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六朝文人的「遊戲」心態
第一節、 「詩歌」與「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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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六朝文人的「遊戲」心態
劉勰《文心雕龍•時序》云：「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1這正指出 了文學創作與時代風氣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不過一種特殊文化的盛行，不會只 有單向的影響，而應是在其內在創作者的心態與外在的時代風氣，甚至是傳統文 化的積澱，幾種因素不斷的交互作用下，逐步形成。2因此，底下將以這幾種內、
外在的因素為論述基礎，分點論述。以了解這種帶有「遊戲」性質的詩歌，之所 以會於六朝時期大量產生，與當時文人的「遊戲」心態和時代風氣有相當密切的 關聯。
第一節、「詩歌」與「遊戲」
詩歌可不可以當成一種「遊戲」？或是能不能在詩歌中摻入「遊戲」的性質
？在中國古典詩相關的批評論述中，這類觀念很難被認同。因為在漢代儒家詩學 的影響下，後代文人莫不以「情志」作為詩歌最高的價值標準。3即使是發展出
「緣情」觀念的六朝，也以個人真實情感的流露為核心價值。所以視詩歌為「遊 戲」之論，不僅難以為文人接受，甚至還認為是「詩道之下流，學人之大戒」（
胡應麟《詩藪》之語）。雖然在古典詩歌的理論建構及批評上，文人多強力抨擊 以詩為「遊戲」的觀念，但自六朝之後，大量產生的實際作品中，帶有遊戲性質 的詩歌卻又屢見不鮮。這種看似矛盾的情形，其實並不全然是兩種詩歌價值觀的
1 【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民國87年9月28日初版 三刷），頁816。
2 蔡英俊〈「擬古」與「用事」：試論六朝文學現象中「經驗」的借代與解釋〉：「一個時代所顯 現的知識的內容與性質其實是與當時的社會政治文化等因素有密切的關係，而所謂的『社會政治 文化等因素』則可以指社會地位、階級、生產方式、權力結構，甚至於競爭、流動等『社會過程
』，也可以指價值觀、時代思潮、民族精神或文化心態等『文化結構』。」收入《文學、文化與世 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頁87。
3 顏崑陽〈從〈詩大序〉論儒系詩學的「體用」觀〉：「儒系詩學發展到了漢代，以〈詩大序〉
為總結，的確已在詩『體』的構成要素上，明確的建立『情志融合』的觀念。」收入《第四屆漢 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05年5月），頁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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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反而可能是緣於文人著重的層面不同。
以「情志」為詩歌終極價值的論述，是以詩歌為主體，認為詩歌的本質就是 用來表現人類的情志，離開了「情志」就不是值得讚賞、甚至不是值得閱讀的詩 歌﹔「遊戲性」的詩歌則是以「遊戲」為主體，所重的是「遊戲」所帶來的愉悅 效果。遊戲者在過程中遵循詩歌創作的限制與規範，如同遵循其他遊戲的規則，
然後透過完成目標以獲得趣味。詩歌在這裡僅是一種用以娛樂的工具。即使不用 詩歌，文人仍舊還有許多足以進行「遊戲」的工具。由於著重的層面不同，兩者 自然可以同時存在於同一文人的觀念中。也因此才會產生許多在詩歌理論上明顯 認同「情志」的本質觀的文人，在實際作品中卻常寫出帶有「遊戲」性質的詩歌
。例如：認為文學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典論•論文》語）4的曹丕
，卻也有著「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文心雕龍•明詩》語）5的 作品。因此，中國古典詩歌中的「遊戲性」，尤其是六朝時期，很少涉及到本質 論或起源論的理論範圍，而多是作為一種在宴席上，引以為樂的工具或一較長短 的技藝。若是從文學或詩歌的「遊戲起源論」，或是引用西方對於詩歌與遊戲之 間的關聯性理論，來直接談論中國古典詩歌的「遊戲性」，反而容易忽略這種特 殊現象，也較難理解六朝之後的詩人，如何在「情志」的價值觀與「遊戲」的工 具性中游移。
這類帶有「遊戲性」的詩歌，從文字內容以及創作動機來區分的話，大致可 以分為三種：
第一種是文字表面看似具有「情志」，但在創作動機上卻帶有「遊戲」性質
。例如：曹丕、曹植的〈代劉勳妻王氏雜詩〉。然而，要脫離文字表面所呈現的 意義，而認定作品具有「遊戲」性質，往往必須有充分的史料佐證其創作動機，
否則極容易流為自說自話的推測。因此，有一些詩作，雖然其創作動機應該具有
4 參見【南朝梁】昭明太子、【唐】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87年12月 初版十三刷），頁734。
5 參見【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頁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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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性質，但因為並無確切的資料可為證明，所以不容易說服他人。例如：
王康琚的〈反招隱詩〉6非常有名，研究六朝隱逸議題的學者，皆會引用此詩來 論述六朝的隱逸思想，但往往都忽略了王康琚還有一首〈招隱詩〉7。由於這二 首詩的立場完全相反，就不得不令我們懷疑，這兩首詩是否可能為了「遊戲」而 寫？抑或是在練習正反思辨時，所產生的作品？雖然這些推測亦屬合理，但畢竟 缺乏直接的證據，所以仍有其他的可能。因此，這類僅能憑藉推測作為論斷其創 作動機的詩作，本文就不予以討論。
第二種是文字或形式看似為遊戲之作，但就創作動機而言，卻具有嚴肅的心 態。這類作品實際上可算是詩歌「情志」傳統下的一種變體。作者透過近似〈滑 稽列傳〉中的諷刺手法，使詩歌在充滿詼諧、荒誕或有趣的內容中，含有深切的 寓意。例如：孫皓〈爾汝歌〉、鮑照〈數名詩〉皆屬於此類。
第三種則是無論從文字表面或創作動機來看，都是純粹屬於「遊戲」的詩作
。這類作品在南朝時期尤其盛行。由鍾嶸所言「詩之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
，殆均博弈」等語觀察，詩歌發展至此時期，被視為一種技藝已是常態。詩歌既 是一種技藝，鑽研文字之精妙、變化便是首要之務。透過「遊戲」方式，不僅可 以切磋彼此在文字使用上的能力，同時還能獲得精神上的愉悅效果。南朝大量產 生的「藥名詩」、「郡縣名詩」、「姓名詩」等類型的作品，皆屬此類。
以上三種帶有「遊戲性」的詩歌，主要都是自六朝時期才大量出現。本文也 將於其他章節中，將所舉之詩及相關作品詳細論述之。由於這種原本以「情志」
本質觀獨重，再逐漸發展為與「遊戲化」詩歌並存的過程，又與當時文人的遊戲
6 王康琚〈反招隱詩〉：「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昔在太平時，
亦有巢居子。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放神青雲外，絕跡窮山裏。鵾雞先晨鳴，哀風迎夜起
。凝霜凋朱顏，寒泉傷玉趾。周才信眾人，偏智任諸已。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歸來安所 期，與物齊終始。」參見【梁】昭明太子、【唐】李善注：《昭明文選》，317-318頁。
7 王康琚〈招隱詩〉：「登山招隱士，褰裳躡遺蹤。華條當圜室，翠葉代綺牕。」參見【唐】歐 陽詢等編：《藝文類聚•卷第三十六•人部二十•隱逸上》（臺北：文光出版社，民國63年8月 初版），頁64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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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態以及時代風氣有很大的關係。因此，本文將先就此部分，在下一節中進行討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