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臺灣能源政策與日本能源政策
第三節、 臺灣能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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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臺灣能源政策 一、 臺灣能源狀態
(一) 臺灣能源結構
在 1960 年代以前，臺灣主要能源供應以煤炭為主，在 1963 年，煤炭供應占 總能源的 60%以上，並且全都來自國產煤炭，以煤炭產業為首支撐各級產業發展，
惟當時國際油價低廉，加上國際間，各種機工具開始轉型為石油燃料為主要能源 來源，臺灣開始進口廉價且量足的石油，煤炭所占比重大幅滑落，以石油取而代 之，1967 年石油占臺灣能源來源的比重達到 43.9%，首度超越煤炭所占比重 42%，
自此，石油取代煤炭地位，成為臺灣主要能源來源，於 1977 年達到高峰 80%，
後續因兩次石油危機的刺激，加上後續石油價格居高不下，讓煤炭使用率止跌回 升，1984 年時石油與煤炭使用比重再次反轉，也在此同時，次年度(1985 年)核 能使用比重達到有史以來最高峰 52.4%。
我國 2017 年能源總消耗量約為 1.17 億公秉油當量，也隨著臺灣經濟成長逐 步穩定，社會開始追求能源的品質與穩定，2000 年前後，臺灣開始加速天然氣 在火力發電及能源總量中的比重，自 2009 年起用量大幅提升；統計從 1990 年開 始使用至 2018 年，30 年不到的時間，燃氣發電在能源結構中達到 38.6%，與燃 煤發電提供電量相當，成為臺灣電力結構中的主力，反觀核能發電占比為近 35 年來新低；自 2014 年底核一廠 1 號機大修、2016 年 5 月核二廠 2 號機大修，再 加上 2017 年 6 月因豪雨沖塌核一廠輸電鐵塔，迫使核一廠 2 號機停機，直至 2019 年 4 月 25 日，核一廠皆未能發電運轉，總總原因皆使 2017 年核能發電量驟降，
而核能發電造成的電力缺口主要由天然氣與煤炭補足。
(二) 臺灣能源問題
我國主要能源問題有三：高度仰賴化石性能源、孤島集中單向性電網，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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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和他國支援、高碳排放產品不利競爭與環境保護，換言之臺灣能源問題有著 高依賴性、高化石性能源及高碳排放等問題，加上在上述問題下，還反常的擁有 極低的電價供應，呈現出一個以化石燃料撐起的臺灣經濟，並且以低落的能源效 率方式使用，而缺乏長遠政策提高自有能源比例也一直都是臺灣國家發展最大的 風險，過去半個世紀以來，能源依賴率一直都是 97~99%，僅有少數水力發電及 廢棄物發電能算是自給自足，另外反觀臺灣的核能發電，不僅核燃料依賴外國進 口，技術及設備也完全仰賴他國，實不能算是自產能源。
面對全球的減碳、產業轉型、空汙治理轉型等三層壓力，臺灣能源的困境與 挑戰是個急需處理的問題，臺灣目前在各類產業的發展中已經達到轉換的臨界點，
從 1980 年代開始，因產業政策成功，帶動經濟起飛，為臺灣製造業打下基礎，
1990 年代，台商帶著技術與資金，西進大陸，延續代工製造業的優勢，取得市 場利基，帶動經濟榮景，然近二十年來，全球化的市場西方國家逐漸走向技術密 集的高科技產業，中國則享受了現行製造業的代工優勢，而臺灣卻喪失了各種開 闢新徑的機會。
當過去臺灣經濟發展起步的優勢：加工出口、代工製造的技術及商業模式無 法再得到優勢時，這些產業的習性卻沒有使臺灣的下一步進程得到更好的發展，
欠缺新的壓力根源，導致臺灣產業轉型怠惰(周桂田、林子倫，2016)；高耗能與 高污染的產業遲滯發展的情況下，也拖緩了核能產業與石化產業的轉型，整個產 業鏈面臨結構上的困境。
二、 臺灣近年能源政策轉型
臺灣能源發展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1968 年通過「臺灣地區能源發展原則」，
並在 1970 年透過此法成立「經濟部能源政策審議小組」，1973 年公布「臺灣地 區能源政策」，在第一次國際能源危機(1978 年)發生後(1979 年)第一次修訂「臺 灣地區能源政策」，其後每 5~6 年修訂一次，並同年度成立經濟部能源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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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斯灣戰爭發生時(1990 年)進行第三次「臺灣地區能源政策」修訂(林唐裕、
蔡欣欣，2010)。
臺灣能源轉型的政策則從 1998 年政府回應京都議定書，首次召開全國能源 會議開始，2001 年成立國家層級之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擬定經濟與社會藍 圖、2005 年召開第二次全國能源會議、2006 年召開全國永續經濟會議、2009 年 召開第三次全國能源會議、2009 年經濟部推動綠色經濟、《新能源產業旗艦計畫》
及《再生能源發展條例》、2010 年行政院推動「低碳經濟」、「低碳社會」發展藍 圖，並於 2011 年建構節能減碳行動方案、2011 年因應福島核災，行政院能源局 重新擬定，並於 2012 年頒佈《能源政策發展綱領》、2015 年召開第四次全國能 源會議並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於年底提出《國家自願減量承諾》，環 保署於 2017 年修正「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治辦法」台電應依空氣品質惡化 程度配合燃煤電廠降載，並以燃氣電廠補足，這也造成燃氣發電量開始提升並超 越燃煤發電量。
而發展時程可以分成三個部分(林唐裕、蔡欣欣，2010)：
(一) 經濟發展型能源政策階段(1998 年以前)：
此時期能源政策發展特色為支撐經濟成長為首要考量，以穩定能源、提 高能源效率、發展能源事業為主軸。
(二) 偏向永續發展型能源政策階段(1998~2004)：
此時期能源政策偏向永續發展，除穩定供應能源等上個階段的政策方針 外，增加兼顧環境永續能源政策。
(三) 永續能源政策階段(2005 年以後)：
自 2005 年起，全國能源會議具體行動方案皆已邁向永續能源政策階段，
各部會及產業推動皆朝向 3E(穩定、效率、潔淨)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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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十年來雖然政策發展規劃不斷朝著減碳及綠能的方向前進，但在實 質進程上並沒有明顯突破，在制度層面上，我國對於石化產業的補助從未間斷過，
根據國際能源總署統計，2013 年臺灣工業電價補貼高達新台幣 321.43 億元(台電，
2014)。這種能源補貼政策雖有助於增加臺灣產業競爭力，但長久以來已造成產 業缺乏創新動能，僅依賴補貼所造就優勢，維繫產業鏈生存。同時，政府為了繼 續穩定國內經濟避免產業外移，除了政策性的能源補貼外，同時也放寬對企業環 境管制的壓力，造成企業將環境成本外部化，使得製造研發端欠缺發展高質化產 品。
能源政策是蔡英文總統(民進黨)自 2016 年 5 月 20 日全面執政以來，最主要 推動的政策。但民眾對此政策報有質疑，不外乎是電價是否因發電模式改變而上 漲、提升綠能發電在電業結構中的比重是否會影響供電穩定及品質。對此，蔡政 府承諾，基本度數不漲價，確保用電公平；同時將留意物價指數波動、家戶負擔，
照顧民生用電需求、減少電價波動；對於用電大戶，不僅需要節電，同時也要減 少尖峰時間用電，提升電力供需穩定度，此外，政策性要求五大創新產業(亞洲 矽谷、智慧機械、綠能科技、生技醫藥、國防工業)中的「綠能科技」發展(周桂 田、張國輝，2017)，這樣的能源政策考量消費層面的節流省電，與國家產業發 展能源結構取向，改變過去不重視綠能產業的發展方式，促進臺灣經濟結構及能 源結構轉型，同時呼應國際間主流能源思維：能源民主化。擺脫過去傳統經濟低 效能、使用非再生能源、高耗材、利益高度集中、對環境高度破壞，及後續帶來 高度氣候變化的能源使用結構。
惟再生能源建設同樣面臨到分配正義問題，特別是對於設施附近居民的不利 影響及潛在風險，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苗栗苑裡「反瘋車」行動，居民抗議風力發 電機組架設在居住地區 250 公尺內，低頻噪音對居民造成生活品質上重大的影響；
另外，離岸風電機組架設於彰化外海，引起附近漁民的不滿，擔心風力發電機不 論是在工程期間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還是建設完成後，階段性清潔造成清潔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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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海中，破壞既有的漁業資源。
三、 臺灣能源轉型及能源經濟安全的角度
依我國新能源政策推動時程，依照經濟部規劃 2025 年時要將國內既有核能 電廠除役，規劃屆時的電力結構為天然氣占總發電量的 50%，煤炭與再生能源分 別占總發電量的 30%及 20%，在去除對於核能及降低對煤炭的依賴的情況下，
扮演銜接關鍵的天然氣與再生能源卻可能遭遇問題，以下分就天然氣與再生能源 發展分述如下：
(一) 天然氣
預估 2025 時，全國天然氣的需求量將達到 2,291 萬公噸/年，預估在 2025 年天然氣發電量達到 50%的情況下，臺灣需增加 8.9GW 天然氣發電裝置容量，
這個數字較核一到核四廠裝置容量加總還高，而臺灣天然氣接收站嚴重不足，對 於 2025 的目標，天然氣接收站至少還缺少 25%，惟原預定 2022 年完工之接氣站，
因環團擔心對海底藻礁造成影響，還須環境評估，完工時間還尚待評定。
再者，臺灣目前燃氣發電近四成(全球第 9)，遠高於全球平均 22%，甚至高 於使多自產天然氣國家，若將發電占比提升至 5 成，將會是全球第 4 高，僅次於 盧森堡、墨西哥與以色列。臺灣距天然氣產地遙遠，需靠低溫高壓運氣船運輸，
現有儲油槽也僅能儲存兩週用氣，夏日電高峰期，也只夠燒 7 天，大量運輸問題、
天然氣儲放設備不足問題、發電成本上升問題及半數發電仰賴外國進口能源等問 題都需研議與克服(賴品潔，2018)。
(二) 再生能源 1、 太陽能發電：
太陽能發電及風電是臺灣目前最主要的再生能源來源，對臺灣而言太陽 能發電最大的問題是土地面積不足，大面積的綠能土地越來越難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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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太陽能發電在尖峰時間的供電量在 20~30 萬千瓦，2018 年尖峰時 間供電量成長至 1200 萬千瓦，兩年間成長 4 倍，看似非常卓越的成長 幅度，但是在太陽能科技發展無法快速提高光電效率的前提下，在有限 綠能土地面積與降低補助低政策誘因的狀況下，我國太陽能發電成長速
2016 太陽能發電在尖峰時間的供電量在 20~30 萬千瓦，2018 年尖峰時 間供電量成長至 1200 萬千瓦，兩年間成長 4 倍，看似非常卓越的成長 幅度，但是在太陽能科技發展無法快速提高光電效率的前提下，在有限 綠能土地面積與降低補助低政策誘因的狀況下，我國太陽能發電成長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