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畫行為理論架構之適用性

一、以計畫行為理論探究選擇透析方式意圖

本研究首先以階層迴歸分析控制人口學變項、知識與負向情緒等變項後，研究結果指出 TPB 主要變項（差異態度、差異主觀規範及差異知覺行為控制）可對慢性腎臟病患選擇透析治 療方式之選擇意圖顯著增加量 35.1%影響力（請見表 6-1-5）；控制人口變項、知識與負向情 緒與計畫行為理論主要變項等變項後，研究結果顯示差異行為意圖仍可對慢性腎臟病患選擇透 析治療方式之選擇意圖顯著增加量 7%影響力（請見表 6-1-5）。上述研究結果顯示計畫行為理 論對於瞭解 CKD 患者選擇透析治療方式之選擇意圖，是為有效的參考架構。

二、採用計畫行為理論變項差異值之優勢

透過複迴歸分析，以計畫行為理論中主要變項的差異值：差異態度、差異主觀規範、差異 知覺行為控制可解釋差異行為意圖 62.5%之變異量（請見表 6-3-2）。相較之下，單以選擇血液

透析之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僅可解釋行為意圖（選擇血液透析）31.8%之變異量（請 見表 6-3-4），以選擇腹膜透析之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僅可解釋行為意圖（選擇腹膜 透析）35.2%之變異量（請見表 6-3-6）。結果顯示以選擇行為中計畫行為理論變項之差異值預 測選擇意圖，較分別以單一行為的計畫行為理論變項預測行為意圖有較高的解釋量。本研究結 果支持運用理性行動理論或計劃行為理論解釋選擇性行為的合理性 (Ajzen & Fishbein, 1980;

Shepherd, 1992; Sperber 等, 1980; 劉苑菁，2008)。

三、與研究預期不一致之處

本研究結果顯示選擇意圖與其他研究變項（差別行為意圖、差異態度、差意主觀規範、差 意知覺行為控制、知識、負向情緒）皆呈顯著相關（請見表 6-1-4），此結果與過去國內外以計 畫行為理論差異值預測選擇意圖之研究 (Ajzen & Fishbein, 1980; Sperber 等, 1980; 劉苑菁，

2008) 結果一致。但本研究中，TPB 模式內變項差異主觀規範無法如預期顯著預測差異行為意 圖；而額外兩變項知識、負向情緒亦無法顯著預測差異態度，以下將就此兩部分探討可能原因。

（一）、差異主觀規範無法預測差異行為意圖

雖然本研究顯示計畫行為理論為預測 CKD 病患選擇透析治療方式意圖之有效模式，但其 中差異主觀規範無法預測差異行為意圖與選擇意圖。與過去以計畫行為理論探討慢性腎臟病患 者者之研究相對照發現，探討慢性腎臟病患者之遵從醫囑行為（服用免疫抑制藥物）行為 (Chisholm 等, 2007)、在閒暇時間運動的行為 (Eng & Martin Ginis, 2007)，以及探討血液透析 患者遵守飲食及水限制行為 (Fincham 等, 2008)，等研究皆顯示主觀規範無法顯著預測行為意 圖。而透過後設分析研究也顯示，主觀規範是計畫行為理論變項當中影響力最弱的變項 (Armitage & Conner, 2001)。

分析差異主觀規範無法預測差異行為意圖與選擇意圖的原因：1.從統計的角度來看，可能 因為主觀規範與態度、知覺行為控制間的相關太強，以致當三者共同預測意圖時，主觀規範的 解釋力因此被削弱 (Hagger, Chatzisarantis, & Biddle, 2002)。2.另一原因可能在本研究實際執行 的情況中，由於研究對象皆為具有自有選擇權力、能力之 CKD 病患，其主治醫師通常僅止於

說明、分析兩種透析治療方式的執行方式、差異，不會特別給予其建議選擇何種透析治療方式 較佳，故病患於此感受到的他人期望自己選擇其中一種治療方式之社會壓力較低。

(二)、知識與負向情緒無法預測差異態度

本研究以路徑分析發現，知識、負向情緒皆無法顯著預測計畫行為理論中的差異態度變項。

目前針對知識、負向情緒與 TPB 架構間的關係仍未有定論。Fishbein、Ajzen (2010) 認為知識 因素在計畫行為理論架構中的影響較小，也從實徵研究發現知識變項不能穩定一致的預測計畫 行為理論變項 (Ajzen 等, 2011)。Manning、Bettencourt (2011)發現憂鬱症狀可預測態度、主觀 規範、知覺行為控制，亦可預測乳癌生存者的求醫意圖，當憂鬱症狀越嚴重時其態度、主觀規 範、知覺行為控制及求醫意圖越負向。Wolff、Nordin、Brun、Berglund 和 Kvale (2011)則發現 預期情緒（anticipated affect）毋須透過 TPB 變項可直接影響意圖及行為。

而本研究中知識與負向情緒無法預測差異態度的主要原因，研究者認為可能因為本研究所 使用之慢性腎臟病知識問卷包含廣泛慢性腎臟病相關知識；以及個案填答之醫院焦慮憂鬱問卷 為過去一週內的一般性的情緒狀態，非特定於支持接受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相關優缺點之知識 及其可能引發的情緒狀態，故可能因此與態度的連結性較弱 (Ajzen 等, 2011)。另外，Fishbein、

Ajzen (2010) 整理過去研究指出當情緒較負向時，對於事物的評價態度也可能越低、越負面，

但是在本研究中所使用的測量尺度為變項間的差異值：差異態度變項為對於血液透析變項、腹 膜透析變項態度間的差異值，分數為正且越高表示對血液透析態度越正向，分數為負且越低則 代表對腹膜透析態度越正向，無法呈現對單一行為之正負向結果評價，也可能是情緒無法顯著 預測差異態度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