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原住民族屬於南島民族，語言系統屬於南島語系，現今世界多數研究南 島語系的學者，皆同意台灣的南島語為古南島語最早的主要分支。其中的幾位語 言學家皆對台灣古南島語有重要評論，如達爾（Dahl 1976, 1981）認為台灣南島 語保存最多古語，應為第一分支；白樂思（Blust 1977, 1982）更進一步把南島語 分為四支：泰雅群、鄒語群、排灣群及馬來亞玻里尼西亞群，按照上述分類，台 灣在整個南島語中就占了三支，更顯其地位之重要。15
台灣原住民族自然的語言環境，自日本時期16開始產生變化。一八九五年馬 關條約後，台灣開始由日本統治，一開始日本政府對於台灣的教育有幾番爭議
17；接收台灣的第一年，伊澤修二奉派為臺灣總督府學務部長，向總督樺山資紀 提出〈臺灣教育意見書〉，言明：「臺灣的教育，第一應該使新領土的人民從速學 習日本語。」18，由此可見日本政府最終採用的是國語教育政策19。接著總督府便 設立「語言補習班」和國語傳習所，為將來的初等教育做準備20，隨後更進一步 開設小學校及公學校，為普及日語教育做足籌畫。
若要談論原住民族的語言相關政策，則可追溯自伊澤修二於一八九八年進行
15 李壬癸（1998）導論。《臺灣原住民文化基本教材（上冊）》。台北市：國立編譯館。頁 5。
16 本論文對 1895 年至 1945 年台灣政權僅以中性詞語稱為「日本時期」，有意避免使用日治、日 據等具政治意識形態的用詞。
17 如後藤新平認為毋需特別制訂教育建設（無方針主義），到木村匡義務教育論、持地六三郎反 義務教育論，此資料摘自李園會（2005）。《日據時期臺灣教育史》。台北市：國立編譯館。頁 48-50。
18 陳美如（1998）。《臺灣語言教育政策之回顧與展望》。台北市：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頁 12。
19 不似當時世界各國對殖民地的政策一樣，採用當地語言施行普通教育。李園會《日據時期臺灣 教育史》，前引書，頁 51。
20 許佩賢（2006）。《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台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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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調查，當時伊澤指派伊能嘉矩、粟也傳之丞兩人進行全島蕃人調查；翌年年 初，伊能嘉矩向總督府提交完整的調查報告書──《臺灣蕃人事情》，認為應依 照不同族群訂定不同的教育措施。21
此後，總督府對於蕃人的教化政策，分為兩種體系，一為普通行政區內之平 地原住民，二為特別行政區之山地原住民。普通行政區內之教育由各教育行政單 位所辦理，最初的機構是和漢人相同的國語傳習所（分教場），後來改為蕃人公 學校；特別行政區的教育則由警政單位負責，也就是後來的蕃童教育所。
當時留下許多原住民族學童至學校學習日語的紀錄，泰雅族的綢仔絲‧萊 渥，曾於自傳中提及年幼時學習日語的經驗：
部落裡設有一個很小的「蕃童駐在所 」，那裡有二個日本警察執勤，當時 因為沒有小孩願意去唸書，警察就選定四個小孩強迫他們來上學，只要有 孩子願意來駐在所學日語，每天就分給他們一人一顆糖，剛開始教他們說 鼻子、眼睛、耳朵等簡單的日語。22
此份資料描寫的情境應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五年之間23，可見許多山區的 部落是由警察擔任教員，且並無固定的上課教材，但這些情況在後續都漸有改 變，制度也更趨複雜完備。一九○八年三月十三日，日本政府制定《蕃童教育標
21 內文如此說道：「僅此復命。先前奉命從事蕃人教育設施準備相關調查，至事畢為止共廢一百 九十日，里程五百餘里。（中略）而其結論提及：若能得到化育彼等之宜，並勿失薰陶之當，必能 使之成為順良之民與捍衛之兵，此殆毫無疑問也。實際上，爾來在清光緒年間，舊政府從事開化 程度最低之泰雅族的教育，觀其結果，此僅不過三年左右之設施，便將彼等眾蕃童化育為樸實純 良之民，此乃事實，則臺灣蕃族絕非不可化育之人種，此殆無庸置疑，主要關鍵唯有在於所講求 之方法適當與否，啟發化育此等人不可求於一律之規，應依開化程度採取適宜措施，於是查察各 族之開化程度作為制定教育方案之參考。」，許錫慶（2010）。《臺灣教育沿革誌》。台北市：國史 館台灣文獻館。頁 212。
22 綢仔絲‧萊渥口述（1997），中村勝、洪金珠著。《山深情遙──泰雅族女性稠仔絲萊渥的一 生》。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頁 48。
23 參考《山深情遙──泰雅族女性稠仔絲萊渥的一生》一書，綢仔絲‧萊渥出生於 1916 年，
1922 年左右其居住的部落開始有日警進駐、教導日語，至 1929 年綢仔絲改名山口初美，此時她 已能流利使用日語，故筆者推論其所描寫的情景時代應在 1922 年至 1925 年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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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一九四五年，台灣政權移交國民政府，一開始便頒布多項語言相關政策：
1946.10.25 廢除報紙、雜誌的日文版，並禁止台籍作家用日文寫作，禁用 日語唱片；1947.6 月行政長官公署電令本省各級學校嚴禁員生運用日語並 禁賣該年出版之全日文版書籍(行政長官署公報 1947,夏 6 月)；同年 12 月 電令封存可以不用之日文書籍並禁止借閱(行政長官署公報 1947,67 期,6 月)；同年再度電令各級學校禁用日語，授課以國語教學為主，暫酌用本 省方言；日常用語盡量以國語交談，不准以日語交談，若有違背情絕以嚴 懲(1947 省公報秋 9 月)29。
在此期間有個例外，即台灣長老基督教會（以下簡稱教會）；國民政府認為 教會只要不以言論批評政治，即保有其傳教自由，故教會仍可用族語傳教。雖然 至一九五八年，政府改為明令傳教士不可使用方言傳教，但教會仍秉持以族語為 主要傳教語言。且大多數神父亦研究記錄原住民各族語言，其研究成果在現今仍 相當重要。
台灣原住民族群自原生的母語環境，經歷兩個時期的國語政策（日本時期日 語及現在的漢語），在語種轉換之間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族群失語狀態。回顧台灣 的五○、六○年代，漢族作家中有一群跨語書寫者，包括龍瑛宗、呂赫若等人，
這些作家們在日本時期使用日語創作書寫，進入國民政府時期後，因政策關係不 得使用日語，輟筆數十年後才重新跨語書寫；原住民作家中，善於使用日語創作 的如鄒族的高一生，其人在白色恐怖期間遭受政治迫害，隨後的幾十年間，原住 民族開始面對不平等的社會觀感，許多原住民創作者在書寫上亦趨向保守隱晦，
無法直書己意。
29 陳美如《臺灣語言教育政策之回顧與展望》。前引書。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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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的國語推行、禁說母語政策，直至一九八七年解嚴才開始鬆綁，教 育上則是於一九九三年開始改善，導入鄉土教學、母語教學等科目，此外亦修 改、編纂各種族語教材，但平心而論，學校教育和社會整體上所能給予的語言掌 握能力，仍然僅止於漢語。
本節所討論的原住民語言環境，可以略分為政策影響和社會影響兩方面，政 策影響使得原住民族的語言環境隨時代變化，日本時期進入番童教育所學習日 語，在家中同時講族語，該時期的日語接受及使用程度相當高，加上後期的皇民 化運動，原住民族對日本政府已產生國族認同，這點在許多專書中已詳細討論 過。進入國民政府時期後，原住民兒童亦在國民教育體制下學習漢語，甚至有一 段長達四十年的時間，漢語是唯一被認可的語言。經歷時代變遷，語言政策漸有 鬆綁，仍可看見台灣社會的現實狀況已將漢語作為大眾主要溝通語種；綜上所 述，從日本時期至解嚴前夕，這百年間推行的兩種「國語」（日語及漢語）造成 原住民族語能力斷層，加上國際語言教育的注入，種種因素，皆多重排擠族語的 使用和學習空間。
社會影響構成的因素相當複雜，最顯著的社會影響，筆者認為當屬二二八及 白色恐怖時期，此階段犧牲眾多原住民族菁英，此類政治事件亦造成族群的噤聲 現象，書寫及文化傳承產生斷層，社會氛圍逐漸逼使原住民族對族群認同產生負 面汙名觀感，種種因素都使流利掌握族語的人數減少、原住民族年輕一代慣於說 漢語；除此之外，亦使得現今原住民作家的書寫主要媒介為漢語。
漢語這門語言雖然未必是給予作家養分的沃土，但仍是台灣原住民作家書寫 的重要媒介，此點除了牽涉台灣社會之讀者、書寫內容傳遞廣度、原住民各族相 互溝通便利等因素外，在文學創作面向上，作家們將自身文化、語言化為漢語，
再由書面化的過程保存下來，這樣的過程亦使許多研究者努力挖掘並嘗試理解。
現今台灣原住民族的語言環境，除了使用漢語和族語以外，部落中日語仍然 是相當頻繁使用的語言，出生在日本時期的族人們熟悉流利地使用日語，其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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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大約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年間出生，這一代人在家庭中依舊自然而然地使 用日語；部落外來宗教如基督教會，其會眾使用的聖經除了羅馬拼音版本以外，
過去還有日語版本亦頗為盛行，卑南族創作者胡德夫就曾在訪談中提及自己幼時 替盲眼的兄長朗誦日語聖經的往事；隨著日語帶入部落的語種還有英文、德文 等，日語本身含有許多外來的翻譯詞彙，如トマト（番茄）即英語 tomato、アル バイト（打工）即德文 Arbeit，加上近年的國民義務教育將英語納入其中，使得 部落中英語單詞使用亦是相當頻繁。
各族人口或因通婚、工作等因素相互流動，在族與族之間，也時常在日常生
各族人口或因通婚、工作等因素相互流動，在族與族之間，也時常在日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