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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二節 綜合討論

一、受試社工員整體替代性傾向偏低,且無創傷症狀。

從第四章的研究發現可以得知,整體樣本在替代性創傷量表總分 得分界於「不符合」以及「無意見」之間,受創情形偏低,進一步從 敘述替代性創傷所表現出之類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創傷症狀「記憶 與知覺」的面向觀察,仍是偏向不符合。與陳麗欣、胡正申(2013) 對莫拉克風災救災人員(含社工員)的研究發現,救災人員在兩年後仍 留在工作岡位者,替代性創傷的傾向低,得分為 2 分上下,與本研究 所得到之結果類似。

但本研究中參與救災經驗者比例相當低,僅 33 人佔 14.1%。若 我們將社工員的年資一起參照時,年資四年以下佔 61.4%,最晚近的 較嚴重天然災害莫拉克風災發生至今約四年,換言之其實有六成的社 工員在任期內尚未遇到較大型的天然災害,若溯及 1999 年的 921 地 震災後重建,服務年資至少 10 年以上,方才有機會參與災後重建,

服務年資至少 14 年以上者,方有機會參與震後救災工作。能夠了解 到社工員因年資的緣故,尚未有機會經歷救災以及災後重建的工作,

因此救災經驗對社工員的替代性創傷傾向的影響並未發生。

另外從個人所經歷的創傷史的部分理解,曾有家庭暴力創傷史者 有 33 人佔 14.1%,性侵害 8 人 3.4%,天災 22 人 9.4%,自己曾遭受 重大意外 23 人 9.8%,親友遭受重大意外或死亡 74 人 31.6%。一般而 言發生在社工員自身經驗的前五項,所佔比例幾乎都不太高,大概最 高的是家庭暴力史,經歷過親友重大意外或死亡比利者最高,但其實 這項創傷經驗史,離個人核心經驗以較遠,能夠帶來的影響力亦相對 較弱。而在本研究中,經過 t 檢定發現受試社工員在個人創傷史上亦 與替代性創傷傾向無顯著相關。

因此總結來看,從環境層面這群受試社工員多半未曾經歷救災經 驗,而在個人創傷史上層有創傷史者所佔比例不高,且經過過創傷者 在統計檢定後亦無顯著影響。由這兩個角度能夠理解何以這群受試社

工員在替代性創傷傾向上偏低。

二、接觸案主創傷材料時不同程度的同理投入

研究結果顯示社工員替代性創傷傾向低,也許與社工在實務工作 中晤談的焦點有相當的關連,若重新回顧替代性創傷的定義「替代性 創傷是專業助人者因同理投入(empathic engagement)受創者的創 傷經驗中,而使其內在經驗產生負面轉變的歷程。」 (McCann&

Pearlman,1990),若從個案工作的角度理解在會談過程中有幾個會 談目的(潘淑滿,2002):1.收集和診斷案主情況及社會功能有關資料 2.建立良好的專業關係 3.分析與評估所收集資料以做為診斷。接觸 案主創傷經驗的方式,多以晤談的方式取得,而社工會談的焦點多半 在於收集資料以及評估,並非治療。對比於諮商與心理治療在晤談上 的焦點,其實相當的歧異,諮商與心理治療認為「我們需要知道當事 人所描述的主要事實,當事人對於這些事實的感覺以及其統整故事的 方法。」 (陳金燕等譯,2002)。就替代性創傷的主要進路同理投入 而言,收集案主的經驗背景資料的確比起要了解案主的感覺或如何統 整創傷故事,需要同理投入的程度不太相同。

另外,處理棘手的創傷個案過程,社工所扮演的角色不見得是治 療者,個案的情形若需進一步的心理治療,也就轉介由心理治療或諮 商專業人員提供。

因此從晤談的焦點以及後送資源的提供,能夠使社工員長期深入 暴露在案主的創傷材料中的機會減少,因此也可能讓社工員是低替代 性創傷的傾向。

三、家人的支持是緩衝替代性創傷最佳良方

本研究中將社會支持包含家人的支持與親友的支持,將同儕的支 持放在環境因素中討論,因保密議題的特殊考量,社工員能夠與同儕 討論分享的內容主題,其實與家人親友分享的資訊也不盡相同。同儕 能夠給予專業上的建議以及工作上解決困難的實質協助,而社工員卻 難以與家人朋友分享因個案工作過程中的成就與挫折、喜悅與無力。

似乎在專業工作上,同儕或主管的支持比家人朋友的支持更能夠協助 助人者在專業服務的學習與發展(簡慧芬,2010 ;Lerias&Byrne,

2003;Slxovholt,2001;Walton、Trevisan & Temple,1997)。

從本研究結果顯示,家人對社工員的支持程度與替代性創傷的傾 向呈負相關,家人支持程度愈高,社工員替代性創傷傾向愈低,總分 及五個面向中除記憶與知覺面向沒有達到顯著水準外,其他均達顯著 水準。進入多元迴歸分析時,在總分達顯著進入迴歸方程式,各分項 包含自我參考架構、自我能力、自我資源以及心理需求與認知基模,

也均達顯著選入迴歸方程式中,是各因素中最具影響力的變項。似乎 與上述談到同儕支持影響力大於家人支持結果相左,家人親友的支持 能夠使社工員經歷災害與創傷後,仍能持續承諾服務的動力,這樣的 研究結果與陳晏琮(2011)、王昭惠(2010)相似。

另外更進一步了解到,如天災、戰爭或恐怖攻擊是一個較為公開 的事件,也許較多訊息能夠談論,但其他關於案主隱私的創傷材料無 法談論時,家人親友如何提供支持呢?或許不見得是能夠有多少材料 的揭露與討論,關鍵在於提供一個支持性的關係,讓社工員即使面對 各種創傷材料,也能夠有一個有彈性且溫暖的後台可以返回,而這樣 的關係提供社工員一個安全網,讓社工員在工作後並不受評價的返回 一個安全舒適的角落,得以休息與被滋養。

四、替代性創傷還是替代性復元力?

從研究結果中得知,即使是替代性創傷高於平均數一個標準差者 (M=3.51),創傷程度不低,但何以仍能留在其專業工作上持續的服 務,當我們討論案主的創傷材料會可能帶來助人者替代性創傷的風險 時,從另外一個面向看來創傷材料可能帶來替代性創傷,但同樣的也 可能為助人者帶來替代性復原力,在 Hernandez 等人(2007;2008;

2010)的研究中提出,協助創傷性個案的心理衛生工作者,若對於創 傷材料重新賦予意義,從積極的觀點理解,以及聚焦於個案如何從逆 境中展現韌力,而非只關注其創傷材料,理解創傷所帶來的成長以及

而是為助人者帶來「替代性復原力(vicarious resilience)」而替代 性復原力並不會使助人者受創的離開他的助人專業,反而使助人者更 願意且更有能量投入創傷治療的專業工作。

五、其他未考慮之重要影響因素

從多元迴歸的方程式來看,數種因素投入方程式後所產生的解釋 力偏低,最低從 7.3%到最高的 20.9%,其他多半是 10%左右。這樣的 現象表示可能未將重要的影響因素納入研究中,導致解釋力低。

周詩婷(2010)的研究指出替代性創傷其實是一種動態平衡的過 程,Pearlman & Saakvitne(1995)主張替代性創傷具有累積性,並非 只要經歷深入探索一個創傷個案的創傷材料便隨即出現替代性創 傷,因此這是一個較長時間的歷程,歷程中包含案主、案主的故事、

案主在互動中的樣態、助人者、助人者在工作歷程中的樣態、以及助 人者的反思跟行動,這些互動一方面來自案主創傷的材料,一方面也 來自於助人者對這些材料的回應,未將的動態心理歷程考量進研究 中,可能也造成未能考量其他重要影響因素的狀況。

Adams 與 Riggs(2008)、Shakespeare-Finch 等人(2005)的 研究中也從助人者的個人特質做為替代性創傷的因素考量,發現人格 特質的不同在替代性創傷的反應上以及因應行為上均有不同,而這是 在本研究中缺乏考量的因子,而個體的確會因為人格特質的不同,發 展出不同的因應壓力情境的策略以及行動。

綜合以上的討論,量化研究的確是無法將互動的歷程有較深入的 檢視與描述,但對於同理投入創傷材料的深度與接觸的層面是可以進 一步加以測量的,而人格特質的部分也有工具提供分類與測量,若能 將人格因素以及投入因素納入考量,或許能夠增加對替代性創傷傾向 整體的解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