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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並置的景觀 ──夏曼‧藍波安

第二節 多語言的背景

一、 雙語並置的景觀 ──夏曼‧藍波安

原住民文學在書寫中,首先遇到的挑戰就是如何以漢語表現自身族群文化的 獨到之處,如何在書面上將所欲表達之事完整呈現?書寫時,族語漢語並置又有 許多不同的方法,如陳芷凡論文中即分析魯凱族作家奧威尼‧卡露斯盎的作品

《野百合之歌》,其中就有四種原漢語並置的方法169,奧威尼採用魯凱族語書 寫、呈現的面向相當廣泛,包括山川走獸、行為動作、動植物名詞釋義、儀式及 歷史典故說明等。這樣的註記說明特色也呼應其身為好茶部落說史者的身分背 景。

169 參考陳芷凡論文,其分析奧威尼小說《野百合之歌》中出現的四種雙語並置方法:一、以漢語 音譯,加上羅馬拼音,不做解釋;二、以漢語音譯,加上羅馬拚音,稍作解釋;三、以漢語表示 其意,並加上羅馬拼音;四、原漢語隔句呈現。陳芷凡〈語言與文化翻譯的辯證--以原住民作家 夏曼‧藍波安、奧威尼‧卡露斯盎、阿道‧巴辣夫為例〉。前引文。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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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研究者王志斌則廣泛分析台灣原住民族作家在作品中採用的幾點雙語並 置方式:一、漢語音譯,不加羅馬拼音但加注釋;二、漢語音譯族語,不加羅馬 拼音也不注釋;三、漢語音譯,加羅馬拼音但不作注釋;四、雙語對照,包含了 隔句對照、整篇文章對照;五、雙語交互使用,不翻譯不注釋。其他、多語混 用。王志彬認為台灣原住民族作家在族語和漢語之間進行嫁接,扮演著民族文學 的「書寫者兼翻譯者的角色」,也指出作家們在使用雙語時,兩種語言結構和思 維意向上大有不同。

可惜的是,王志彬在其後給出以下結論:

相較而言,漢語是相對成熟的語言,語言自然練達、抽象許多。而台灣少 數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和思維方式相對傳統,其語言也明顯表現出形象大 於邏輯的特性。族語與漢語之間的差異性,一方面造成台灣少數民族作家 駕馭漢語之艱難,致使他們在寫作中先用族語思考,然後「腦譯」成漢語 表達,在進而將族語思維和漢語句法融合,拓拔斯‧塔瑪匹瑪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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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充份表現出幾個嚴重錯誤的認知:首先,語言並無高下成熟與否之 分,此論點在語言學相關論述中早已是不爭事實,蓋伊‧多徹曾對於殖民國家認 為自身語言較原住民族語言優越此論點進行科學論證式的反擊,並以語言學家沙 皮爾(Edward Sapir)一九二一年之比喻說明文法結構的複雜度上,「柏拉圖語馬 其頓的養豬人並行,恐子也與阿薩姆的獵人頭蠻族並肩。」171王志彬對於語言學

170 摘錄自王志彬所著《山海的缪斯》第四章:當代台灣少數民族文學的審美品格、第三節:多語 思維下的漢語審美表達。筆者購買電子書,以手機閱讀時頁碼標號為 617,腳註 58 至 62 之間。

王志彬(2015)。《山海的謬思:當代台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71 蓋伊‧多徹曾於著作中討論語言相關學術研究歷史脈絡,其中對於「原始的語言」、「複雜的語 言」等言論提出論證,並指出語言無法測量其「複雜程度」,但「字彙量」則是有無文字書寫系統 的兩個社會系統最客觀的差別。以上牽涉到社會複雜度等,此非本段落討論之主要議題,需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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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的參考不足,在此段評述中表露無遺。第二,形象大於邏輯此論點亦相當模 糊不清,觀察王志彬針對雙語並置的論述,並未仔細研究所舉文例中該族群的語 言結構、文化、儀式、思維等,如何得出此結論,讓人不得而知。最後,拓拔 斯‧塔瑪匹瑪的「腦譯」議題,早已由作家本人提出詳盡說明,日本學者岡崎郁 子於一九九一、一九九二連續兩年就此議題訪問拓拔斯,研究訪談結果收錄於一 九九六年出版的《台灣文學──異端的系譜》172一書中,王志彬著作由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於二○一五年出版,卻對二十年前早已釐清的「腦譯」,以原住民作 家「駕馭漢語之艱難」來作解,實為不慎且不查。

本段關於族漢雙語並置之論述,筆者以達悟族作家夏曼‧藍波安的系列作品 為例。作家的首部作品為一九九二年,由晨星出版的《八代灣神話》,至今已逾 二十年。在此數十年的寫作歷程中,作家不斷藉由作品闡明族群理念,並藉散 文、小說等體裁記述部落族人的生活和歷史。夏曼‧藍波安更身體力行、返回蘭 嶼,親自學習達悟族的漁獵海洋知識。前行研究中,夏曼‧藍波安之作品中的回 歸經驗、達悟語句式或思維,等議題曾多次被論及。173筆者在閱讀作家作品時,

藉由不同年代的創作感受作家點滴回歸之路,在族語、漢語呈現上不同時期也有 不同的作法。

首本著作《八代灣神話》,此為作家採錄的達悟族口傳神話故事,作品中使 用達悟族語為主、漢語單辭翻譯參照的方式呈現,最後在隔頁以全漢語通篇翻譯 再述故事,也就是說,《八代灣神話》全書是以原漢語隔頁對照方式呈現;其中

討論。蓋伊‧多徹《小心,別踩到我北方的腳!──換個語言,世界就不一樣?》。前引書。頁 109-138。

172 岡崎郁子《台灣文學──異端的系譜》。前引書。

173 陳芷凡〈語言與文化翻譯的辯證──以原住民作家夏曼‧藍波安、奧威尼‧卡露斯盎、阿道‧

巴辣夫為例〉。前引文;戴貴慧(2011)。〈他方與地方──論夏曼.藍波安小說的主體辯證與美 學風格〉(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興大學:台中市;宋澤萊(2007)。〈夏曼.藍波安小說

《海浪的記憶》中的奇異修辭及其族群指導〉,《台灣學研究》第 3 期;魏貽君(2005)。〈書寫的 文字政變或共和?──台灣原住民文學混語書寫的意義考察〉,文載於王德威等(編)《想像的本 邦:現代文學十五論》。台北市:麥田出版社;杜侃倫(2010)。〈夏曼.藍波安的社會實踐〉(未 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東華大學:花蓮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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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翻譯的部分,如〈小男孩與大鯊魚〉一文,作者運用了「結褵」、「李家長、

張家短」(《八代灣神話:頁 59)等詞彙,顯示作者對於讀者反映的焦慮:

我在寫的一篇小說的時候,的確把許多有關的寓言傳說拿掉了,就是耽心 別人看不懂,怕漢人怎麼也無法進入。174

此段話發表於一九九二年舉辦的〈傾聽原聲:台灣原住民文學研討會〉,該 會議中夏曼‧藍波安表示自己尚無法對原住民文學下定義,因為「第一我自己覺 得,我對於漢字的使用還不夠成熟。第二點,我對母語的使用也不能得心應 手。」175該時期原住民文學仍處於建構、釐清的狀態,原運後第一代的作家參與 相關研討會、發表作品,多以漢名為人所知,如田雅各(拓拔斯‧塔瑪匹瑪)、 施努來(夏曼‧藍波安)、邱金士(奧威尼‧卡露斯盎);原住民作家在寫作時,

究竟應如何呈現自身母語和漢語?在此時代氛圍之下,作家們不免擔憂台灣人口 中佔據絕大多數的漢族讀者反應,由上述發言,已可感受到初入文壇的夏曼‧藍 波安,選擇考量讀者閱讀習慣,決定在其作品中採用漢語中慣用的遣詞用字。

一九九九年出版的《黑色的翅膀》小說,描述蘭嶼當地部落的四位男孩成長 過程,全書以主角們的對話呈現社會變遷現象,如教育、經濟、原漢議題等,文 本主要以對話呈現,顯示出達悟兒童的思維和不同的處世態度。原漢雙語並置的 方式在這裡是以隔句對照的作法加以書寫:

Da katengan no sinsi do gakko o arowa kavavatanen ta. Na Jyavehai.

「學校的老師又不會說這些故事給我們聽,喔,賈飛亞。」

174 夏曼‧藍波安的發言,〈傾聽原聲:台灣原住民文學討論會〉《文學台灣》。前引書。頁 88。

175 同上註。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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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an, ta katengan o kavavatanen no chon-ko-ren.

「對呀,又聽不懂老師說的中國人的故事。」(夏曼藍波安《黑色的翅 膀》:66)

陳芷凡碩士論文中同樣以上段文句作為分析案例,陳誤將族漢語順序顛倒,

並認為文中將漢語句置於前、族語置於後,如此的呈現有其用意,論文中原句敘 述如下:

原漢語言的順序透露出作者的腦譯順序」、「漢文行文安排於前,雖然有些 語句以揉合族語思維,但達悟語在此比較是『補充』的姿態,以保留作者 企圖傳遞的赤子之心和文化情境。176

然,陳以「母語運用凸顯夏曼藍波安重塑族群主體」為結論,這樣的分析的 確引導後繼研究者的思緒脈絡,亦使筆者在族漢語並置的議題思考上,往此光譜 方向移動。

夏曼‧藍波安以漢語寫作時,其所使用的書寫策略和文化衝擊,可以移民作 家面對的處境作為另一種思考面向,中裔美籍作家哈金在〈為外語腔辯護〉文中 主張,移民作家在面對寫作時通常有兩項挑戰:第一是如何呈現各種英語,第二 是如何用英語來表現各國的母語。在實踐中,第一項挑戰可以通過模仿各國口音 和不合文法的話語來達成,第二項挑戰則較為複雜,其複雜原因一為發音不相 似,二為敘述語言和對話語言的區別。177

此段言論提供筆者思考原住民文學中族漢語書寫的一個參照點:對於夏曼‧

176 陳芷凡〈語言與文化翻譯的辯證--以原住民作家夏曼‧藍波安、奧威尼‧卡露斯盎、阿道‧巴 辣夫為例〉。前引文。頁 54。

177 哈金《在他鄉寫作》。前引書。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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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波安而言,暫時不存在第一種挑戰──即如何呈現原住民各族之族語,除非作 家決定要將台灣原住民各族納入其創作中,且所呈現的對話占據一定份量,此挑 戰方可成立;第二項挑戰,可以將之轉換為,如何使用漢語來表現達悟族語。

理想情況之下,漢語在作品中必須要一定程度的反應達悟族語;因此,如果

《黑色的翅膀》中,男孩們的語句以達悟語放置在前、漢語句補述其後,並將漢

《黑色的翅膀》中,男孩們的語句以達悟語放置在前、漢語句補述其後,並將漢