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保障家庭照顧者老年經濟安全相關的基本權

第一項 生存權

對於無工作或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的家庭照顧者而言，其老年經濟安全 有可能涉及其生存權的保障，蓋此兩種類型的家庭照顧者，一係年輕時完 全無所得累積，以作為維持老年基本生活的經濟基礎，二係所得累積不足 以維持老年基本生存，若有此種情況，其生存權將有可能受到侵害。而生 存權係所有基本權利行使的基礎，更確切地說，為個人存在的前提，蓋一 個人若無以維生，其最低生理需求已無法得到滿足，何來有行使其他自由 的心力呢？因此國家保障人民的生存權，乃係其最根本的任務。

事實上每個國家都會有所謂的濟貧措施，可以說是最基本的社會福利 制度。在我國亦有社會救助法，由國家主要以提供金錢給付的方式，給符 合法定要件的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而其認定標準包含家庭總收入平均 及家庭財產兩部分，即為我國認定最低生存的標準。然這樣的標準是否符 合我國憲法保障人民生存權的要求，必須從生存權的內容與其功能分析。

我國憲法第 15 條規定，將生存權列為基本權利之一，其內容包括生 命的尊重與生活的延續。前者與生命權保障相關，而後者乃係指國家有維 持人民最低度合於人性尊嚴生活的任務⁹⁰，其所指向者乃人民水準之經濟

90 參李惠宗，憲法要義，元照，6 版，2012 年 9 月，頁 239；許育典，憲法，元照，4 版，

2010 年 8 月，頁 272。大法官於釋字第 476 號解釋中，將國家對生命剝奪的死刑制度，列為對憲 法第 15 條生存權的侵害手段(惟解釋結果是合憲)，可得知釋憲實務上，生命是生存權的保護領 域，然有認為生存權與生命權分屬兩種不同保護內涵，前者以後者為前提，其所強調者乃不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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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人民最基本生活之制度建制兩方面：前者乃指國家對於未達一定水 準收入者的扶助義務，然人民尚須透過立法所形成的主觀權利，始能向國 家請求，例如社會救助給付請求權，基本上不承認依生存權直接向國家請 求給付的權利，蓋此涉及國家財政與行政能力；後者則係指在各種法規中，

必須去注意人民基本生活的維持，例如強制執行法第 52 條規定，對於受 查封的債務人，應酌留其與共同生活親屬兩個月生活所需的物資⁹¹。

另外有指出生命權、基礎維生物資之請求權與合乎人性尊嚴之生存條 件為生存權的保護內涵。其中基礎維生物資之請求權，是屬憲法上的請求 權，蓋維繫生存是國家的核心任務，若因立法怠惰而未形成相關的法律，

人民不因此不得向國家主張，且國家亦不得拒絕保護。相對於此，合乎人 性尊嚴之生存條件，因範圍廣泛且須有國家積極作為以實現，故須透過立 法作用形成，包括與工作權結合對勞動條件的保障等⁹²。學說上對於生存 權內容的詮釋，似乎不那麼地一致，特別是聚焦於生存權是否有給付請求 權功能時。此功能通常與人民最低生存保障相連結，實質上其得請求的範 圍已受到相當限制。又學說上不承認的原因，最主要乃係國家資源分配的 問題與請求內容過於抽象。

人格尊嚴的最低基本生存條件，其性質為社會權(受益權)，且應以經濟學、生態學為考量因素，

而後者為自由權最核心的基本權，以生物學與生理學層面考量為主，參李震山，憲法未列舉之固 有權─生命、身體、尊嚴與人格，收於氏著，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未列舉權之保障為 中心，元照，2007 年 9 月，頁 102。

91 參李惠宗，憲法要義，元照，6 版，2012 年 9 月，頁 248

92 參蔡維音，社會國之法理基礎，正典，2001 年，頁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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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有文獻已嘗試提出可能克服此疑慮的論述：在此先區分成憲法政 策與憲法解釋兩種方向。在憲法政策面，假如制憲者有意在憲法中制定具 有給付請求權功能的基本權，不論其是否會造成資源分配的僵化或不當，

或是將此權限交由司法權決定，然都不應忽略制憲者的決定。再者，規定 內容具體與否，本係難以判斷的問題，且憲法規定通常比較抽象，蓋過於 具體將壓縮立法決策空間，且抽象較能保留彈性以適應社會變遷所帶來的 問題。又法律規定本身不因過於抽象而失去權利資格，授權主管機關得訂 立相關規定，乃係考量到法律規定本身不夠具體的緣故。然一般並不因此 否認其主觀權利，憲法規定為何反而要從嚴認定？⁹³

在憲法解釋面，若肯定憲法規範具有拘束國家權力的效力，特別是社 會憲法的規定，必然會導致違憲審查機關其權限擴張，且我國違憲審查制 度包括抽象法規審查，故該機關所作出的決定，即有指導立法者的作用，

而宣告一個法規違憲多少涉及國家資源的分配，這樣的權限擴張本來即為 當代憲政權限的分配架構。再者，立法預算權審查的權限固然應受尊重，

然非不得受到限制，而人民給付請求權存在與否，兩者間是不同法律原則 間的衡量問題⁹⁴，因此生存權具有給付請求的功能，原則上應該是被承認，

且得為人民聲請違憲審查的依據。

本文認為生存權的給付請求權功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蓋生存乃身為 人的基礎，沒有人即沒有國家，因此當人民生存權受到威脅之際，若因國

93 參張桐銳，論憲法上之最低生存保障請求權，政大法學評論，第 123 期，2011 年 10 月，

頁 142-143。

94 參張桐銳，論憲法上之最低生存保障請求權，政大法學評論，第 123 期，2011 年 10 月，

頁 14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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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未以法律賦予其請求扶助的權利，而否認其向國家請求的可能性，豈不 逐漸侵蝕國家根本？況且民主國的國民主權原則，其中心思想乃國家權力 係由人民所授權，據此藉由人民授權給制憲者，將其意志體現於憲法中，

國家各種組織依憲法而取得權限。

然另一方面，人民對自己的生存保障，除了有憲法第 15 條生存權規 定展現外，在基本國策中，第 155 條後段亦規定國家扶助弱勢的任務。憲 法已不斷提醒生存保障的重要性，之後在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8 項規 定中，明文規定社會救助預算應優先編列，清楚地宣示國家資源在保障人 民最低生存的範圍內，其享有使用的優先性，故不論是由國家發動保護或 由人民向國家請求，國家不得以資源分配問題而拒絕或提供不足的保護，

否則與人民意志相違背。然在已有社會救助法等具體保障生存權的法律權 利的情況下，人民仍應優先以此作為向國家主張的依據，而違憲審查應以 此些規定為釋憲客體，例如是否有國家保護不足的問題，即保護義務功能 的檢驗，或係依據平等原則所衍生分享權主張，不應貿然以給付請求權向 國家請求扶助。

再者，雖我國目前已有與生存權保障相關的法制度，惟是否符合我國 生存權保障的要求，則須進一步討論。在此所探討者乃最低生存保障其標 準為何，此標準將拘束國家權力的行使，特別是立法者的形成空間，即作 為檢視法律的標準。對此大法官釋字第 280 號與第 422 號解釋，曾經有提 及此標準，例如釋字第 280 號解釋理由書提到：「…若其全部退休金及保 險養老給付之優惠存款每月所生利息，不能維持退休公教人員生活，例如 低於委任一職等一級公務人員月俸額者，尚難認為已足以保障其退休後之 基本生活，其再任上述約僱員工．所得不多，僅係彌補性質，自不應一律 停止其優惠存款，此與非基層人員退休，或再任由公庫支給報酬之非約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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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不同，不能相提並論。…」，據此大法官以低於委任一職等一級公務 人員月俸額，作為能否維持退休基本生活的標準，即至少確立人民若每個 月的所得低於此金額時，應係國家立法保障的對象，然必須注意者，本解 釋的審查依據為憲法第 83 條規定，即國家機關對於公務人員退休與養老 有照顧的任務，因此是否能解釋為於此情況人民的生存權將受到侵害，或 社會救助標準低於此標準時，人民將有主張憲法上給付請求權的可能，都 是有討論的空間。

而釋字第 422 號解釋理由書則係提及：「…關於承租人之收益與生活 費用之審核標準，定為以耕地租約期滿前一年，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 一戶內之直系血親綜點所得總額與全年生活費為準，生活費用之計算標準 則準用臺灣省（台北市、高雄市）辦理役種區劃現行最低生活費支出標準 金額計算審核表（原役種區劃適用生活標準表）中所列最低生活費支出標 準金額之規定，以固定不變之金額標準，推計承租人之生活費用，而未就 不同地域物價水準之差異作考量，亦未斟酌各別農家具體收支情形或其他 特殊狀況，諸如必要之醫療及保險相關費用之支出等實際所生困窘狀況，

自難謂為切近實際，有失合理，與憲法保護農民之意旨不符，…」。

相對於釋字第 280 號解釋的「具體」標準，本號解釋不但以憲法第 15 條生存權為審查依據，且似乎嘗試提出最低生活費的「抽象」衡量標準。

第一考量因素為地域間物價水準，第二為各別農家的具體情況，第三則係 其他的特殊情況。有認為前者係指憲法對最低生存保障，除了生理需求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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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外，尚包括經濟社會環境因素的考量，而後兩者則為核實原則的論述⁹⁵。 而學說上則有認為基礎生存所需的具體內容，界定上十分困難，蓋此涉及

足外，尚包括經濟社會環境因素的考量，而後兩者則為核實原則的論述⁹⁵。 而學說上則有認為基礎生存所需的具體內容，界定上十分困難，蓋此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