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M 型社會下的台灣，富有與貧窮的差距越來越大，根據衛生福利部的統 計，截至 105 年底，我國的低收入戶（指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 每月在最低生活費以下，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年 度一定金額者）有 14 萬 5,176 戶、共 33 萬 1,776 人，低收入戶數占總戶數 1.7
％，低收人口占總人口 1.41％，相較於十年前，低收人口只佔總人口 0.95%，
前後增加的數字反映出日益嚴重的貧窮問題；而低收入戶中，兒童及少年（0-17 歲）人數雖然逐年在減少，但相較 94 年的 85,125 名，105 年的數字仍達到 117,012 人，顯示出至今仍有許多少年生長於貧困家庭。
單親、新移民、隔代教養…的家庭數量更是驚人。在自由風氣興旺、個人 主義高漲的台灣社會，離婚率越來越高、再婚率卻一年比一年低，尤其育有子 女者的再婚速度更為緩慢（楊靜利、劉一龍，2002），傳統大家庭沒落已成事 實，單親家庭的增加成為了各界關注的議題(蘇惠靖，2009)，失去配偶的單親照 顧者時常面臨到經濟、照顧、親職角色分工失衡的問題(蔡晴晴，2001)，子女教 養與就業成為了照顧者的兩難。
在工作移民與婚姻移民越來越普遍的現今，平均每六對新人就有一對是跨 國婚姻（楊靜利、黃奕綺、蔡宏政、王香蘋，2012），這樣的家庭相較於一般 台灣家庭，新移民女性承擔了較重的傳宗接代責任，雖然「男主外、女主內」
的中華價值觀深刻影響家庭的分工與教養（胡善喻，2014），但對外籍配偶來 說，語言不通、文化差異…等的適應問題卻成為教養少年的強烈絆腳石；因此 若缺乏完整的輔導機制，教育問題會一直存在（沈姍姍，2006）， 新台灣之子 所面臨到的學習障礙和發展遲緩問題便會持續受到關注（劉開元，2004）。
除了經濟弱勢、單親、文化差異導致的親職失能之外，任何身心因素致使 主要照顧者無法盡好照顧之責，都會促使家中的祖父母在自願或非自願的情形 下，將照顧少年的責任一肩挑起，以致形成了隔代教養家庭。然而多數隔代教 養的祖父母已屆退休，或因需要必須減少工時甚至離開職場，此時不只經濟面 臨極大的壓力（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5），教養上也面臨眾多挑戰：
體力不如過去能負擔所有的照顧活動；語言、文化及價值觀與孫子女產生斷 層、無法與孫子女有良好的溝通；被質疑教養技巧過時、無法提供少年良好的 教養環境；無法給予孫子女課業上的指導（許嘉家、林姿論、盧玟伶，
2007）。
再者，多數的照顧者在給予少年的指令中，傾向以「單向要求」取代「雙 向對話」，他們不給予少年說「不」的空間，表面上要求少年尊重與順服，實 際上卻是沒時間回應少年的疑問，又或者不知如何回應。當少年從小到大都被 單向要求與限制，他們也就失去為自己選擇、讓自己在失敗中成長的機會，久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而久之，少年在思辨能力上顯得薄弱，他們不只無法為自己選擇，生活更是越 來越缺乏目標與熱情，以致越來越多少年最終沈迷於手機電玩，原因無他，只 因在其中能尋見「成就感」。
高風險少年比起一般少年所擁有的資源已相對少，面對多元課程的學習機 會也較不足，且對於家庭，他們又存在「想愛又怕受傷害」的感受，一方面渴 望從照顧者得到愛，另方面又怕被不舒服的愛綁住。社會大部份對於高風險少 年之幫助屬於立即支持性服務，例如：提供課業輔導之教育輔助、急難救助或 托育補助等經濟支持、生活維繫之物資補助…，這些服務所帶來的影響力，不 只能達到快速且立即的家庭支持、減輕照顧者對於兒少生理照顧之壓力，更能 使照顧者不需因顧慮少年之安危而無法專心工作。
不過，根據馬斯洛（Maslow, 1943）的五種需求理論，除了生理、安全兩 個低層次需求之外，每個人的生命尚有社會、尊重、自我實現等三個高層次需 求要被滿足，對高風險少年來說，立即支持性服務雖然能夠滿足低層次需求，
卻無法完全滿足高層次的需求，意即「成就感」，如此可能產生一連串之影響
—沒有成就感的少年往往無法肯定自己，無法自我肯定的少年缺少自信，缺乏 自信的少年難以使用正向語言進行溝通…，而當群體、社會裡的負面言語越來 越多，負面的影響力會使少年距離本身具備的優勢元素越來越遠，此時若不做 些介入，最終只有等待社會問題一個個浮現。
民國 91 年，政府為了幫助少年發展出健全的人格，已委託民間單位辦理
「兒童少年社區照顧輔導支持系統」及「弱勢家庭兒童少年外展服務」，民國 98 年更導入「以家庭為中心」之服務，透過民間資源來支持與補充少年的教 育。此方案乍看之下已滿足少年社會層面的需求；然而，由於政府委託民間之 初並未給予細緻與明確的服務策略和方向，致使民間只能從其慣用（生態系統 觀點、危機處理觀點、社會系統理論、問題解決理論…）之理論、觀點來做活 動之策略規劃。並且，民間機構的服務大多視案主為弱勢之角色，所給予的服 務多數以補足其生理、安全缺乏為主要任務，這樣的服務模式通常容易忽略個 案已擁有之能力(曾華源、李仰慈，2012)。
相較之下，優勢觀點主張將案主之優勢放大，透過案主之優點來增強其本 身缺乏之部分，不斷放大個案之優勢，從優勢中激發他們的權能，使他們在原 本沒有動力之處找到成就感，因而達到實現自我之目標，完成高層次之需求，
進而提升自信心，正向面對生活每一個挑戰，綜合上述，如何滿足少年的社 會、尊重、自我實現之需求，將潛在之優勢再次顯明並挑旺起來，正是本研究 欲探討之課題。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二節 、研究動機
研究者目前所服務的兒童與青少年，家庭的樣態複雜又多元，單親家庭、
外籍配偶…已為基本，少年親生父母為「歿」、「不詳」、「再婚」、「失 聯」、「失業」、「入監服刑」…更不在話下，每個少年背後都有著不同的故 事。在不健全家庭長大的他們，有的由阿公阿嬤辛苦拉拔，有些跟隨父或母再 婚進入複雜繼親家庭，有些從小必須寄人籬下或在安置機構長大，少數家庭健 全的，父母卻因經濟缺乏而終日忙於工作，這些「自顧不暇」的主要照顧者實 在難以於少年需要之時，給予立即並精緻的陪伴。
內政部 2001 年的報告中指出，高風險家庭與一般家庭對生活擁有相同的渴 望，只是前者沒有太多錢財參與活動及擁有日常生活的財貨。而對於少年的教 養更是如此，沒有照顧者願意讓少年「輸在起跑點」，期望更大者甚至將脫貧 寄託於下一代。但這些急於拉拔少年「長大成熟」的主要照顧者，通常缺少跟 少年的雙向溝通，時常將許多不合理的期待加給少年，並在少年最需要愛的時 機點又給予太少關愛，使得少年時常感覺被疏忽、時常自我懷疑，隨著年紀漸 長，親子互動的惡性循環便越來越難改變－少年越大越不愛回家，主要照顧者 對此越加以控制，甚至用惡毒的言語、暴力威嚇，而越控制反而越容易將少年 推出家門。
面對這群「內心充滿黑暗、生命沒有目標」的少年，研究者總是心生憐憫 與不捨地盡力給予陪伴，在他們生日時給予特別關愛、在平常聊天時記住他們 的喜好，透過許多的方法擄獲一顆顆的心，使每個少年都感受到「被精緻的關 注」，陪伴少年度過每一個低谷，任何時刻接到電話就立即出發陪伴，聽他們 的苦水、安慰他們、滿足他們的需要。唯此方法只能在案量不多之時使用，隨 著時間越來越長，研究者需要陪伴的少年越來越多，少年們遇到的困難也越來 越多樣，因此，單純以個案工作的方式已經不夠。
並且，研究者在陪伴少年的過程中，雖然使用了助人技巧（例如單向的傾 聽、同理、面質…）幫助案主釐清狀態、讓案主心情平復，卻不一定能促使他 們靠自己站起來，事後修補而非事先預防的慣常工作模式，使得我們過度以問 題、病理的角度來看個案，如此不僅容易陷入問題當中，還容易使得社會工作 者無法掌握社會工作的根本，造成迷航的狀況（引自曾仁杰，2014，頁 186）。
過去我們習慣將少年看為受助者，不將少年視為有能力者；習慣要求少年只能 被動聽我們的建議，不教導少年與自己對話、自己做決定；習慣主動幫少年找 好所有資源，而不是帶少年去尋找資源；當我們不斷的給予少年一種「你只能 接受你的家庭長這樣」的信念，而非讓少年相信一切可以改變，恐怕未來只會 看到社會機構越來越多，但失功能家庭、不快樂的少年卻沒有減少；只會看見 高風險家庭對機構越來越依賴，而非看見高風險家庭具備該有的功能。
在舊案無法結案、新案又不斷湧入的狀態下，「一個個慢慢攻防」之方式 已不再夠用，「優勢團體工作」需要同時並行。如同遊覽車般一同上車、一同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下車，利用同儕的影響力將少年集結起來，透過成員間彼此陪伴，讓少年藉由 互相聆聽而豐富自己的經驗，藉由相互討論而反思自己的狀態，藉由彼此肯定 而促使生命的成長。透過團體的學習，不只能使少年更認識彼此，也能藉由同 伴的經歷來檢視自己，更能使在痛苦中的成員察覺到自己並非獨自一人，發現 有很多與自己相似的夥伴存在著。
研究者深信，將少年看為弱勢，總是無法激勵少年改變的動機，反而更讓
研究者深信，將少年看為弱勢，總是無法激勵少年改變的動機，反而更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