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六朝「詩歌遊戲化」與文學集團的關係
第三節、 六朝文學團體透過「詩歌遊戲化」增強社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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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主之世，（江）總當權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共陳暄、
孔範、王瑳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陳書‧江總傳》）76
從「狎客」團體的活動來看，與一般文學團體賦詩作樂本無不同，但因為加入了 大量的女性陪侍及參與創作，所寫的內容也多轉向對女子之容色體態讚美或戲 謔，77故多被視為荒淫糜爛的文學集團。78雖然我們可以解釋這種情形是受到蕭綱 宮體詩風的影響，但其實正也是因為「詩歌遊戲化」發展至此，以臻成熟，並足 以搭配其他娛樂活動達到更有趣味的效果，所以才會出現此種情形。
詩歌作為文學團體遊宴場合上的娛樂工具，雖然並非始自六朝，但卻發展且 興盛於六朝。本節將六朝區分為三個時期，並從文學集團的角度切入討論，發現 詩歌的創作動機逐漸朝向「遊戲」移動：從一開始不自覺的摻入「遊戲」性質，
到「情志」與「遊戲」產生模糊的界線，最後則確立了詩歌的「遊戲」性。這顯 示了「詩歌遊戲化」的轉變與六朝文學團體息息相關。而「遊戲化」的發展，也 從較為簡單的宴會娛樂，逐漸轉變為具有嚴格制度規範的性質。遊戲的型態，也 從原本以訂定題目為主的方法，加入了以韻腳為主的方式。而只重遊戲而不顧內 容情志作品的出現，更代表了「詩歌遊戲化」的興盛。這種現象也深切的影響了 初唐乃至於盛唐詩歌的發展。
第三節、六朝文學團體透過「詩歌遊戲化」增強社會
76 【唐】姚思廉：《陳書•江總傳》，頁92。
77 【唐】姚思廉：《陳書•後主張貴妃傳》：「（後主）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
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採其尤豔麗者 以為曲詞，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哥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
〈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也。」頁37。
78 胡大雷《中古文學集團》：「陳後主等人，如此荒淫侈靡，後主所組織的文學集團完全墮落 成為享樂集團。」頁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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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透過前面一節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發現詩歌的創作動機，在六朝文學團體的 推波助瀾下，逐漸轉為「遊戲」的性質。不過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遊戲化的詩 歌其實也增進了文學團體間的互動關係。雖然我們現在常把詩歌視作一種文體，
並從其本身的意象、結構、修辭、聲律等藝術性價值，進行詮釋。但在中國古代 社會中，文人卻普遍的將詩當作一種媒介而用於群體社會的互動關係上。關於這 部分，顏崑陽已有清楚的論述：
在古代知識階層的社會活動場域中，「詩」無所不在，知識分子普遍地將 它當作特殊的言語形式，「用」於各種社會「互動」行為。因此，「詩之用」
是中國古代既普遍又特殊的社會文化現象。依此而言，在中國古代，「詩」
不只是一種文學「類體」，而且更是一種不離社會生活的「文化」現象或 產物，可稱為「詩文化」。……中國古代知識階層以「詩式語言」進行互 動，既是具有「意象性」的「社會行為」，又是並時性甚而歷時性多數人 反覆操作的「文化行為」，故我將它們複合為「詩式社會文化行為」（poetry as sociocultural act）概念。79
這種「詩式社會文化行為」的起源與盛行很早。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80便 明顯指出了這種行為，在先秦春秋時已為常見。這種行為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層 次：第一，春秋時運用於國家外交的「賦詩言志」，是一種政治型態的「詩式社
79 顏崑陽：〈用詩，是一種社會文化行為方式——建構「中國詩用學」芻論〉，《淡江中文學 報》第18期，2008年6月，頁284～285、288。
80 《論語•季氏•13》：「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 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
，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 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參見【宋】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頁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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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文化行為」。其互動關係的產生是先由一國以「詩式語言」做為表達媒介，另 一方再同樣以「詩式語言」或相關的概念性語言回應。81第二，日常生活中文人 群體以詩作為互動關係的媒介，則是另一種型態的「詩式社會文化行為」。孔子 所說「詩可以群」，西漢的孔安國解釋為「群居相切磋」之義，指的正是這種文 人群體的互動關係。
但隨著文人看待詩歌的思考及發言位置不同，這種群體的互動關係亦有改 變。先秦至漢代的詩學，由於思考及發言位置主要是站在「讀詩者」、「用詩者」
的角度，所以其群體互動的基礎，便是建立在透過閱讀詩、使用詩（此時的詩主 要指《詩經》）所具有的深切涵義，進而達到群體和樂的境界。朱熹所言「和而 不流」，與劉寶楠解釋孔安國之義云：「案詩之教，溫柔敦厚。學之則輕薄嫉忌之 習消。故可以群居相切磋。」82均是由此角度進行闡釋詩的社會性功能。六朝之 後，對於詩學的思考及發言位置出現轉變。此時期的文人開始以「作詩者」的角 度去應對群體間的互動關係。如何能夠透過自身所寫出的詩，在群體之中獲得回 應及地位，成為文人所關注的重點。黃宗羲解釋孔安國之義所說的「群是人之相 聚，後世公讌、贈答、送別之類皆是也」，83則明顯是從此角度說明詩的社會功能。
尤其是在六朝時期，「由於文學觀念的自覺，詩歌創作地位提高了，詩歌既成為 抒發個人性靈的工具，也開始成為公共社會關係的潤滑劑」。84而且這種以詩為媒 介來增進群體之互動交流，更是隨著「詩歌遊戲化」的演變而愈來愈盛行，在文 學團體之間所扮演的角色也愈顯重要。黃亞卓曾云：
81 詳細論述可參見顏崑陽：〈論「先秦詩社會文化行為」所展現的「詮釋範型」意義〉，《東 華人文學報》第8期，2006年1月，頁55～88。
82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249﹔【清】劉寶楠：《論語正義•下》（台北：世界書 局，民81年4月八版），頁689。
83 【清】黃宗羲：〈汪扶晨詩序〉，收入薜鳳昌編：《梨洲遺著彙刊•下•南雷文定四集卷一
》（台北：永吉出版社，民國58年10月10日臺初版），頁2。
84 吳承學、何志軍：〈詩可以群——從魏晉南北朝詩歌創作型態考察其文學觀念〉，《中國社 會科學》，2001年第5期，頁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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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魏六朝公宴詩將「詩可以群」的社會功能推向極致，其在詩學史上的最 大價值和意義，就是將日常生活詩意化，人與人之間的交際，不再僅僅靠 互相傳達信息和問候的單一方式來實現，而可以通過群體游宴賦詩的活 動，或舉行專門的詩會作詩的游戲方式，在娛樂氛圍中，在紛紛展示自己 的創作才能中，實現群體間的交流。公宴詩成為一種顯示語言藝術魅力的
「詩信」，群體之間的交際成為一種「詩歌交際」。85
雖然黃亞卓指的是公讌詩，但實際上這種以詩歌為社交媒介的情形，在六朝的文 學團體中，屢見不鮮。
關於六朝「詩歌遊戲化」在文學團體中所加強的社會功能，大致可以分為兩 種：第一是政治權力的依附﹔第二則是同儕之間的交遊。底下將分別論述之。
一、政治權力的依附
從上一節的討論中，不難發現六朝文學集團的盛衰，與政治權力有相當大的 關聯性。無論集團主人本身是否因為愛好文學而組成集團，或是希望藉著集團以 招攬人才、培養羽翼，只有當他具有一定的政治權力時，文學集團才可能成立且 具有規模。因此，從各地聚集起來的文人，很多都是為了靠近政治權力的核心而 參與集團。由於集團主人掌握了實質的政治權力，並且足以左右集團文人的政治 地位，在這種政治生態下，文人為了能夠穩固或追求更高的政治位階，多數文人 勢必要在適當的時機，積極的配合集團主人在文學創作上的要求，並且同時展現 自身的才華及忠誠，才能夠獲得集團主人的賞識，進而得到升遷的機會。所以當 集團主人命作賦詩時，文人若能準確的掌握題目的主旨與主人的喜好，甚至還適
85 黃亞卓：《漢魏六朝公宴詩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5月一版一刷），頁1 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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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寫出對主人的忠誠與情感，就容易達成目的。在這種情形下，詩的自我抒情 性大幅降低甚至完全消失，而社會性功能則顯現出來，此時的詩也成為一種與集 團主人應對的媒介。由於集團主人命作賦詩的時機，往往是遊宴之類的聚會場 合，眾人皆在酒酣耳熱或輕鬆歡樂的氛圍下，進行集體創作。因此，這種類型的 詩歌在創作動機上，多半都帶有某種程度的遊戲性。上一節所提到「鄴下文學集 團」在遊宴中所寫的〈公讌詩〉，就是很好的例子。不僅所有參與創作的文人皆 能確實作出符合遊宴題旨的詩歌，而王粲「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克符周公 業，奕世不可追」、阮瑀「陽春和氣動，賢主以崇仁」，以及應瑒「巍巍主人德，
佳會被四方」三人的詩句，更是不約而同的頌揚了集團主人，藉著詩歌表示自己 的忠誠及愛慕之意。不過也因為公讌詩常帶有這種兼有遊戲性及政治社交辭令的 涵義，所以多為後世所批評。清代賀貽孫《詩筏》便云：
公讌詩，在酒肉場中，露出酸餡本色。寒士得貴遊殘杯冷炙，感恩至此，
殊為可笑﹔而滿篇搬數他人富貴，尤見俗態。86
賀貽孫雖然猛烈抨擊公讌詩，但其所謂「酒肉場中」，卻是公讌詩產生時的必要 條件之一﹔「感恩至此」則是文人欲傳達給集團主人的政治社交辭令。所以賀貽 孫認為詩中充滿著「酸餡本色」、「可笑」及「俗態」，反而可能是公讌詩在寫作
賀貽孫雖然猛烈抨擊公讌詩，但其所謂「酒肉場中」，卻是公讌詩產生時的必要 條件之一﹔「感恩至此」則是文人欲傳達給集團主人的政治社交辭令。所以賀貽 孫認為詩中充滿著「酸餡本色」、「可笑」及「俗態」，反而可能是公讌詩在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