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畫評估之意涵與理論

過去，在企業贊助並不普遍的情形下，國內的藝術工作者與藝術活動主要 仰賴政府政策性補貼，即便是以英美日這些企業贊助藝術的風氣雖較為風行的 國家來看，政府介入藝術補助的現象依然普遍，政府藉由政策鼓勵企業贊助的 現象也屬常見。國藝會做為政府政策衍生的機構，擔任媒合企業與藝文活動的 平台角色，所執行的每一個藝企合作計畫，其成效與政府政策及企業贊助動機 均息息相關。在每一個發展階段上，政府政策在藝術獎助領域中扮演不同的角 色，功能亦不相同，本研究以政府在藝文補助的角色變化上進行分析。此外，

在藝術與企業合作的發展上，也將回顧美國、英國及日本的經驗與現況與台灣 作一比較。

一、政府作為填補企業贊助缺乏之角色

過去，由於民間贊助藝文的風氣一直沒有顯著的擴展，因此國內的文化藝 術工作者及文化藝術活動，主要還是仰賴政府政策的支持與資金的補助。

當政府角色的出現，是為了彌補市場機制與私人贊助的匱缺時，其在實質 上卻未見得能夠完成這個理想，一方面，當藉由公共資源作為藝術補助的資金 時，其實很難排除社會中不同觀點之間的爭論，包括為什麼要去補助一些大眾 無法欣賞的藝術創作或活動，以及補助機制裡面的分配方式與分配標準是否公 平；另一面，政府必須關注的公共領域與日俱增，不斷擴大的財政負擔也導致

15

政府無法在藝術補助這類並不攸關民生的領域，持續提高資源的挹注，而在經 濟疲弱的時空環境下，將更突顯出政府的侷限性。

二、國藝會之屬性與定位

由於在政府的文化預算中，藝文補助所佔的比例並不高，因此才在 1996 年 成立了國藝會，專職於獎補助藝文領域，除了希望提供給藝文界長期而穩定的 資源之外，也免除民意代表不時以「民意」為由，而持續向政府文化部門施加 壓力或關說（蘇昭英，2001）

在蘇昭英(2001)針對戰後台灣文化政策發展的研究中曾以國藝會為例，說 明文化、政治與行政三者之間的複雜關係，蘇昭英認為，國藝會的成立曾經歷 過文建會的催生與立法院的辯論支持，最終得以龐大國家預算以及包括政府、

民間人士共 21 名董事為基礎而成立，雖然其以民間法人身分設立，根據「國家 文化藝術基金會設置條例」第 8 條規定，國藝會的董事組成中，董事長的任命 權仍在行政部門，因此可視為是政務官的一種。國藝會這類由政府捐助成立的 財團法人，其時更接近政府行政機關的角色，同時，在「文化藝術獎助條例」

第 27 條中亦規定捐贈國藝會是同捐贈政府，得享有高於捐贈民間財團法人的租 稅優惠，更加深國藝會為政府組織之一的理由。

由於具備了這樣的特殊性，使得國藝會在對企業進行勸募時，會較一般民 間藝文機關更具優勢。在與國藝會合作的企業主考量中，即包括認為國藝會為 藝文領域之專業評選機構(秦雅君，2007)，以及認為受到國藝會支援的計畫，能 提供企業較大的信心參與(秦雅君、蘇怡如，2007)。

三、政策評估的意涵

公共政策領域，政策評估一直是被傳統政策科學研究者視為極為重要的研 究領域。公共政策推動的成效與影響，也只有透過評估才得以證實。一般而言，

學者對於政策評估的定義基本上是大同小異。E. S. Quade 認為，政策評估是針 對政策活動與其成效進行價值判斷，並認為評估活動屬於政策分析的過程之一，

屬於一種價值的過程分析 (1978: 221-226)，Peter H. Rossi and Howard E. Freeman 指有系統地運用社會科學方法與程序，評估公共計畫或方案的概念化、設計、

執行與效用，以檢視資源分配的妥適性與合理性。他們歸納政策評估包括下列 意涵(2003: 20-22)：第一，政策評估的標的為足以影響社會發展的公共政策、計 畫、方案或行政作業，私人部門的計畫不包括在範圍內；第二，政策評估係採

16

取多元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一為量化方法，如迴歸分析、民意調查、時間序 列分析等，另一為質化方法，如專家判斷法、實地實驗(或田野調查工作)等；

第三，政策評估的參與者包括官方評估人員，如行政機構、國會；非官方的評 估人員則包括利益團體、學者專家及政策利害關係人等。

此外，根據 William Dunn 的觀點，政策評估至少具有四項特質(2002:

404-405)：第一，以價值為評估焦點：政策評估除評估政策目標的適當性與合理 性外，亦必須提出政策計畫對於社會整體發展的價值與貢獻。第二，價值與事 實相互依賴：政策評估對於政策計畫的價值判斷，必須以事實資料作為基礎，

因此，從事政策評估必須注意價值與事實之間的相互關係。第三，目前與過去 的導向：政策評估必須兼顧政策當前的發展狀況，以及過去的發展經驗。第四，

價值的雙重性：政策評估必須兼顧內在價值目標與外在價值目標。惟部分學者 認為政策評估的結果在應用上經常發生問題，因為評估研究報告往往未受決策 者或管理者的重視或使用，而將之束諸高閣，甚至因而影響決策者、執行者、

使用者與評估者之間的關係與共識。因此，提出強調「以使用為導向的」

(utilization-focused)政策評估，認為評估除應具有四個相互關聯的條件，以構成 應用導向(use-oriented)的評估內容(1997: 21-23)：有系統的蒐集計畫的相關資訊；

評估主題可能的所有範圍；不同的判斷與應用外；應增加由使用者目的的觀點 進行評估。

四、政策評估的類型

由於學者對於政策評估分類標準與強調的重點不同，至今並沒有統一的劃 分觀點，有關評估類型的觀點亦顯得相當紛歧。首先，政策學者常將評估研究 依政策實施階段分成三種型態，包括：預評估、執行評估與結果評估(林鍾沂，

1994；李允傑、丘昌泰，2004 )

第一，預評估(pre-evaluation)，係指政策或計畫尚未執行之前所進行的評估，

亦即對於政策或計畫規劃階段進行評估，以瞭解該項政策或計畫的預期影響和 預期效益，以便在政策或方案真正執行之前修正計畫內容，使資源得到適當的 分配，其又分為規劃評估及可評估性評估。其中可評估性評估概念，最初提出 者為美國「都市計畫研究中心」(The Urban Institute)的研究學者，其係指在結果 評估或影響評估之前，先建立全面性結果評估的基礎，以產生有利績效或成果

17

的資訊，並再澄清政策目標、目的和假設，以建立未來結果或影響評估的標準 (林鍾沂，1994)。

第二，執行評估(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其探討政策或計畫執行過程的 內部動態，以瞭解政策或計畫如何配合以達到政策目標，並掌握政策或計畫在 執行過程上的缺失，而依計畫監測的重點不同，可分為過程評估及傳送系統評 估；過程評估的概念，其係相對於結果或影響評估的概念，著重於瞭解政策或 計畫是否依照原先規劃的進度與目標進行，主要在瞭解政策執行的動態過程及 可行性，著重於探討影響政策或計畫執行成敗的因素探討(林鍾沂，1994；李允 傑、丘昌泰，1999 )。

第三，結果或成果評估(outcome evaluation)，即針對政策的內容，先設定具 體指標，再運用一般行政計畫評估標準，如效率、效能和回應性等來評估政策 或計畫的績效(柯三吉，1993)。這是評估研究的主體，因為政府的政策或計畫，

也唯有在執行完畢之後才會有結果，民眾及學者專家也才可以依據政策結果判 斷該政策的績效與政府的生產力，由於政策結果有些是屬於無形的政策影響，

有些是屬於有形的政策效益及效能，可將結果評估再區分為效益評估及影響評 估(Rossi and Freeman, 1993 ；柯三吉，1993 ；李允傑、丘昌泰，2003 )。另外，

吳定(2002)指出政策結果評估應從兩個層面來檢討與監測政策成效。其一是「政 策產出」(policy outputs)，另一個是政策影響(policy impacts or outcome)。前者是 評估標的人口或團體因為政策執行而得到的短期、具體、可衡量的貨品、服務 或資源。後者則是衡量不具體、抽象行為上、態度上的改變狀況。本研究依前 述分類，屬於對於地方產業相關輔導計畫的執行評估與結果評估，且包含對於 目標設定的評估。

五、政策評估的標準

對於政策或方案評估的觀點認為應以利害相關人的利 益為著眼點，同時建 立客觀的評估標準，亦即對於評估一般標準的看法，可歸納六項標準可做為政 策或方案共同評估標準。第一，效率是指政策產出與使用成本間的關係。第二，

效能是指政策方案達成預期結果或影響的程度。第三，充分是指政策方案執行 後，消除問題的程度或是滿足問題的需要或機會的程度。第四，公平係指資源、

成本或利益是否公平分配於不同標的團體。第五，回應是指方案或計畫是否能 滿足特定團體的需求、偏好或是價值的程度。第六，適當是指一個方案或計畫

18

能夠同時滿足效率、效能、充分、公平與回應等五項標準(吳定，2002；丘昌泰，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