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發現
（一） 文化景觀的變遷
本文主要探討新村文化景觀的變遷，並選擇增江新村為個案研究，索爾認為當新文 化的介入，內外要素之間的互相作用和影響下，文化景觀就會更新。藉由鄧肯的「POET」
相互作用的分析發現，增江新村的景觀隨著時間而不斷的在改變，在每一時期形塑出不 同的形態要素，並產生不同時期的文化景觀。
一、緊急狀態時期
五十年代英殖民政府的「Briggs Plan」策略，使得原來橡膠園環境遭受破壞，規劃 成整齊方正的住宅景觀（E→O→Ｅ）。新村成立後，政府開始進行人口移殖計畫，將 人移入增江新村居住。因是緊急狀態時期，新村有宵禁的政策，村民活動受到限制
（O→P）。同時，政府也讓墾民自由選擇屋地，而相同來源地的墾民會選擇毗鄰而居，
且有些來源地的墾民在原居地是同一方言群體，呈現出地方性與方言群群聚的景觀
（P→E）。人口移殖計畫允許墾民把廟宇和學校遷入，且增江新村以華人族群為主體，
華人廟宇和華文小學的設立，保留了華人的傳統文化（P→O）。新村附近提供了資源予 村民從事勞動和就業活動，且因國際市場的需求，所以村民的維生方式主要以割膠、採 錫和種菜為主（E→T）。
因為政策使然，所以造成整個新村無法發展，人口也被政府所限定，外人無法隨便 進住新村居住。再加上村民的貧困，此時期新村的民房建築，以來源地搬來的舊建材，
例如：木板、鋅片、亞答等建蓋而成，是全木板式的簡陋景觀。道路是紅泥路、溝渠是 土溝、水源採用政府建設的公共水喉或是自家所掘的井水、無電力的供應，村民只能採 用煤油燈、臭電、大光燈等作為晚上的照明設施、廁所為非自動式。因政策緣故造成增 江新村景觀的落後，且新村外圍有鐵絲網籬笆的環繞和軍警的看守，塑造出集中營式的 文化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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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61 年至 1989 年
緊急發令的結束，村民得到行動自由權，不再是集中營式的文化景觀。加上國家與 地方政府力量的進入，使得原本的錫礦地改建成花園住宅，和因「五一三」事件開闢的 新住宅區的景觀（E→O→Ｅ）。新住宅區的建設，造成更多的人口移入。兩區因民族 性、文化、宗教、語言和風俗習慣的不同，形塑出與新村村民不同的人際網絡關係
（O→P）。至於村內的方言群，因教育的漸漸提升，村民之間開始以華語或是廣東話 作為溝通的語言，村內的人際網絡越來越融洽。另外，因新村的區位優越，吸引鄉村移 民在村內租房居住，也是造成新村人口增加的原因之一。
新經濟政策的提出，吉隆坡政府重視工商業的發展和區位的優越性，早期的第一級 產業逐漸萎縮。所以村民從第一級產業轉變成第二級產業的維生方式（E→T）。
）。家庭工廠的出現，造成環境的污染和違反了住宅法律，所以成立了「增江中小型工 業聯合會」，解決家庭工業的問題（T→O）。同時，廟宇和會館的設立作為聯繫村民 的人際網絡，這些組織也提供了獎學金給村民在學的子女們（P→O→P）。
村民有經濟能力後，民房結構也有所改變，從早期的全木板屋漸漸轉變成三尺磚屋 的房屋形式，漸漸出現自動式的廁所和自來水的供應。在交通工具方面，腳踏車的使用 主要在村內或近距離的地方，遠距離則以摩托車或小型巴士代步。原本的空間因為新文 化介入（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形塑出空間的新形態，因而產生新的文化景觀。綜合 上述，增江新村從集中營式的文化景觀，轉變成市鎮型的文化景觀。
三、今日的文化景觀
九十年代起馬來西亞已進入工業發展的國家，而聯邦政府在此時期所提的發展政策 是希望國家邁向工業化的先進國。國家各種類型的大型建設開始動工，為了安頓受影響 的災民，聯邦政府和市政府選擇新村附近的空間開闢長屋住宅和廉價組屋的住宅景觀
（E→O→E）。換言之新文化再次入侵增江新村，使得新村周圍的空間不斷的在擴散，
且造成大量人口的移入（O→P）。村內因民房擁擠的現象，例如一戶早期只有六人，透 過結婚或是生育，一戶可能含有兩個家庭以上的成員。政府和企業發展商興建的廉價組 屋和花園住宅，提供了居住地方給村民，呈現人口外流的現象。加上人口從四面八方的 移入，族群結構不再是單一族群的景觀，整個增江區形塑出多元族群的景觀。雖然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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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言、文化、宗教和風俗習慣不同，但是教育程度的提高，族群之間能藉由教育了解 彼此的民族性，不再造成人際網絡的隔閡。同時，教育也使得新村方言群體的語言隔閡 消失，村民可以使用華語作為各方言群群體之間的溝通語言。因聯邦政府的「國家發展 政策」，使得金融和工商業的興起，村民的維生方式有所改變，以第三級的服務業和第 二級的工業為主（E／O→T）。
因為地契得到更新，所以村民的民房結構也有所改變，從三尺磚屋改變成全磚的房 屋，且屋頂採用瓦片的建築材料。有些村民還將民房建成二到三樓層，不像以前的單層 景觀。道路不再是紅泥路，村內的大小街道改成柏油路，解決困擾居民已久的塵埃問題。
八十年中期至九十年代開始，村民的照明設施有所改善，從早期的大光燈、煤油燈等轉 變成全天24 小時的供電。透過政黨議員的爭取，當地的土溝已全部改成水泥溝，稍微 改善新村的排水問題。新村公共交通的不便利，加上聯邦政府推行國產車計畫，居民都 以汽車作為代步工具，但也造成停車空間的不足。除此之外，人口的劇增也使得休閒場 所的不足。綜合上述，發現整個空間呈現擁擠的現象，皆是今日政府需要解決的社會問 題。透過內外因素的作用下，再次使得新村的形態改變，結合周圍的發展，此時期新村 呈現出衛星市鎮的文化景觀。
綜合上述發現，因為環境提供外部組織一個舞台，而讓它們發展成住宅用地，改變 了原來的景觀（E→O→E）。環境改造後，開始移入人口，每一階段的移入形成不同的 作用力（O→P）。透過內外要素的交互作用與影響下，形塑出不同的形態，產生不同時 期的文化景觀（P→O/T→P/E）。
增江新村除了是全國最大的新村外，因為靠近吉隆坡市中心，而且吉隆坡是馬來西 亞的首都，區位上是非常之優越。相較於其他位在鄉村的新村，增江新村優越的位置，
才使得它發展成今日的景觀。
（二） 模式的擴充
在整個的研究過程中，發現鄧肯所提的「生態複合體」模式仍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本研究區文化景觀的變遷，除了內部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外，也因為有外部力量的加 入，透過內外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下產生一地的文化景觀。再結合時間的因子，每段時 期產生不同的文化景觀，而呈現一地文化景觀的變遷。因為從鄧肯的模式發現只處理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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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要素之間的互動關係，因此筆者認為需要再加上一個外部力量的作用，才比較符合本 研究的分析架構。
圖6-1：筆者提出的概念圖
事實上鄧肯模式的概念圖簡單易懂，採用時較為容易，且又能分析人與環境之間的 關係。因此透過索爾的文化景觀概念，再藉由鄧肯的模式圖分析，兩者的理論結合更能 呈現出一地文化景觀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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