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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
歐洲與中國文化的接觸，最早始自古老的絲路通道，漫長的路途將大陸兩端 牽起貿易關係。爾後隨著科技的進步，縮短了時空的限制，將當前歐洲與中國雙 邊的關係拉近距離。經過歷史的演變，存在於歐亞大陸上的國家至今皆以不同樣 貌呈現於世人的眼前。這些不同的樣貌，皆對人類發展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如目 前已具政治整合與經濟共同體規模的歐洲聯盟，難以想像過去兩次大戰時期歐洲 國家彼此之間的壁壘分明與同盟對抗，會有單一政策與共同面對議題的能力出 現。歐洲整合的發展，自原先經貿等低政治性的領域開始，整合歐洲國間原物料 使用，慢慢將合作領域擴散至政治性的整合，整合途中確有阻礙（如1960年代的 空椅危機、2005年歐洲憲法條約危機等），然而整合的大方向使得歐洲國家擁有 解決問題的信心。
另一方面，中國亦呈現不同型態的進步與發展，當今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後建立，歷經政治動盪與不安，而在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之後呈現經濟發展的趨 勢。至今中國各項發展快速，無論是市場規模或是創新研發的能力，皆受世人讚 揚。而為掃除對中國發展可能帶來的副作用與威脅，甚至挑戰當前國際政治格局 等，中國則以和緩的方式，並以同為地球村一份子納入國際體系，接連舉辦奧運、
世界博覽會等國際活動試圖證明中國和平的性質。然而，中國的威權政治卻同樣 遭人詬病，包括政治體制的缺陷、民主程度缺乏、發展不均與貧富差距過大，皆 為中國所需努力的方向。
歐盟與中國在多方面呈現極大的差異性，包括語言、政治體制、意識形態等，
能有今日之合作關係具有重要的啟示性。如同中國2003年所公佈的「歐盟政策白 皮書」所示，歐盟與中國彼此之間並不存在根本的利害衝突，也因此使得雙邊存 有合作的潛力。1975以降，歐盟與中國開啟雙邊政治關係發展，建交初期，歐洲 共同體與中國雙邊初期並沒有顯著的發展，主要可歸因於冷戰兩大超強的國際政 治格局之箝制，因而難有合作的動力。後冷戰時期，歐盟著眼於中國內部廣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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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與發展潛力，除了與中國發展經貿關係，更將合作意識推至多領域的合作議 題。對於發展的中的國家而言，中國政府亦了解歐盟具備中國發展的要素，無論 是歐洲市場規模的經濟效益、發展經驗或是技術、人員與設備的經營管理、發展 方向的擘畫抑是推動，歐盟皆能提供中國發展的動力。準此，推動雙邊關係發展 成為彼此目標，而合作便成為重要的管道，因此合作的特徵與成效亦存在於歐盟 與中國各領域的互動範圍。21世紀開始至今，歐盟與中國更深化雙邊關係，並將 雙邊夥伴關係提升視為重要的戰略目標。
壹、當前歐盟與中國雙邊科技合作關係總評
合作取代衝突，乃現今全球化世界國與國間主要的互動模式。藉由合作的模 式不僅能夠提供彼此的資訊，有助消除彼此的疑慮，更能提供可預測性與一定程 度的規範。而共同面對新世紀所產生的新國際議題（如跨國犯罪、國際傳染病的 疫情控制或是人類永續發展等）更需要以國際合作的方式共同建立規範面對。歐 盟與中國雙邊亦於這樣的合作氛圍下進行合作，並將合作的觸角伸向科技合作領 域。藉由本文梳理歐盟與中國自建立外交關係以來之發展，吾人可歸納出三項歐 盟與中國科技合作的發展特點：
一、歐─中雙邊科技合作的基礎與動力：
首先就本論文研究顯示，歐盟與中國主要來自於地緣政治的友善性、國際觀 的相似性以及經濟合作的重大成果等原因。就地緣政治而言，歐盟與中國互不存 在地緣政治的鄰近性，同時歐盟與中國皆享有多極的世界觀，主張以多邊機制處 理國際議題。而觀念的趨同性，更使得決策者易於辨析國際合作方向，以及做出 相關決策。
其次，後冷戰時期出現的全球化趨勢，雖然表面上使個人突破國土邊疆的限 制，但同時亦造成區域化的現象。而區域化使得國際體系中的國家與國際組織彼 此的關係愈加密切，整體來說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的關係隨著全球化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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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刻。依此法檢視歐盟與中國互動的進程，可發現到雙邊關係密切程度的增 長。當1975年雙邊甫建立外交關係之時，其雙邊貿易量不足30億美元，而30年後 雙邊貿易額已增長超過百倍，且每年皆具有成長之趨勢。此外，至2010年之時，
歐盟與中國更互為彼此第一大與第二大的經貿伙伴，足見雙邊貿易關係之密切，
而經濟上的重要合作成果，形成最重要的合作利基。
再者，政治領域同樣存在發展之趨勢。歐盟與中國外交關係發展晚於雙邊經 貿合作，然而冷戰結束之後呈現蓬勃的發展趨勢。自1998年歐盟公佈首份對中國 政策─「對中國長期政策」之後，政治對話帶動雙邊對話領域的廣化與深化，至 今13次的歐中高峰會，建立起歐盟與中國雙邊對話機制的屋頂，而其結構則由領 導人以下的定期高層戰略對話、技術官僚對話等共同型塑一對話領域。歐盟與中 國對話領域至今則呈現多領域、多層次的特色，並橫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教育、環保與科技等領域。深化則諸如人力資源培訓、尖端科技（如本論文所論 及「伽利略計畫」之衛星導航科技合作）或是基層公共管理等方面之合作。
综上所述，就歐盟與中國合作領域的廣化與深化而言，科技領域的合作具有 重要表現。不同於經貿等合作領域，科技領域的合作具有“問題解決”式的特色，
隨著新型態的國際議題不斷出現，跨境議題與影響人類永續發展的因素，交織成 驅動歐盟與中國從事科技合作的動力之一。歐盟與中國發展科技合作雖始於冷戰 時期，礙於科技侷限與國際政治使然而無明顯合作項目，僅出現少數學術界往來 與專業人員研習。後冷戰時期，歐盟與中國雙邊皆明顯加強科技合作的力道，並 於1998年簽訂《科技合作協定》作為彼此未來合作的基礎。而歐盟於「第四期框 架計畫」開始納入中國角色，證明對中國科技實力與發展的重視，自此雙邊科技 合作領域廣及眾多領域。發展多領域的科技合作項目，同時也能達成歐盟期待中 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目的。就深化而言，歐盟與中國於科技合作領域具有重要 發展。歐盟所進行的「伽利略計畫」，目的為建立有別於美國GPS系統的獨占性，
並精進以往衛星導航系統的缺陷與效能。「伽利略計畫」本身具有多重的應用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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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括資訊科技的通訊傳播技術、衛星導航科技的定位與計時技術、商業應用 的消費市場開發等領域，具有相當大的開發潛力。而「伽利略計畫」納入中國的 角色之後，將彼此科技領域合作拉至太空領域，更顯示出歐盟與中國合作夥伴的 深化。伽利略系統橫跨科學、經貿與安全等三大領域應用，對歐盟與中國科技合 作領域的深化，具有重要作用。而科技合作本身具有高度應用性與商業價值的本 質，更影響未來雙邊其他合作領域的發展。
二、歐─中科技合作領域制度化的發展：
制度化的發展，可顯示出合作雙邊對其重視程度以及合作本身所能產生的約 束性質。此一“需求與供給”式的推論可從當今國際制度的發展，了解行為者的需 求動力。舉例來說，因國際體系之行為者需要統一的飛航識別與導航的規則和技 術的需要，因而共同建立國際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也因為具備行為者所賦予的權限，ICAO因而能以制度的規範影響行為 者的行為產出。迄今歐盟與中國超過50個對話領域，定期對話機制涉及雙邊政 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這些對話機制不僅做為歐盟與中國互動的對口平 台，成為彼此交流意見與資訊互換的場域，更能制度化彼此於特定領域的發展關 係。然而，歐洲聯盟與中國間的對話機制，具有另一項特色，及此一制度化的對 話機制，並不存在國際條約性的強制約束力。歐盟與中國雙邊對話機制建立於國 際合意的基礎，並以政策文件與政治宣誓作為約束，成為“軟性”的拘束性質。1 而
“軟性”的拘束性質則由雙邊公佈的政策文件、官方重要演說共同交織成發展的基 調，藉由彼此確立之求同存異與互利共贏的發展方向。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如此 約束方式，事實上存在許多政治領域的考量以及潛在風險。
三、歐─中合作領域的傾斜性：
就本文論及之歐盟與中國多領域、多層次的合作趨勢，基本上具有經濟領導
1 朱立群，前揭書，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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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合作特色。同前所述，歐盟與中國雙邊經濟關係早於政治關係的建立，主 要原因為經濟領域的合作性質待有較少的政治色彩，同時亦能帶動國家貿易的增 長，因此不易影響一國之基本生存利益。然而，政治層面的合作往往牽扯國際政 治的角力，其敏感性高於其他領域的互動。歷史發展亦顯示相同推論，歐盟與中 國關係的演進，經貿的合作與互補占據重要成分。準此，歐盟與中國雙邊互動主 要多往非政治領域的發展，而由政治關係的發展推動之，呈現出“經濟發展，政
政治的合作特色。同前所述，歐盟與中國雙邊經濟關係早於政治關係的建立，主 要原因為經濟領域的合作性質待有較少的政治色彩，同時亦能帶動國家貿易的增 長，因此不易影響一國之基本生存利益。然而，政治層面的合作往往牽扯國際政 治的角力，其敏感性高於其他領域的互動。歷史發展亦顯示相同推論，歐盟與中 國關係的演進，經貿的合作與互補占據重要成分。準此，歐盟與中國雙邊互動主 要多往非政治領域的發展，而由政治關係的發展推動之，呈現出“經濟發展，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