者會尋求外在資源的協助，外求的 資源不外乎包含同事、督導與主管、家人與朋友等，而這些支持來源又可細分為 組織內外、正式與非正式兩面向來討論。

所謂組織內的協助包含工作場域中的同事、督導與主管，而家人、朋友則屬 於組織外的支持來源。在工作業務上，同事與主管為最直接且密切相關的人員，

因此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會讓組織內部人員瞭解其在工作上發生的危機事件，一 方面為了尋求情感上的同理與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對其他工作人員的提醒，使他 人亦能提高敏感度與事前預防。

組織內部的協助有些是使用正式的方式，例如透過相關的訓練或督導，讓社 會工作者可對於事件有一些檢討或討論，然而，訓練作為一種提升社工人員敏感 度的方式，卻不是唯一的協助方式，NASW 密西根分會前主席曾表示社會工作 者的保護不能單靠訓練，尚須適當的制度化支持系統（Newhill, 2003/2007），許 多的暴力因應策略也都提出了機構應作為發展安全計畫的基礎，機構在協助社會 工作者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硬體設施是安全預防與危機處理的重要一

組織內部的協助有些是使用正式的方式，例如透過相關的訓練或督導，讓社 會工作者可對於事件有一些檢討或討論，然而，訓練作為一種提升社工人員敏感 度的方式，卻不是唯一的協助方式，NASW 密西根分會前主席曾表示社會工作 者的保護不能單靠訓練，尚須適當的制度化支持系統（Newhill, 2003/2007），許 多的暴力因應策略也都提出了機構應作為發展安全計畫的基礎，機構在協助社會 工作者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硬體設施是安全預防與危機處理的重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