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觀眾的接收與解讀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第二節 觀眾的接收與解讀
本研究為何要從接收分析角度，來探討《人間菩提》節目？可從閱聽人觀 念之演變、「再現」意義與「敘事」三方面來說明。
壹、 「閱聽人」概念
以「閱聽人」概念之發展來說，原指聚集在特定地點的一群人；以參與人 數看來，人數雖少，但卻可以和表演者，有較高互動，也代表閱聽人主動性提高 了，這是由表演場地來定義「閱聽人」。隨著大眾媒介與科技進展，慢慢演變出 更具規模、分散、獨立與個人化之「閱聽人」定義（McQuail, 1997）。
回顧過去有關閱聽人之相關研究，從三〇、四〇年代「媒介效果萬能論」
中，描述應聲倒地的閱聽人概念；過渡到五〇年代，閱聽人的角色變成「可以選 擇」、「部分主動」；1970 年代「使用與滿足」理論出現後，閱聽人之定位較 以往更積極，但仍未盡周詳。
「使用與滿足」理論主要關心的是閱聽人之媒介選擇、接收與反應方式，
其主要假設是受眾在所提供的管道內，進行自覺性、有目的地選擇；另一個立場 是，只有閱聽人自身才能知道傳媒經驗的意義（McQuail, 1994／彭邦順譯，1997:
471）。但是，「使用與滿足」理論在某種程度，忽略了閱聽人解讀媒介內容意 義上，具有多元主動性，且和其個人經驗、生活方式與社會情境有關。
美國學者 Lindlof（1991）從質化分析角度，將閱聽人研究分為五大方向：
社會現象學派、傳播規則理論、文化研究、接收分析與女性主義研究。北歐學者 Jensen 與 Rosengren（1990）則將閱聽人研究分為五個派別，分別是效果研究、
使用與滿足、文學研究、文化批評與接收分析。傳播學者Hoijer（1990）也將接 收分析分為三大派別，包括文化研究（Ang, 1985; Morley, 1980）、社會心理學
（Liebes & Katz, 1986）與認知心理學（Hoijer, 1990）。不論在質化或量化研究 領域，「接收分析」均佔有一席之地。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既然閱聽人研究已是傳播領域中的重要方向，但多半研究仍只針對商業頻 道作研究與解讀。觀察國內宗教傳播相關研究，僅有陳延昇（2000）和畢盈（2001）
等幾位之研究而已。且上述兩個研究，是以整個宗教頻道為對象；在臺灣，幾乎 沒有針對個別單一本土宗教節目進行深入研究之案例。
以陳延昇（2000）對當時臺灣五家宗教頻道內容（慈濟大愛、佛光衛視、
法界弘法、好消息、佛教衛星）進行節目分類，共分成十三種類型：宗教儀式節 目、宗教講座節目、宗教生活與宗教資訊節目、新聞性節目、社教文化節目、兒 童卡通節目、健康醫療節目、家庭、生活、資訊節目、戲劇節目、娛樂性節目、
談話性節目；並將前四者歸類為宗教節目、其餘則歸為非宗教類節目。這種分類 方式，並不適用以歸類本研究之標的《人間菩提》。因為上述研究只是針對各 家宗教頻道之節目表，進行名稱上之比對，某些類目形式分界模糊不清，也少了 內容分類層次。所以，就形式而言，《人間菩提》或許該歸屬於宗教節目；但從 內容分類看來，《人間菩提》包含了「紀實性」與「教育性」雙重特質，其宗教 色彩並不濃厚。
綜上所述，本研究獨立剖析閱聽人意義，就是希望進一步思考閱聽者在傳 播中日益突顯之重要性。本研究企圖瞭解觀眾如何解讀與詮釋《人間菩提》內容；
並試想結合文化和認知心理層面，觀察觀眾主動接收訊息時，如何受到文本和個 人認知之交互影響。
貳、 再現
人是社會的產物，我們所處的世界，其真實性都是由社會所建構，也是由 人們的感知所建立出來，它的真實意義是被框限的，亦即經由社會互動，將社會 的意義具體化成為慣例和規則，成為人們生活中的指導方針（張淑綺，2000）。
以「再現」觀點看各種社會意義，套用哲學說法，「再現」強調表意系統
（signifying system）之運作過程。「再現」包括「選擇」和「建構」兩部分，
也就是提供資訊，形塑人們對世界的觀感。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只是，「再現」過程經歷「選擇」和「建構」，某種程度也是所謂的「框 架」（framing），Entman（1993）提出傳播過程中的四種「框架」：
一、傳播者：不論其知覺與否，以其本身之框架，或者基模，判斷要「說 什麼」，以表達其信念。
二、內容：運用關鍵字、常見詞彙、訊息來源或譬喻，以強化該例證或其 判斷。
三、接收者：受眾的思考與反應，有時會回饋到傳播者的框架與意圖上。
四、文化：一般框架的組合，也就是社會對一般事物的認知，存在於多數 人的想法中。
不管是人際間或非人際間傳播，都包含意義的產生和轉換過程，就是要再 現某種概念，以建構接受者對世界的觀感。將以上「再現」過程中之「框架」影 響，套用於《人間菩提》節目，證嚴法師藉由長時間種種慈濟理念的實踐，用語 言建構其論述，將外在具體人事物反映呈現出來；並將「人間佛教」理念，藉時 事新聞或社會重要事件，再現「菩薩人間化、佛法生活化」概念。
《人間菩提》此節目最大特點就是落入不同層面的社會關懷，所有想述說 的社會服務與宗教概念，皆透過語言、符號，進行「再現」。只是，傳播過程還 牽涉接收訊息者背後之個人信仰、認知的成長等，這些皆與認知密切相關，亦可 藉個人對觀念的瞭解與價值觀的執行而展現出來（Fowler, 1984）。當然，媒體 再現亦有其立場和詮釋，故應一併將《人間菩提》以再現概念，進行較深入分析。
參、 敘事
「再現」包括「立場」和「詮釋」；「敘事」則指說故事，為詮釋方式之 一。人類本來就是說故事的動物，生活中處處可見到敘事體的形式，不管是小說，
電影、電視、演講、新聞等等。近年來，敘事體研究已廣泛受到注意，舉凡生物 學、社會學、心理學、文學、神學等領域，皆可運用敘事體研究，進一步說明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類的基本生活（Rowland, 1989）。
Thompson（1998）認為敘事和記憶有關，人類的記憶形塑了敘事內容和形 式，敘事也直接建立人們的記憶。所以，敘事被認為是人類正常生活基本之內容 和形式，人們每天藉著相互說一些故事，聽一些故事，累積出重要的文化經驗。
從認知心理學觀點看主動閱聽人發展趨勢，閱聽人對訊息的處理具有兩種 能力：一種是選擇、過濾及保存資訊的功能；另一種是詮釋資訊的功能。不同的 閱聽人，即使對於相同訊息內容，也可能出現不同反應。所以，如果將傳播視為 說服過程，閱聽人個人特質，如人口變項、想像力、自我評價等，都會影響媒介 訊息之說服效果（Hovland, Janism & Kelly, 1953）。
以觀眾立場看來，社會各階層間因為象徵性或文化上的差異，有其不同的
「生活方式」，此種差異性，某種程度影響了觀眾收視過程中的反應。Parkin
（1972）曾將觀眾反應，依據不同階級的差距，劃分為三種不同的意義系統──
支配型（dominant system）、從屬型（subordinate system）、急進型（radical system）。 但除開觀眾本身的背景因素，某些社會學家發現，電視這種大眾文化，有一種「預 期式社會化」作用，讓人們有可能進一步學習那些他們在螢幕中閱聽到的觀點或 行為（Fiske & Hartley, 1978／鄭明樁譯，1993）。
再加上，電視是一種說話的媒體，且是一種著重視覺說明的談論，所以，
電視風格經常是和觀眾「對話」。Scannell（1991）曾說，像是播報員、談話節 目主持人及其他許多在電視中出現的人物，他們直接面對攝影機，使得看電視的 觀眾以為這些螢幕人物，正和他們進行一種親切、直接的私人對話。Fairclough
（1995 ） 也 提 出 一 項 觀 點 ， 認 為 電 視 可 以 造 就 公 共 論 說 表 達 的 對 談 化
（conversationalization）。
將閱聽人情緒與思考納入考量，《人間菩提》盡量運用時事與社會服務的 概念，貼近民眾日常生活。節目中聲音及影像效果，有其傳播上所謂的「顧問」
角色，讓觀眾目睹善行的發生（透過影片），更增說服力，也有可能引起不同層 面之迴響與共鳴（蘇蘅譯，199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肆、 小結
在臺灣民眾宗教信仰態度越趨主動的情形下，研究者打算從主動閱聽人觀 點出發，探討《人間菩提》之接收與解讀，此過程必然會牽扯到觀眾反應。本研 究關心個人反思信仰之發展，《人間菩提》具有宗教訊息中之說服與說故事形式，
配以紀錄式影片，是否會影響證嚴法師開示的效果，引發研究者高度興趣。尤其，
接收分析理論視閱聽人為意義的生產者（van Zoonen／張錦華、劉容玫譯，
2001），研究者想嘗試瞭解《人間菩提》觀眾究竟如何接收和解讀訊息？個人的 解讀與其日常生活有何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